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型开放的逻辑必然与实践进路
管理员
2026年05月30日 14:30
杨颖 柴剑峰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29日 06版）
开放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基因与逻辑必然，也是现代化进程的动力引擎与时代标识。中国的对外开放在调整国内生产关系与变革对外交往方式的互促中实现良性互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当前，中国正加速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并重的跃升，推动自身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建构。这一转型，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在开放领域的当代展开。
1.制度型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当代践行
对外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交往理论的逻辑必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该论断揭示了三重辩证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是开放的根本动力，普遍交往是开放的基本形式，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开放的客观结果。中国对外开放，正是对这一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与主动顺应。其独特之处在于，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完成了对人类社会一切积极成果的学习借鉴，这既不是封闭排外的“体用之争”，也不是全盘接受的“依附发展”，而是在批判吸收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中国的开放，既是解放和发展国内生产力的过程，也是主动参与并塑造全球生产关系的历史实践。作为国家开放战略对生产力发展与世界历史演变的自觉回应，中国在全球竞合中秉持历史主动，以持续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扩大开放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动态展开，是交往方式随着生产力发展从“量变积累”到“质变跃迁”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为物理空间上从商品流动向资本、技术、数据等多要素流动的延展，更深层表现为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构与优化。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自贸区升级等一系列措施，推动更全面包容、持续稳定的经济全球化。这不仅是简单的市场扩容，更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即中国以持续扩大开放的“中国方案”，在更高维度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辩证统一，实现主动运用生产关系的全球调整来服务于生产力大解放大发展。
制度型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在当代的新实践、新发展，深刻体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中的主动建构。中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通过主动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精准破解国内生产力创造与国内体制机制及国际经贸规则不相容的堵点，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与此同时，中国致力于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国际秩序，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转化为行动，逐步实现从国际规则“适应者”到全球秩序“塑造者”的时代跃迁。中国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既是中国以开放促改革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关键抉择，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制度框架与价值认同，在国际社会交往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主动贡献东方智慧与实践的范例。
2.全球变局下中国制度型开放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动能转换遭遇梗阻，全球经贸规则日趋碎片化，多边贸易体制权威遭到侵蚀，全球发展鸿沟持续加深。和平、发展、安全、治理赤字交织加剧，传统治理体系在应对数字经济、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等新兴议题时力不从心，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现行的国际生产关系与全球治理框架，已无法有效适配共同发展。面对这一历史关口，中国的制度型开放提供了一条以“发展导向、试验先行、成果共享”为特质的破解之道。
以“试点—推广”的渐进逻辑化解规则对接风险。依托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先后探索出一套风险可控的压力测试机制。从上海率先设立首个自贸试验区起，逐步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23个自贸试验区；探索了投资贸易便利化、事中事后监管、金融开放创新等多项制度创新，向全国复制推广，持续释放改革红利。这一“干中学”的实践哲学，有效化解了规则骤变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以内促外、以外强内”，实现了从被动适应规则向主动塑造规则的渐进转变，为深层改革赢得了时间与空间。
以“双循环”枢纽建设重塑全球要素流动格局。制度型开放立足于更大力度、更大范围、更多层次的要素流动基础上。中国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通过持续缩减外资准入限制，中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目前已减至29项，制造业领域实现“清零”。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等重要经贸合作平台，让中国实现了从“卖全球”向“买全球”的战略延伸。这不仅是贸易规模的扩张，更是制度功能的升级。以市场需求深化各国利益交融，以红利共享吸引全球人才、资本、数据等创新要素集聚，使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器与关键枢纽，为打破固有格局提供了实践可能。
以“发展导向”的公共产品供给填补全球治理盲区。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聚焦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到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数字治理确立底线规则；从给予33个建交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到与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中国以切实行动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通过更多公共产品的供给，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转化为全球可共享的治理资源，为破解全球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
3.迈向“十五五”，中国制度型开放的创新进路
“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和全球赤字持续扩大、世界开放指数持续下滑，中国亟须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以自身制度开放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通过提供更多可分享、可兼容的公共产品，与世界各国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以规则对标与原创供给双轮驱动，深化制度创新的“压力测试”。以推进加入国际高标准经贸协定的政策适配为契机，在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领域开展更大力度开放试验。依托自贸试验区等战略平台，特别是发挥好海南自贸港作为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实践平台的作用，在提升要素跨境流动效率、完善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等方面积累经验。围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开展“研发—制造—服务—数据”全链条系统性规制改革，形成引领全球发展的“中国标准”。加强新一代科技前沿的合作和高端人才交流，拓宽知识产权、科技服务、人才服务等贸易新业态，逐步将产业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
以服务业深度开放和新质生产力培育为两翼，打造全球要素资源的集聚高地。有序扩大电信、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的自主开放，不断落实“准入又准营”，支持国际云计算服务等试点项目实现全链条运营，引导外资服务业在中国市场延伸价值链。启动建设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同步制定数字贸易相关标准，推动国内外标准相通相容。继续缩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数据流动、数字身份认证等领域率先实现规则突破。推动知识产权、专业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扶持生物制造、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海外开展宽领域多层次的科技合作，持续拉长来华免签名单，扩大国际经贸“朋友圈”，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全球高端要素的“引力场”。
以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支撑，构建更具韧性的双向投资生态。推动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5版）尽快落地见效，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一视同仁支持其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等。鼓励其在华深耕，建立综合服务保障体系，通过外资企业圆桌会等机制，将企业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政府的“服务清单”。做强“购在中国”品牌。构建国家层面的出海综合服务大平台，提供全链条支持，降低中国企业与全球市场连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发挥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平台功能，加大海外投资力度，加快在东盟、欧盟、非盟的产供链布局，促进中国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转型。
以系统防范为保障，在深化开放中动态筑牢“安全底座”。完善跨境金融监测、分析与预警及监管协作机制，强化穿透式监管。建立数据分类分级管理与熔断机制，完善出口管制、安全审查及贸易风险防控机制，织密织牢开放安全网。强化开放型体制机制改革的系统集成，协同推进财政税收、国际金融、涉外法律、治理体制等多领域的改革，在开放中动态维护安全、在安全中持续扩大开放，形成与高水平开放相匹配、可预期、可兼容的风险防控体系。
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线，在交流对话中引领国际秩序变革。国际新秩序的核心在于超越零和博弈，以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中国应更加主动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包容性重构。扩大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积极加入CPTPP，高质量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构建合作共赢的经济新秩序。发挥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合作机制作用，积极打造多层次多领域对话交流机制和平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凝聚“全球南方”发展合力。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对话与合作，始终坚持公平正义和“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
（作者：杨颖、柴剑峰，分别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协同研究基地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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