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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古城可能毁于洪水瘟疫

贾玲

2018年10月07日 01:45

李后强
川经瞭望


【摘要】金沙遗址是21世纪中国重大的考古发现,是世界上同时期出土古代象牙最集中的遗址,是中国同时期出土金器、玉器最多的遗址。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分析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发现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在风格上既与三星堆文物相似,也存在一些差异,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三星堆古城可能是被雷击烧毁而灭,但金沙文明为何衰亡,众说纷纭,至今仍是学术之谜。金沙古城是被什么力量所灭?为什么没有文献记载?文物为什么没有破坏痕迹?太阳神鸟用途是什么?这些问题必须回答。我们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还原法”研究金沙古城消失问题,认为“洪水之后的大面积瘟疫摧毁了金沙王国”。“还原法”就是把考虑场景还原到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自然环境,如农牧业社会,科技落后,自然灾害频发,人们信仰原始宗教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横行人间的瘟疫基本绝迹,“送瘟神”已经成为历史。但是,2003年爆发的“非典”SARS告诉我们,不能忘记历史,金沙古城可能“毁于洪水之后的瘟疫”,更提醒我们,有些事要时时挂在心上。

为推进西部生态文明建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正组织编写《巴蜀江河传》系列丛书,其中《成都河流故事:流淌的江河博物馆》已经正式出版,我为丛书撰写了总序言“不废江河万古流”。在收集整理江河资料中,我们发现四川古代河流众多,分布广泛。由于成都平原是冲积平原,河道变化很大,近代消失的河流很多,由此想到金沙古城消失之谜,可能与河流改道、洪水泛滥有关,特别是与洪水之后的大面积瘟疫流行导致大量人员死亡有关。因此古蜀国的实力大大衰减,无法抵抗外敌入侵被灭。金沙太阳社鸟和三星堆太阳轮盘都是古代蜀人的历法器,启发了后来的周易八卦和算盘,根据日月变化计算季节气候,以便安排农业种植。

清华大学范念念、吴保生、刘乐2010年7月在《山地学报》刊文指出,发生于公元前1099年的地震引起山崩、滑坡堵江,进而引起河流改道,并导致三星文明的消亡和金沙文明的传承,以及杜宇时代的严重水灾。这是一个重要观点,有助于探讨金沙古城的消失,至少说明成都平原水患很多。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研究员陈宁生等指出,历史上成都古城镇迁移的最大可能因素应是山洪泥石流灾害,金沙遗址可能是被公元前300年左右的龙门山区地震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所毁灭,因为最近的一次金沙古城的毁灭时代上与2300-2600年前的区域大地震的时代吻合,相关成果发布于知名国际期刊《地貌学》上。他们认为,古蜀国频频受到山洪泥石流等灾害影响,蜀国国力的衰弱导致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在科技水平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古蜀人希望有一双“千里眼”,寻找一片安宁的土地,四处迁徙。陈宁生研究员的论文是破解金沙古城消失之谜最重要的成果,非常具有说服力。

洪水肆虐是击垮古蜀国的最后一环,应该没有太多异议。《史记·张仪列传》中记载“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我们分析发现,几乎目前所有的研究成果,对于金沙遗址的古墓葬类型和分布,对于完整的出土器物,都不能作出很好解释。据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介绍,有2000多座墓葬,有成片的,有零星的,更多的则是集中埋葬的,很多都在居住区附近。集中埋葬包括合葬,不应该是洪水灾害造成,因为活人是可以逃跑的,况且当时古人游泳本领高强,死亡人数有限,洪灾后还可以重建家园,不可能彻底毁灭。而应该是疾病造成,更可能是瘟疫造成,因为大洪灾后都有大瘟疫,只有大面积瘟疫才有大量人口集中死亡。另外,如果是战争,这些珍贵器物如金器玉器应该被掠走,不会留下掩埋,象牙也是好东西不应该集中掩埋。根据王毅、邓聪主编《金沙玉工I: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璋研究》第241至251页介绍,在“梅苑”地点内已经出土6000件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礼器,发现了大量象牙、野猪獠牙、鹿角等,从该文图八(第244页)可见象牙、野猪獠牙等都是被泥沙掩埋的。我们在研究金沙器物没有被人为故意损坏的基础上推测,金沙古城可能毁于洪水之后的大面积瘟疫流行,大多数人死亡,因而生产力大大下降,国力衰减,很快被灭。虽然没有历史文献直接记载这件事,但从《山海经》等古书中可以找到间接证据。古代医学不发达,对于瘟疫毫无办法,而四川盆地河流众多,水患频发,瘟疫多次爆发。金沙遗址祭祀区与三星堆祭祀坑完全不同,泥沙和文物混合在一起。金沙遗址坑里大小不同的泥石颗粒散落在不同部位,象牙杂乱地分散着,其中还掺杂泥沙,这应该是山洪冲击造成的“洪痕”。在遗址内,还发现古河道乌木。循着这些蛛丝马迹,陈宁生研究员推断出,大地震发生后,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发,河道堵塞,河床提高,最终导致蜀地出现了大洪水。因此,发生瘟疫的可能性极大。

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恶性传染病,常见的有鼠疫(黑死病)、天花、霍乱、流感、痢疾等,其它的还有大头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等。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次的瘟疫,其中有些影响特别严重。公元前9000年至7500年有人类早期疾病出现。公元前1500年埃及发生疫病(炭疽)大流行。公元前1140年以色列发生疫病大流行。公元前430年到前427年,雅典发生了瘟疫,近一半的人口死亡,整个雅典濒临毁灭。14世纪欧洲爆发黑死病,发病1至3日之内死亡大约2800万条生命,死亡人数占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意大利、英国死者半数,据称是由中国商人和蒙古军队传入。1347年欧洲瘟疫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谈》即是以这场瘟疫为故事背景,描写浩劫下的人性。在《旧约圣经》中有类似鼠疫侵袭亚述军的记载。

在中国各个时期都有瘟疫流行,死亡人数惊人。在公元前243年,中国有疫病流行记载,后来记载更多。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在中国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记载。“疠”字可见于《尚书》、《山海经》和《左传》。在公元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东汉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可见当时瘟疫流行之猖獗。1344年,中国淮河流域爆发黑死病。1855年在云南省发生的鼠疫,单在印度和中国就引发超过1200万人的死亡。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口传历史很早,最后完成可能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由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物产、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内容,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全书十八卷,共约31000字,记载了100多邦国,550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地理等。其中《山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山海经》记载有古蜀国的史料,如《海内西经》记载:“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这是古蜀开明一族的图腾形象,开明王朝延续至战国末年。据《华阳国志•蜀志》称,“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说明是秦军灭了开明王朝,因此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为开明氏蜀王的可能性很大。根据北京大学孙华教授对古蜀五个朝代的时间划分,我们认为,公元前2600年至前2000年为宝墩文化(主要是蚕丛、夏朝),前2000年至前1800年为鱼凫文化(可能是柏灌、鱼凫,夏晚),前1800年至前1200年为三星堆文化(主要是鱼凫,商代),前1200年至前900年为十二桥文化、金沙文化(可能是鱼凫、杜宇,商晚、西周),前900年至前500年为新一村文化(可能是杜宇、开明,东周),前500年至前100年为青羊宫文化(开明晚期,巴蜀文化晚期),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朝代各数百年。所以,金沙古城在公元前1200年至前650年之间,主要在杜宇时代。在杜宇与开明之间发生了巨大洪灾,洪灾之后瘟疫灭了杜宇时代的金沙古城。《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黑水之闲,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樭,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说明天府之国的富庶与殷实。袁珂校注:“杨慎《山海经补注》云:‘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衡以地望,庶几近之。”都广(广都)就是今天的华阳镇一带。都广之野也指上古巴蜀农业文明的中心,也就是成都平原。《蜀王本纪》言:“蜀王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公元前7世纪(春秋),开明氏鳖灵自立为蜀,号丛帝,建都广都。此处的黑水指的是发源于四川省大邑县双河乡境内的黑水河,又名长石坝河。稻黍稷麦菽分别指什么?指水稻、玉米、小米、小麦、黑大豆。《山海经》讲了许多洪灾事例,比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现在认为女娲补天在雅安。《山海经·南山经》:“有兽焉,其状如禺而四耳,其名长右,其音如吟,见则郡县大水”。《山海经》中许多异兽怪鸟就是瘟疫代名词,如旱魃、絜钩、趾踵等。根据《山海经·卷四·东山经》记载:“又南五百里,曰(zhēn)山,南临水,东望湖泽,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嗥狗,其名曰峳峳。见则其国多狡客。有鸟焉,其状如凫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钩(图1),见则其国多疫。”絜钩长得像鸭子,却有着老鼠一样的尾巴,擅长攀登树木,它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瘟疫灾难,所以絜钩是瘟疫的代名词。实际上“絜钩”就是鼠疫和禽流感,发生地点在四川盆地,古蜀盆地是20万平方公里的内海大泽,《易经》的八卦兑泽(方位西)就是指西部四川盆地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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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山海经》的絜钩

《山海经》还讲,太山“山上生长着一种怪兽,它的形体同牛很相似,但头是白色的,长者一只眼睛,蛇一样的尾巴,它名叫蜚。这是一种不祥之兽,它从河水与水泊,河和泊就会干涸,它从草丛中越过,草木就会枯死,只要它一出现,天下就会瘟疫流行。”(《东次四经》),这应该是霍乱病;复州山“山中飞翔着一种鸟,它的形状像猫头鹰,却长着一只脚,生着猪尾巴,它的名字叫趾踵,这是一种不祥之鸟,如果它出现,全国就会出现大瘟疫”(《中次十经》),这可能是天花病。《山海经·海内南经》里面记载:“西南有巴国,又有朱卷之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这说明西南巴国一带有大象、有犀牛、有巴蛇,蛇能吃象,君子吃了蛇肉可以治疗瘟疫(霍乱),这证明瘟疫存在。所以,金沙遗址有重达一吨的象牙,还有牛、蛇造型的器物。北宋《舆地广记》记载:“犀浦县,属益州。秦时李冰作石犀以压水精,穿石犀渠于江南,命之曰犀牛里。县取此为名耳,不在其地也”。这说明,郫县犀浦镇“犀牛里”可能就是古蜀“犀牛西”,李冰从古人那里学到知识,受到启发。从《山海经》可以知道古蜀多水灾、多瘟疫。

由于四川盆地的特殊地理环境,成都比较容易发生洪水之后的大瘟疫。《蜀志》中记载,当时最为盛行的有三种瘟疫:第一种叫做大头瘟,沾染此疾的人脑袋肿胀,可以大到像量米用的米斗一样,头发全部变成暗红色。第二种叫马眼睛,患者发病之后双眸肿痛,直到最后眼睛流出黄色的脓水,眼珠溃烂掉落。还有一种叫做马蹄瘟,发病后患者从膝盖到脚趾奇痒难忍,直至肿胀成为马蹄状。这三种病皆为绝症,中者不救。患病死去的人没有人敢触碰,直到他们腐朽在床榻之上也没人掩埋。在义熙四年(公元408年)九月,四川疾疫大起,“死者大半”,士兵十不存一。“湖广填四川”也是由于瘟疫等传染病流行造成人员死亡。公元1648年,四川瘟疫大作,数百里之内没有人烟。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唐朝丽在《民国时期四川的传染病与社会1912—1937年》文章中指出,大灾之后有大疫,四川传染病全年皆有,在5—8月为高发期,1920年水旱灾害后,瘟疫导致重庆死亡1万余人,成都死亡4000余人,郫县死亡2000余人,富顺、自流井死亡六、七千人。据张义奇、冯水木等“《老成都·街巷》160:肆虐成都洪水泛”报告,从都江堰建成后的两千多年间,成都的特大洪水每隔数十年就有一次,而大洪水则是几年来一次。从公元952年至l223年的271年中,发特大洪水8次,平均34年一次;从1914年至l949年的35年中,特大洪水和大洪水发生了10次之多,平均三年半一次。据1947年望江楼水文站的记录,从6月30日起,成都连续7天降雨都在366毫米以上。城区80多条街被淹成汪洋,城内外被冲毁的桥梁有60多座,著名的万福桥、复兴桥、十二桥、安顺桥、东门大桥尽皆遭冲毁,还有l000多不幸的居民也被卷进了鱼腹。许多人逃过了洪水,却没躲过洪水后的瘟疫,霍乱吞噬的生命远远大于洪水。霍乱来势之凶,只要一出现拉肚子,两三个小时就没人了。有—个拉黄包车的人,跑着跑着—头栽倒在地就死了。霍乱传染的速度惊人,一人发病,几天之内就全家死绝。从l947年至l949年,连续三年发洪水,也就连续三年流行瘟疫,死亡无数。张义奇、冯水木等指出,由于死人太多,每天送葬的人成串成线。先死的人还有棺材,后死的人则连火匣子都找不到了,只好用席子一裹,草草安埋了事,甚至埋死尸的人在挖坑时,自己就—个跟斗栽了进去。洪水与瘟疫夺去了许多生命,当年成都城内棺材告罄,城外官山重重叠叠埋着死人。1947年的成都洪灾震惊了全国。《申报》在7月12日的新闻中这样描述:“由于天灾人祸,患害频来,使悠闲的成都社会,变成了一幅哀鸿遍野的流民图。”鉴于瘟疫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古代中国很早就开始进行了各种预防和控制尝试,具体措施包括:顺应节气、巫术的精神控制、注意公共卫生、派遣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处理尸体、病人隔离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瘟疫防止采取了特别有力的措施,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

黄帝时代有象形文字,商周时代有了甲骨文,对金沙古城消失为什么没有文字记载?因为金沙古蜀人死的太多,先死的有人集中埋葬,后来死的没人埋葬,更没有人记录。此外,古蜀是“四塞之国”,道路“难于上青天”,知道者不多。扬雄、常璩也没有听说过,因此没有记入史册,《蜀王本纪》、《华阳国志》和《山海经》都没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谢桃坊指出,扬雄作《蜀王本纪》,拟构了蜀王的世系,但《蜀王本纪》早佚,今存两则重要佚文是:“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文选》卷四《蜀都赋》刘逵注引),“蜀之先称王者曰蚕丛、柏灌、鱼见、开明。是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至蚕丛,凡四千岁”(《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第一则佚文引用的时间较早,文意完整连贯,第二则为宋人转录,有错字和脱落。这说明古蜀人不注重文字记录,即“不晓文字,未有礼乐”。那时计算年岁方法与今天不同。“不晓文字”是不知道用文字记录,“未有礼乐”是指辉煌的宗教文化被灭了(三星堆、金沙遗址那么多礼器)。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完整、没有烧毁、砸烂痕迹,说明没有人为故意破坏,只能是自然灾害所致。古蜀富饶强大,几乎不可战胜,只有洪水瘟疫才会使其灭亡,这可以从上吨象牙、千枚野猪獠牙,还有鹿角、大量金器、玉器、铜器、木器、陶器等证明。金沙祭祀区时间在公元前1200年至前650年,即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说明金沙古城不是秦国所灭,秦国灭蜀是公元前316年,在此之前金沙古城就没有了。金沙遗址的大型房屋建筑基址可能是宫殿建筑,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至前771年,即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也在秦国灭蜀国之前。金沙遗址生活区有灰坑、水井、水塘、墓葬、陶瓷等,说明这里居住人不少。金沙遗址青铜器主要是小型器物,不能独立成器,是大型礼器的附件,可能由三星堆带来。成都平原在古代经历多次洪灾、多次瘟疫,因此墓葬有多种类型。

对于鼠疫和霍乱等瘟疫不要害怕,因为这些病菌生存能力有限,在自然界很快会死亡。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在没有治疗的情况下,感染腺鼠疫75%会死亡,感染肺鼠疫的近100%会死亡。鼠疫菌的生存能力比较弱。搞好环境卫生,可预防感染鼠疫杆菌。现代科学认为黑死病病毒已基本灭绝,但鼠疫却可能发生。我国1935年沈阳康平曾暴发鼠疫,致78人死亡。鼠疫菌在常温、常湿的环境中,能存活几个小时。鼠疫阳光直射、100℃下1分钟可致细菌死亡。水里有了鼠疫,只要达到沸腾1分钟以上就没事了。鼠疫菌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很快就会死亡,一般是十几分钟就够了,最多到半个小时。在痰液、血液中能生存几个小时到几天,在寒冷、潮湿的条件下不易死亡,在-30℃仍能存活,于5-10℃条件下尚能生存。可耐日光直射1-4小时,在干燥咯痰和蚤粪中存活数周,在冻尸中能存活4-5个月,但对一般消毒剂、杀菌剂的抵抗力不强,对链霉素、卡那霉素及四环素敏感。

霍乱是因摄入的食物或水受到霍乱弧菌污染而引起的一种急性腹泻性传染病。霍乱弧菌能产生霍乱毒素,造成分泌性腹泻,即使不再进食也会不断腹泻。每年估计有300万~500万霍乱病例,另有10万~12万人死亡。病发高峰期在夏季,能在数小时内造成腹泻脱水甚至死亡。一般来说,霍乱弧菌在外界环境中的存活力是有限的,在水中存活时间取决于许多因素,诸如菌株的生物型、污染菌量、水的温度、酸碱度以及水中的细菌、盐分和有机物的含量等,如在pH8.2的江水中能存活16天,但在经过灭菌的江水中,能存活35天。在一般自然界的河水、塘水、井水、海水中,弧菌可存活1~3周甚至更长。但如水中含有大量其他细菌时,霍乱弧菌存活的时间则大为缩短。霍乱弧菌对热、干燥、直射日光都很敏感,弧菌在100℃水中1~2分钟即可被杀死,对低温和碱耐受力较强,对酸和强氧化剂极为敏感。对各种常用消毒剂如漂白粉、过氧乙酸、来苏儿、碘、季胺盐类和高锰酸钾等敏感。自来水与井水中加0.5mg/L的氯15分钟即可杀死弧菌。因此,只要认真预防,科学灭菌,严格隔离,就没有问题。这方面的知识积累已经非常丰厚。

地质学家认为,恐龙灭绝和青藏高原的形成是因为小行星撞击地球。在6 5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有力地撞击了地球,撞击产生的尘埃长期遮住阳光,使植物无法进行光合作用,渐渐死去。因此,以恐龙为代表的动物群因为没有食物而大批死亡,直至灭绝。也是由于这次撞击,形成了宽阔的墨西哥湾,而在与墨西哥湾相对的地球的另一面则隆起了高峻的青藏高原。这是地质科学家经过地质调查,对古生物化石及地质、地貌进行研究后得出的假说。阿明王倪在博客中详细分析了塔里木盆地起源于小行星撞击的过程。黄远杰认为,四川盆地和塔里木盆地是同时形成的,时间是2.2---2.5亿年前,一颗直径250多公里和一颗直径400多公里的行星同时撞击下来而分别形成了四川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由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徐书华研究组完成的论文指出,青藏高原人群的遗传起源可追溯至4万年至6万年前,不同人类族群之间的分化、隔离、融合,最终造就了现在的青藏高原人群。这项研究相关成果已在线发表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艾杉、白雪曼研究指出,现有西藏地质、生物、考古等方面的发现证明,远古时代的青藏高原不仅适合原始人类生存,而且很有可能是原始人类的发祥地之一。通过这些研究,可以认为人类起源于喜马拉雅,中华文明是从西到东、从高到低传播,文明源头在黄河和长江上游。古蜀人在阿坝茂县创造了距今5500-6000年的“营盘山文化”,遗址位于四川阿坝州茂县凤仪镇境内,是一处自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代的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证明,三星堆城址是夏代晚期至商代古蜀王国的都城,出土文物汇聚了蚕丛时代采集狩猎文化、鱼凫时代渔猎文化、杜宇时代农业凤鸟文化。开明王朝最初定都于郫,开明王五世(一说九世)时“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结束了蜀人自岷山石室进入成都平原以来的不断迁徙。大约在距今4500年至3700年,成都平原出现比较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被命名为“宝墩文化”。1995年以来,在成都平原发现的一系列史前城址,包括:新津宝墩古城、温江鱼凫古城、都江堰芒城古城、崇州双河古城和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和高山古城、郫县古城等,都属于宝墩文化的范围。史学家说,这是城市最初的胚胎,从那时到现在,成都城市文明发展史已长达4500年以上。开明王朝迁都成都后“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处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全盛时代。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手工业发达,“成造”漆器精美绝伦。还出现了官方市场“成都市”,个体商贾的贸易近至汶山、笮都和僰,远至夜郎、滇越。但这些都是农牧文明和手工业经济。金沙遗址的玉器、铜器原料都产于四川,主要是阿坝、攀西一带,如汶川、彭州、石棉等。《山海经.中山经第五》记载,“岷山,江水(岷江)出焉,...其上多金玉”。《华阳国志.蜀志》(刘琳校注)有“(绵道)有玉垒山,出壁玉。湔水所出”。湔水即今天的白沙河、茶坪山、彭州宝山村。《汶川县志二十一.宝石玉石》记载“龙溪乡产绿玉和白玉”。在金沙遗址为什么没有发现三星堆那样的大型青铜器?这是因为古蜀人在三星堆被雷击燃烧后,觉得这些大型青铜器不吉利、不灵验,就不再花功夫制造了,因此在金沙就少了,只有小型挂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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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金沙太阳神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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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三星堆太阳轮盘

三星堆太阳轮盘(图3)与金沙遗址太阳神鸟(图2)是农业文明的象征,是古代历法标记,是古蜀国的国徽。现在世界上有9个国家国旗有太阳,如日本、老挝、哈萨克斯坦、马其顿、阿根廷、孟加拉等。这两个与太阳有关的神器,启发了后来的周易八卦和算盘,根据日月变化在太阳轮盘和太阳神鸟上可以推算季节气候变化,从而安排农业种植。可见,四川自古就是“农业大省”,至少从商代开始就是农业发达的地方。在三星堆,青铜太阳轮盘一直是文物瑰宝的重中之重,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古人塑造的太阳,它被解释为古蜀人民对太阳的崇拜。实际上,太阳轮盘大圆圈内的五指,表示“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表示一个人在“天圆地方”中,也表示五星汇聚,总之与天象气候有关。圆内正五角星,是五次对称性,满足数学上黄金分割率0.618和斐波拉契级数特性,是分形“fractal”自相似结构如准晶体(一种介于晶体和非晶体之间的固体结,2011年诺贝尔奖)(图4),与最近很热闹的“黎曼猜想”质数定理密切相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人员发表于Journal of Statistical Mechanics: Theory andExperiment(《统计力学:理论与试验》)的一篇论文指出,准晶体内部原子排列位置与质数序列存在联系。通过X射线对材料的分析可高精度预测质数。与典型晶体相比,准晶体的布拉格峰排列更为复杂和独特,准晶体布拉格峰之间,仍存在较小布拉格峰,发现质数也存在自相似组(分形),即在某些高度的峰值之间存在较小峰值的组。质数是只能被1或它自己整除的数。非常大的质数目前被用于密码系统。虽然数学家对质数研究已久,但目前来看,质数在数轴上的出现似乎是随机而无规律的。但“黎曼猜想”和质数定理表明,质数分布有自身规律。根据五星可以推算季节变化和大致天气,有助于农业生产。“五指”表示五颗行星在一时期内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在汉代出现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蜀地织锦护臂,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该织锦,现在收藏于新疆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国内外天文考古界研究表明,五星聚会的理想周期为516.33年。“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中国古代先民观察五大行星运行变化而归纳总结出来的占辞术语。“东方”是中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主要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地区及中原,是一个地理概念。通过“五星聚会”研究,科学家们推算出2040年9月9日将会出现罕见的五星聚会天文奇观。此时,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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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哈密尔顿回路与准晶体

金沙太阳神鸟比三星堆太阳轮盘更精准,表示四季十二个月。每只鸟(三脚鸟)对应3个月,代表一个季节,春夏秋冬四季轮回。这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四时的知识,能够根据四时的不同特点而适时地安排农活。内层的12道旋涡状光芒,像火苗、像一根根象牙,也象一轮轮弯月,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这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规律和原因,已经知道“岁”与太阳运行有关,“月”与月亮运行有关,一年有12个月,使用的是阴阳历。《大荒海内经》载:“噎鸣生岁有十二。”《大荒西经》载:“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次。”《三海经》说明日月星辰四个与十二生岁的关系。总之,无论是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还是三星堆遗址的太阳轮盘,都证明古蜀人所使用的历法,相当先进。但这些,都被洪水瘟疫打入茫茫地下,数千年后才重见太阳。

成都平原的古文明影响力巨大。那时,古蜀国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北控汉中地区,在汉水上游与楚、秦、巴角逐;南包凉山州及云南北部,役属着氐羌及西南夷众多部落;东边称霸川东,与巴、楚相抗衡。当时开放的文明中心成都,就像太阳一样,向东亚大陆的西南隅放射着文化的光芒!

(作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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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07日 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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