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数字时代的法学研究
杨雨霖
2022年04月06日 02:33
记者 卫思谕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3月3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数字法学三大体系建设研讨会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数字法学教研中心成立仪式”，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在北京举行。与会学者深入探讨了数字法学的未来发展问题。
法学研究迎来数字新时代
数字化时代，法学研究客观上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看待数据驱动治理与传统法治的关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认为，要从两个维度观察。一是数字技术对法治的赋能，即对传统法治的各环节提供新技术支持，以提高法治系统运行效率，实现法治化目标。二是考察技术运用对传统法治造成的挑战。法学界要考虑新技术是否对法治系统构成了颠覆性的迭代，但这种转型不是技术取代或统治法治，而是传统法治价值如何在新技术时代适应并驯化技术。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法学是一个新兴领域。
实践证明，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治理需要数字法治护航，数字中国的实现需要建设和完善数字法治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表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数字法学的相关研究工作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度典型实践，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伟表示，数字法治体系建设要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为适应数字中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要求，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数字法学理论体系。在遵循数字治理的客观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不断构建数字法学学科体系，包括数据法治、网络法治和人工智能法治。
数字法学的学理延续与超越
当今世界，人类生存、生产、生活各个领域普遍被数字化发展覆盖，法学界关于数字法治的研究也呈爆发式增长，这些研究成果迫切需要以学科建设加以固定化、规范化和体系化。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黄文艺表示，数字法学作为一门融合力强的横断性学科，需要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国际法等各学科的学者共同发力，实现各学科领域数字法治研究的有机整合。同时，数字法学是一门穿透力强的交叉学科，需要法学和其他学科共建共享，实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关于数字治理、制度治理的融合研究。数字法学还是一门服务数字治理的实践性学科和无国界全球性学科，需要各国学者切磋交流，共同构建探索实践真知的理论体系。
当前，数字治理与法学存在许多交叉学科和二级学科，如互联网法学、信息法学、人工智能法学、计算法学等。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马长山认为，这些学科可以统称为数字法学。数字法学是具有统领性的、以数字社会的法律现象及规律为研究内容的学科。从属性上看，数字法学不是现代性发展路线图上的延续和拓展，也不是现代法学基础上的延续，而是超越现代法学、打破物理空间、颠覆重建的一种代际转换。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汪习根认为，建立数字法学学科体系，首先，要对数字法学进行学科意义上的概念拟定和研究内容界定。其次，要研究数字法学的生成逻辑。再次，要进行数字法学的理论转向，包括从技术面向法理面转向、从效率至上到价值通用转向、从主客二元到人文主义转向、从单向调整到三位一体转向，以及从人的思维到智能思维的转向。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文显认为，当前数字治理既有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少，但深度不够，原创性研究欠缺。未来，数字法学应致力于数字法律、数字法治和数字法理研究。在数字法学研究和教育中，应强化系统思维、优化辩证思维、树立全球思维，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大潮上，推动数字领域的良法善治。
回应学科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数字法学是对信息科技引发的新兴问题的回应。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表示，在现代信息社会里，传统法学各部门都存在向数字化迈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唯有如此才能让新兴法学学科有立足之地。同时，数字法学的实践来源于产业界，因此要充分了解、尊重产业界的诉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周汉华表示，数字治理是中国之治的重要内容，在构建学术体系时，要把网络信息法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范畴提炼出来用于指导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未来法治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吉豫认为，在推进数字法学三大体系构建过程中，要立足在数字中国建设以及全球数字化建设的实践前沿基础上，体现数字法学教研中心的服务性，从而更好地开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更好地服务于数字中国建设以及国际秩序的构建。
数字赋能可能蕴含着技术上的风险，这是数字法学学科建设中必须关心的重要问题。吉林大学副校长蔡立东认为，在社会治理层面，技术应用只是发挥路线作用，用数据说话并不意味着可以用大数据分析直接作决策。因此，高新技术运用绝不能动摇人类的主体地位，乃至代理人类作出决策。特别是，面对数字技术赋能可能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数字法学应坚持数字技术创新与防范伦理风险相统一，加强数字治理的伦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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