雅安是女娲补天的地方,是茶马古道的起点,素有“川西咽喉”、“西藏门户”、“民族走廊”之称。雅安历史悠久,先秦时代就已纳入中央政府管辖,两汉文化历史底蕴丰厚。汉源的“富林文化”是我国南方的旧石器晚期重要文化遗址,蒙顶山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雅安还有大熊猫文化、民族文化、丝路文化、红色文化等。

文化与中华文化

文化是一个大概念。可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两种。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具有民族性、继承性、连续性、地域性。“文化”的英文是culture ,“文明”的英文是civilization ,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明是一元的,是以人类基本需求和全面发展的满足程度为共同尺度的;文化是多元的,是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不同条件为依据的。简单地说,文明求同,文化存异。从内容上看,文化是人类征服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的活动、过程、成果等多方面内容的总和,而文明则主要是指文化成果中的精华部分。从时间上看,文化存在于人类生存的始终,人类在文明社会之前便已产生原始文化,文明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定阶段。从形态上看,文化是动态的渐进的不间断的发展过程,文明则是相对稳定的静态的跳跃式发展过程。文化是中性概念,文明是褒义概念。文化有优秀的,也有糟粕的,既有有益于人类的内容,也有不利于人类的因素。文明则和某种价值观相联系,是指文化的积极成果和进步方面,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是一个褒义概念。

根据一般定义,中华文化就是“中国所有民族的文化总汇”,被译为The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group company,因此,“中华文化”简写为“CCNGC”。长期以来,学界都认为,中华文化起源于华夏文明,中华文化亦称华夏文化、汉文化,是指以中原文化为基础不断演化、发展而成的中国特有文化。因为炎帝、黄帝两部落融合成的“华夏民族”多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古人认为该民族居住在中央位置、文化发达、历史悠久,因此称该地为“中华”。 从远古至秦、汉,为中华文化创造及发达时期。汉朝之后,受到北方民族特别是被鲜卑、蒙古人、满洲人等统治的影响,中华文化有新的变化。汉唐时期借由丝绸之路,传入了大量西域文化。中华文化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文化一样辉煌。尽管朝代多次更替,但是中华文化却始终延续,所以中华文化是持续至今的古老文化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有“三十万年的民族根系、一万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国家史”。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多个,而其中又以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为主,中华文明是多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结果,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多源一体”的文明形成模式。

我们认为,中华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的总和,具有主体性、多元性、融合性、演化性。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56个民族都有贡献。不同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也与国外文化融合。几千年来一直处于与时俱进的发展变化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创造一方文化。因此,所有的真正原产文化都是地域文化。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渐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但都具有中华文化的共性。黄河文化(北方)主要有中原文化、胡同文化、秦陇文化。长江文化(南方)主要有楚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吴文化、越文化、徽文化、赣文化、江淮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闽文化。其他的还有傩文化、藏文化、大坌坑文化。海洋文化有妈祖信仰、郑和信仰、天妃宫、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文化。

从出土文物看,雅安文化十分独特。在汉代石雕中可以看到茶树、挑夫和马,与茶马贾(商)道记载一致,证明雅安是茶马古道的起点。茶马古道比南方丝绸之路还早。道家倡导天人合一,非常注重食养,茶水是人类最早的天然饮品,比咖啡还早。四川是道教的发源地。道家人士吴理真,最早栽培茶树,茶道、道茶文化也随着道教传遍华夏大地和世界各地。因此,茶文化主要与道家有关,而不是佛教,雅安是世界饮品的发源地。马克思多次论述中国茶叶与世界贸易的关系,陆上和海上茶叶之路比丝绸之路早得多,这对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有启示意义。

西亚“两河文明”和中国“两河文明”

我们认为,世界上存在“两河文明”,中国也存在“两河文明”。近年来,在长江流域发现了许多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的考古遗址,充分证明了这个观点。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长江和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国的“两河”,一个是黄河,一个是长江,比西亚的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与底格里斯河(Tigris)要长大得多,两岸也辽阔得多。黄河、长江的水性、两岸的人文也各不相同。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不同,是两大类各自成长的原始文化,互不统属。黄河、长江两流域最早何时共尊一个王权,还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世界学术界的“两河文明”是指在新月沃土的两河流域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Mesopotamia)所发展起来的一种文明。主要由苏美尔(Sumerian)、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等文明组成。新月沃地是指两河流域及附近一连串肥沃的土地,由美国考古学家詹姆斯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命名,在地图上好像一弯新月。新月沃地上有三条主要河流,约旦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共约40~50万平方公里。这个文明的中心大概在现在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带,这一带远古时期居住着许多种族,是干旱区域,但下游土地肥沃,很早就发展了灌溉网络,形成以许多城市为中心的农业社会。学术界认为,两河流域是世界上文化发展最早的地区,为世界发明了第一种文字--楔形文字,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编制了第一种法律,发明了第一个制陶器的陶轮,制定了第一个七天的周期,第一个阐述了创造世界和大洪水的神话。至今为世界留下了大量的远古文字记载材料。实际上,这个“两河文明”是一种文明,在人文发展上具有“一体化”特征,与中国的“两河文明”不同,因为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彼此相距不远,两条河流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基本相同。

西亚的“两河文明”与中国的“两河文明”有什么联系?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里写道:“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中国有学者(如杨军康)证明:西亚的“两河文明”来源于中国。苏美尔(Sumer)是阿卡德人(Akkadian)对公元前5千纪中后期进入达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这一人群的称呼, “苏美(Sume)”就是“夏母(Samu)”的意思。苏美尔人是华夏人,论其口音,可能是关中人氏。他们出现于两河流域与“神农战斧燧”和“后羿射日”两场战争有关。正是这两场战争,对今天人类种族分布格局和世界历史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和框架,影响极其巨大而深远。由于《全球通史》作者没有深入研读过《山海经》《周易》《黄帝内经》和《周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著作,也不了解中国最新考古成果,所以没能深刻揭示两种“两河文明”之间的历史渊源。我们在考察墨西哥、希腊、美国、巴西、澳大利亚等地一些土著人时,发现他们的文字类似象形文字,语言与汉语有相似之处,当地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土著人可能就是远古的中国人。这使我们想到中国周边的文化。历史上越南、琉球和朝鲜半岛曾是中国王朝的一部分,因此这些区域的文化也属于中华文化的派生,但由于二十世纪越南和朝鲜废除了汉字教育和汉语教学,今天的越南和朝鲜半岛和中华文化已没有直接的联系。中华文化亦被日本部分学者尊称为“日本文化之母”。近现代以来由于中国的落后、日本的崛起导致两种文化疏远,所以学者们普遍认为日本文化是中华文化、西方文化和日本土著文化的杂交体。

中华文明起源与四川盆地和中华龙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属于中国地理第一阶梯。根据现代地球科学和生物演化知识,人类可能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一部分西进到了印度、两河流域,再迁移到欧洲、非洲等地域。另外一部分东进,在地理第二阶梯的四川盆地经过长期进化,最后逐渐沿黄河、长江扩散到华夏大地,最后迁移到亚洲、东南亚等地域。因为四川盆地在中国第二阶梯和四大盆地中海拔最低,300米到700米,且河流众多,其他区域海拔高得多,而华北平原、东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属于第三阶梯,海拔更低。所以,喜马拉雅是世界人民的祖宗山,黄河、长江也是亚洲和东南亚人民的母亲河。这些有北京周口店猿人、四川资阳人、重庆巫山人、云南元谋人等考古证据。茂县营盘山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德阳三星堆等都是史料。为什么出土文物主要在中原地区而不是在四川盆地?这是因为中国文物主要是墓葬文物,在古墓中挖掘出来,四川盆地主要是火葬、水葬、天葬,随葬埋在地下的文物不多,加上河流众多,空气潮湿,地震洪灾较多,木头、布料、纸张很难长期保留(只有陶器、青铜除外),所以远古文物不多。雅安是雨城,湿度更大,文物更不易保存。而中原地区主要是土葬,空气比较干燥,很利于文物地下保存,因此出土较多。我们不能以目前出土的文物为最后定论,要结合地理学、地质学、宇宙学、生物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逻辑学等知识进行分析,才能得出符合真相的结论。我们往往掌握近期的证据较多,对远古的证据较少,绝不能据此否定远古历史事实的存在。要善于从其他学科吸取养分,以思想实验(爱因斯坦经常用)作出符合逻辑的推理。长江文明可能早于黄河文明,因为纬度更低,更适合人类生存繁衍。黄河与长江是阳阴两极,龙凤关系,黄河以北是龙,长江以南是凤,两河之间是交汇体,为中华文化主体,秦岭是南北分界线,中央公园。

我们最近研究感悟到,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即龙,其原型是马,飞马、天马、神马,后来随着朝代更替,统治者偏好变化,在飞马的基础上加入了其他动物器官和气质元素,就成为今天的“龙”。1987年在濮阳西水坡出土的“中华第一龙”,有6300年历史,其中的“虎”应该是“马”,因为虎对人类有害无益,也不能飞,不可能作为随葬品。这个出土文物正好说明,马向龙的过渡和转化。龙在中国传说中是虚构的动物,具有蛇身、蜥腿、鹰爪、蛇尾、鹿角、鱼鳞、口角有须、额下有珠等,这些动物符号都是后来演化加上的,与统治者的信仰和偏好有关。因为在古代,马是牧民的主要伙伴,是战争的主要工具,受到极大尊重和爱护,成为民族图腾及精神象征。在中国古代主要是北方民族统治南方民族,国家的精神符号(图腾)主要由北方民族决定,因此马就成为龙的原型。龙与凤代表阴阳,也就是男女,由于汉族人口众多,占据了中国历史发展大部分,所以龙和凤就成了自己民族的标志。龙飞凤舞,是中原地区与南方地区的民族标志。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中国的帝王自称“真龙天子”,具有权威的象征。另外,我们一直称为“马踏飞燕”的中国旅游标志,所谓飞燕并非燕子,而是古代传说中的龙雀,而马亦非凡马,而是神马,即天马。早在汉代张衡的《东京赋》中,就有“龙雀”和“天马”的说法。这是《人民日报》早在1983年就已报道过的新闻,有学者也早就提出应将此件文物命名为“天马龙雀”或“马超龙雀”,意为行空天马漫步神游星汉银河,风神龙雀蟠蜿蜷曲回首惊视。

汉文化与花椒树

我们在研究中还认识到,大渡河是藏汉民族融合之河,汉语实际是汉藏语系(没有藏族的地方很难说是汉语),汉字实际是观天地之像创造的符号,由黄帝所造,黄帝出生在四川,儿子都在横断山脉一带工作。汉源是花椒的人工驯化地,四川盆地出土的随葬品“摇钱树”就是花椒树,最近我们从符号学角度论证了花椒树与摇钱树的关系(《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五期)。黄帝主要居住在瓦屋山(轩辕之丘),黄帝的两个儿子都降居岷江、雅砻江,大禹出生在汶川北川一带,因此可以认为四川盆地是汉文化发源地,汉源是核心区,这可以从四川盆地出土文物尤其是汉源旧石器时代的“富林文化”求证,也可以从安宁河谷的巨型石墓探究,还能从“嫦娥奔月”发生在凉山冕宁的事实进行思考。《西游记》记载唐僧西天取经,去的时候应该经过新疆等地,回来可能是经过尼泊尔和雅安,雅安等地就有晒经乡、晒经石、晒佛村等地名,说明当年经书落在了大渡河(通天河)、金沙江等水中。有学者指出,中华文化的全部含义就是“善”,善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公约数,应以“善”来解读中国文化。“善”与“恶”相对,善与羊有关,应该是羌族文化。善字,从羊从言,本义是像羊一样说话,不吵架、不打架。羊是中国的吉祥物,是一种合作的象征。还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在神农时代以前的政治形态是部落政治,而部落的领袖是“巫”。中华文化与“巫”有关,在甲骨文中表示(工,巧具)(又,抓、持),表示祭祀时手持巧具,祝祷降神。造字本义:远古部落中智慧灵巧的通神者,以神秘法器,祝祷降神。金文承续甲骨文字形。篆文写成一“工”两“人”,表示两人或多人配合祝祷降神。巫字表示在天地之间分隔的两人,实际表示在秦岭南北两边的阴阳、男女。我们可以看到,黄河与长江之间的秦岭,是分界线,小秦国大扩张,秦始皇统一中国也在情理之中。对“巫”的发现流传到伏羲,把历代的“巫”回答百姓的答案加以整理归纳成六十四个个案(64卦),这就是《易经》的由来。“医”和“易”是一对双胞胎,是人类文化的两大主轴。有关《易经》的流传有《连山》、《归藏》、《周易》三种,实际上是一本书,由于版本不同而书名有异。

文化的树状结构与分形生长(DLA)

四川盆地是北纬30°和中华对角线(胡焕庸曲线)的交汇点,是中华文化发源地。中华文化从四川盆地向外扩散的方式是分形(fractal)生长,具有自相似特征(局部与总体相似),这就解释了“多源一体”之说。中华文化实际是一个树状结构,“一体”表示中华文化这个主干,各地域文化是树枝和树叶,都具有自相似的分形结构。这种结构在非线性系统中叫 DLA模型(Diffusion-limited Aggregation),就是扩散限制凝聚,是由美国科学家威顿(Wit- ten, T. A.)和桑德尔(Sander, I_. M.) 在1981年提出的,它的生长规则是在一个二维平面(或者三维空间)的中心处放置一粒种子,接着在离中心较远的边界处随机地产生一个粒子,并让它按无规行走方式作扩散运动,当粒子运动到种子粒子的近邻处时就与粒子凝聚成一个集团,然后在边界处再产生一个粒子作扩散运动,如此反复进行,这样就可以得到足够大的DLA团簇(cluster)。在数学上,此图具有“五角星”结构,“黄金分割”特点和Fibonacci数列性质。DLA模型是分形结构,局部结构与整体结构相似。图形具有开放型的树枝状结构和无规自相似性质。利用相关函数法求得其分形维数在二维与三维背景空间中分别为:D=1. 66和D=2. 53。DLA模型提出以后,引起了学界极大兴趣,并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此模型用极其简单的算法抓住了大量自然现象的关键要素,通过简单的运动学和动力学过程就可以产生具有标度不变性的自相似的分形结构,从而建立分形理论和实验观察之间的桥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实际体系中分形生长的机理:界面具有复杂的形状和不稳定性的性质,生长过程是一个远离平衡的动力学过程,但集团的结构却有稳定且确定的分形维数。标度不变性是一个重要概念,在中华文化研究中表示中华民族的共性,比如“善”,爱好和平,是相同的。各地域文化表现形式不同,但内在秉性和实质是相同的,这就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在我们的DLA图中,中间的原点(种子粒子)是在四川盆地,然后不断向各方扩散生长,构成一个中华文化的整体系统。可在模型生长中设置不同条件和限制,就可以得到不同的形态和结构。DLA模型适应性很强,很广,可以在平面也可在立体空间,可以定性也可以定量,计算程序很简单,在网上和书上都可以找到免费程序单。对中华文化的起源和演化,DLA模型在目前是最好的计算工具和方法。

中华文化传播的DLA形态(中心在四川盆地)

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