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
——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发言摘编
杨雨霖
2025年07月17日 01:56
光明日报“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调研情况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 徐令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加强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我国社会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调研中我们发现，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加速转型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有所增多，社会治理难度也在增大。
委员们一致认为，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落实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作出的专门部署，特别是把党的政治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强大效能；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的社会基础；必须始终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广泛参与者、最大受益者。为此建议：
运用好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机制，立足基层，落实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化解矛盾的经验总结和实践要求；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把法治要求落实到社会治理各层次、各领域，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打造好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把更多资源、资金、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推广“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等经验做法；构建好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激发社会组织、居民、企业等主体内生动力，实现人人有份、人人有责、人人有利的社会治理效能最大化。
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 卢 希
为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要求，化解社会矛盾的理念、手段、方式、路径需进一步转型升级。为此建议：
转变理念：从“基层管控”到“顶层预防”。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应以解决民生难题为突破口，尽力弥合群众需求与实际供应之间的差距。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增强服务意识，优化就业、教育、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把更多资源、服务、保障下沉到基层，真正做到公平、均衡、普惠、可及。
创新手段：从“传统管理”到“数字智治”。在网络舆论催化剂作用下，矛盾演变成风险甚至危机速度加快，传统治理方式难以适应新情况。要强化“智治”，让“数据跑腿”。完善信息化平台的功能和模块，确保数据准、全、新。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提升舆情应对能力和水平。
调整方式：从“浅层整合”到“深度融合”。完善跨部门跨区域矛盾纠纷协同调处机制，特别是诉调对接、警调对接、访调对接机制，明确职责、压实责任。理顺分层递进的“漏斗型”矛盾纠纷过滤体系，真正把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缓解司法资源紧张压力。
优化路径：从“权力主导”到“法治引领”。法治化、规范化才是长远之计，要完善社会治理领域立法，加快制定、完善促进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等相关法律法规，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完善相关地方立法。
深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全国政协委员 白少康
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需要把平安中国建设提升到更高水平。面对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需要运用“科技+群众路线”的方式，夯实基层基础，切实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牵引，全面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效能，努力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建议：
强化科技信息化赋能。要持续强化科技信息化集成应用，加强线上线下一体化平台建设，探索优化人工智能排查和实时监测机制，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智能化水平。
坚定不移走群众路线。积极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化、群众化的新途径，提升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坚持专群结合，充分发挥相关部门职能作用，深化群防群治工作，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大力夯实基层基础工作。推动形成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整体合力。通过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强化人防、物防、技防建设，加强基层专门力量建设和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工作，从源头上消除治安隐患。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全国政协委员 张金英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需要适应新变化，给出新方案。建议：
搭建新平台，运用系统思维分级解纷。社区在前端仔细排查信息，对纠纷所涉及的人、事进行登记分类，并统筹资源力量助推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对于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纠纷，通过进驻综治中心的行政协调、仲裁调解、商事调解等力量在中端予以解决；对于综治中心无法解决的纠纷，有序引导至法院进行后端诉讼。
建立新机制，推动治理资源精准对接。通过调研我们感到，要积极借鉴推广北京市12345接诉即办工作模式，推行“解纷工单”全周期管理机制，优化“需求—资源”匹配，将接诉即办模式延伸至矛盾化解。
依托新媒体，助推主流文化深入人心。创新打造一系列短视频品牌，对“枫桥经验”的文化根基、先行调解的现实优势、多元解纷的可用资源予以宣传。
在完善社会治理格局中推进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 李连祥
信访工作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为此建议：
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进程。强化依法依规处理信访问题，认真解决合法合理诉求，让信访人在每一件信访事项办理过程中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强化法治导向，通过改进通报、督办、考核工作，依法处理信访工作和信访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聚焦机制创新，持续推动信访工作融入社会工作大局。整合司法调解、行业协会、新社会组织、网格服务等力量。拓宽法律专家、人民调解员、心理咨询师等社会力量参与信访工作的制度化渠道。
强化源头治理，持续提升基层化解矛盾纠纷效能。发挥基层网格管理优势，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采取协商、调解、疏导、帮扶、救助等方式，把问题解决在信访之前、网格之中、辖域之内。
加强风险源头防控，严防发生极端案件
全国政协委员 赵昌华
当前我国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但矛盾化解和风险防范基础性工作还有短板。建议：
全面排查，做到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发现得了”。加强基层党委政府与综治、公安、司法、社工等部门协调联动，逐步实现省域内矛盾纠纷、社会治安数据横向联通、纵向贯通、全量汇聚，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及时调处，做到矛盾纠纷第一时间“控制得住”。用心用情做当事人工作，加强释法说理、心理疏导、困难帮扶，对重点矛盾纠纷进行集中攻坚，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
落实责任，做到矛盾纠纷第一时间“报告得上”。加强重大案件舆论引导，及时准确适度发布权威信息。
发动群众，做到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处置得好”。培养好网格员、信息员、楼门长等队伍，使风险防控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 蒋 毅
社会心理服务及危机干预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建议按照社会治理防护为主、专业精准干预为辅的思路，抓好机制、科研、教育、人才4个方面关键任务，将心理学规律贯穿应用到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和维度。
在工作机制方面，不断健全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专业支撑、公众参与的常态化协同机制。
在科研投入方面，统筹科技、经济、教育、卫生等相关部门力量，加强针对我国制度、文化、经济特点的社会心理规律探索和技术研发。
在教育宣传方面，将心理科学知识传播融入国家思政平台和各阶段教育实践，宣传重点从“个体心理健康”拓展到“社会心态塑造”。
在人才培养方面，培育“专业+融合”两类队伍，专业人才由院校和卫健部门进行培养与考核，在危机处置时有效转为应急骨干。
以法治思维重构治理范式，用法治方式激活治理效能
全国政协委员 马怀德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正经历从“经验治理”向“法治治理”的深刻转型。需以法治思维校准治理方向，以法治方式突破实践瓶颈。
法治思维是校准社会治理的价值坐标。法治思维不仅是法律条文的简单应用，更是将公平正义、程序规范、权责统一等法治理念深度融入社会治理的全过程。
法治方式是破解治理难题的关键路径。就化解矛盾纠纷而言，要坚持调解优先、复议为主、诉讼终局、检察督促、信访转办、法治为要；要严格区分法治手段与行政手段，坚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基层矛盾纠纷。
制度供给是法治赋能数字治理的突破方向。强化数字治理领域法律制度供给，构建“法治+科技”双轮驱动体系。
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
全国政协常委 马军胜
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以下简称“三新”）领域党建工作在整体层面面临组织形态新、发展模式新和工作内容新的挑战。建议：
着力抓统筹，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全面构建属地党委、管理部门、企业主体和基层组织共同参与的条块结合、上下贯通、一体联动的工作格局。
着力打基础，持续扩大“两个覆盖”。以单独组建、区域联建、行业统建等方式推进党组织覆盖，抓紧完成快递、外卖、货运和电商直播等重点行业的组织建设，稳妥推进群团建设。
着力暖人心，做深做实服务管理。从站稳人民立场的角度出发，为新就业群体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员工合法权益。畅通诉求表达渠道，完善重大事项协商机制，加强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建设，多措并举推动解决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问题。
提高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 黎 勇
超大城市治理是世界级难题，纵观各超大城市治理实践，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建议：
突出“大城智治”，全面推进安全韧性城市建设。搭建覆盖市、区县、街镇三级智能化平台，构建燃气管道、供排水等数字孪生系统，强化地质灾害、火灾等智慧治理，加强全域预警应急体系建设。
突出“大城精治”，力促城市公共服务高效供给。聚焦群众出行、停车、就医等难题，完善公共交通和绿色出行网络。
突出“大城综治”，深化“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构建多跨协同的行政执法一体化指挥调度体系，强化城管、市场监管等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统筹，清单式管理执法事项，形成职能清晰、执法高效、数字赋能的行政执法新格局。
突出“大城共治”，完善多元参与基层治理体系。整合社区工作者、新就业群体等力量，完善镇街、村社、社区人员履职清单，形成多元共治合力。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不断提升乡村善治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 郑 军
乡村是中国社会稳定安宁的基础，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为此建议：
优化强基赋能工程，锻造乡村治理主心骨。在合作社、乡贤理事会等建立特色党小组。党建融“法治”，组建“法律顾问+党员调解员”团队；党建促“德治”，建立“村规民约”“文明积分银行”。
优化协同共治机制，构建乡村治理同心圆。充分发挥村两委成员的骨干带头作用，建立乡村协同共治机制。充分吸纳各种农村基层组织及村民积极参与，鼓励龙头企业建立党组织，“企村结对”帮扶；激发党员乡贤带头作用。
优化数字网络标准，打造数字治理云平台。夯实数字底座，大力实施“乡村新基建提速工程”，向偏远地区倾斜。构建“人口、土地、产业、生态”基础数据库，实现“一网管全域”。
优化集体经济模式，激发乡村治理新活力。加快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落地见效，尽快制定和修改相关规范性配套文件。
加强基层民主协商，激发群众自治活力
全国政协委员 张军萍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基层民主协商与群众自治恰似一把“金钥匙”，能够有效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建议：
强化党建引领，筑牢基层治理根基。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以网格化治理为基础，科学划分多级网格，建立由社区党组织牵头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集各方主体，共同商讨社区重要议题。
鼓励基层通过自治协商形式解决治理难题。现今许多小区普遍存在停车难问题，车位供需不足，空间改造又受相关规定限制。建议相关部门研究出台政策，鼓励各社区通过自治协商的方式进行绿化面积等规划调整，以最大程度解决停车难问题。
注重队伍建设，提升治理专业能力。一方面，要着力提升社区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定期组织开展业务培训，邀请专家学者、优秀社区工作者现场授课。另一方面，要持续壮大与培育社区自治队伍，通过社区宣传、志愿服务活动等多种途径，广泛招募社区自治人才，特别是注意引导青年力量参与其中，培育居民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再到“当家人”的角色转变，使他们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中坚力量。
加强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建设，切实维护网络生态安全
全国政协委员 赵泽良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网络综合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建议：
建立平台舆情信息自动报告制度，通过主动报告提升发现力。网络综合治理的关键是提升能力，特别是网络虚假有害信息、有组织网络信息操纵的发现力，信息传播的调控力，信息操纵的阻断力。
建设网络舆情态势感知调控系统，实现“人盯屏”到“机盯网”的提升。建设全国统一的网络舆情分析中心和配套的基础设施；充分利用大数据、大模型等，实时计算分析，及时掌握和预测全国舆情热点。
事后处罚与事中调控处置相结合，降低管理成本，防范安全风险。对违规平台不仅是事后行政处罚，还必须加强事前引导、适时事中调控。同时，“两高”和公安机关继续加大对网络暴力、网络水军、网络诈骗等惩治力度，用法治力量推动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完善志愿服务体系建设，为基层治理注入新动能
全国政协委员 王 平
加强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弘扬传统美德，有利于助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议：
强化精神激励，夯实动力根基。通过大力开展各层级志愿服务表彰、宣传志愿服务感人事迹、培育志愿文化等方式，持续强化对志愿服务的精神激励。
完善供需匹配，提升服务效能。当前，志愿服务在不同领域存在供需失衡的现象。应明确志愿服务不同领域的牵头部门及承办机构，摸清供需状况，搭建对接平台。
优化制度供给，凝聚活力合力。应尽快启动《志愿服务条例》修订工作，并推动制定志愿服务法。修订与立法工作应重点强化党建引领下志愿队伍的自我管理机制，激发志愿队伍活力，同时对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的服务规范、支持措施、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
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 马宝成
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以高水平的基层应急管理保障人民平安。建议：
优化体制机制，构建分工明确、信息共享、运转高效的大安全大应急体系。加强常态化的联席会议机制，提升基层应急管理队伍在安全生产、自然灾害等领域的专业素质，确保各类应急信息在多部门间互通有无。
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不断强化基层应急力量。要创造条件开展常态化安全应急培训，不断提升基层应急管理队伍的专业水平。
加强基层应急预案管理和应急演练，推动基层应急管理工作程式化、便捷化。广泛推广手册式的应急预案，精简预案文本、简化预案流程、提升预案的可操作性。
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切实推动安全应急知识进社会、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进机关、进网站。
以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
全国政协委员 丁光宏
数字技术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在深刻改变社会治理的理念、机制和方式。建议：
发挥政府顶层设计主导作用，搭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结合的治理生态。一方面，实现从“业务数据化”向“数据业务化”的量变到质变，推动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另一方面，以制度创新激活企业参与动能，引导科技企业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激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创新活力与系统效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连接政府与民众、提供专业服务、参与基层协商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物联网，部署覆盖城乡的传感网络体系，实现对城市运行状态、自然环境变化、社会安全态势的实时感知。
深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 韩保江
行业协会商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议：
加强党建引领与内部治理优化。通过“单建+联建”“实体+功能”等灵活形式实现党组织应建尽建，推行管理层与党组织“双向进入”，提升决策民主性。
深入脱钩，促进公开透明运行。禁止公务员兼职，强化法人自治，避免协会依赖行政资源垄断服务并强制收入、隐形敛财。通过购买服务、竞争性项目激发活力。
大力提高监管法治化水平。明确行业协会权责清单，完善对新兴领域（如跨境电商、数字经济）的制度规范，制定收费合规指南，禁止强制服务收费。健全退出机制，开展集中清理。
强化服务能力。建立与政府部门的常态化、制度化沟通渠道，系统收集、整理、反映行业诉求和政策建议，提高政策倡导的有效性和影响力。积极组织高质量的行业展会、论坛、对接会、采购会，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产学研用之间的协同合作。
更好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 王 芳
家庭是社会最小单元，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建议：
构建“全链条”家庭服务机制，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打造“智慧家+”线上平台，链接政法系统、社工部、群团等数据资源，构建智能家庭服务和风险预警系统。
构建“三维联动”家校社促进机制，激活基层治理主体效能。升级家校社协同，推广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支持的联动模式，推动家庭美德转化为基层治理规范。
构建“四心共促”家风建设机制，厚植基层治理文化根基。开展匠心家风传承行动，设立传统节日、非遗传习家庭工坊，打造“家艺家风”示范基地。
完善工作保障机制。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融入社区规划建设。相关部门完善社会组织孵化机制，有效发挥不同主体的力量和优势，实现基层治理效能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