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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

宋扬

2018年06月11日 12:00

管鹍鹏
南方周末

“中国有着惊人的活力,既有技术的活力,也有社会的活力,我认为它有能力应对技术加速的挑战。”

除了所能使用的技术人类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贝尔纳·斯蒂格勒生于1952年,经历堪称传奇——在动荡的196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78年因抢银行被捕。在狱中的五年间,斯蒂格勒每天花十几个小时研读现象学著作,并发现“技术”问题的重要性。出狱后,他得到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指导,并写出三卷本巨著《技术与时间》。由于把“技术”问题从哲学的边缘推到了核心位置,引起巨大关注,斯蒂格勒借此确立了自己在哲学领域的地位。

近几年,作为中国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斯蒂格勒频繁出入中国,授课、参加研讨,极为活跃。对斯蒂格勒来说,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他将中国看成对抗资本主义总体技术和“人类熵”的应许之地。

斯蒂格勒有着鲜明的理论性格,屡发惊人之论。在人们既兴奋又疑惧地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斯蒂格勒向我们揭示了“人工愚蠢”这一严峻的现实。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斯蒂格勒提出了“无产阶级化”的新解释。这个词不再是一个表示社会阶级的概念,而是指一种更普遍的人类处境。在斯蒂格勒看来,人类在最近的两百多年中,经历了三次“无产阶级化”,每一次都丧失了一种重要的能力——19世纪的工业技术大发展让人们失去了手工制作的知识;20世纪消费文化的崛起剥夺了人们的生活知识;而我们正在经历的21世纪,数码技术已经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理论知识能力。

三卷本巨著《技术与时间》让斯蒂格勒成了当今技术哲学的重要人物,且越出技术哲学的领域,将思想触角伸向人类普遍存在的基本境遇。在第一卷《爱比米修斯之罪》中,斯蒂格勒通过古希腊神话指出,人是一种有缺陷的存在。作为普罗米修斯的弟弟,爱比米修斯自告奋勇地替兄长为世间的生灵分配能力和特长,等所有能力分配完,发现人类还一无所有——他把人类遗忘了,接下来就有了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火就是技术、工具,因此,斯蒂格勒把人称为“代具性”的存在。

由于人在起源处就意味着“遗忘”和“盗窃”,所以,工具和技术带来的并不全是福音。人在使用技术的同时,也被技术所规定。除了所能使用的技术,人类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代具性”使人类“存在于自身之外”,也就是说,人可以把存在寄托在自己创造的文化中,并借以对抗整体消亡。工具与技术的发明也是对自身的发明。

可以说,斯蒂格勒把技术问题变成了哲学的首要问题,就像维特根斯坦把哲学锚定在语言问题上一样,二者在一定程度上,都造成了哲学的“转向”。一种哲学总有自己的经验起点,对斯蒂格勒来说,这个经验起点就是随着技术发明的加速,特别是现代技术从一种解放力量变成一种越来越强的统治技术,使“技术与文化离异”(这一观念与马克思的“异化”有关)。

斯蒂格勒认为,技术生成总是领先于社会生成,随着技术体系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组织还没来得及适应一种技术体系,新的技术体系就已经到来了。这就是《技术与时间》第二卷《迷失方向》的主题,人失去了在文化中为自己定向的能力——技术的发明总是偶然的、不确定的,而人的认知总是延迟的。

技术和基于技术的文化之间的延迟一度是稳定的,这种稳定保证了人对自身存在的领悟能力。但工业革命开始以后,熵在加速,但对抗熵化的力量减弱了。延迟变成了“被短路”,技术与技术之间的短路架空了社会与文化,造成了人的存在的熵化,人变得越来越无价值。

技术既是毒药,又是解药

由于斯蒂格勒的哲学有着庞杂的理论基座,又对一些经典理论进行了精心的“误读”“曲解”,甚至颠覆,加上对历史与当下现实的博观、深究及理论演绎,他的著作大都让人望而生畏。他在方法上对德里达有着明显的继承,又因为受过德里达指导,被认为是“德里达的继承人”。但斯蒂格勒本人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在理论取向,甚至价值取向上,斯蒂格勒对德里达都有诸多不满之处。斯蒂格勒拥有更多哲学导向行动的激情,因此其思想的批判色彩也更重。在这一方面,他承续了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全球资本主义和市场统治的批判既坚定又激烈。

尽管斯蒂格勒的理论带有明显的制度批判特征,但他提出的药方却几乎不涉及“革命”,甚至“改革”。他的药方只试图提醒人们自觉地塑造新的行为模式,以对抗市场统领下的技术体系的追捕,在这方面,他受益于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沉思。

这种新的行为模式就是“社会雕塑”。这是德国艺术家博伊斯提出的一个概念。博伊斯认为,人在社会中,应当积极参与社会的形塑,为行动注入更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既有的社会文化体制中逸出、变轨,而不是被动地沉沦其中。

为了把人类从熵的加速中搭救出来,斯蒂格勒试图唤起人们参与“社会雕塑”的激情。这个颇具“生命政治”色彩的概念吸引了斯蒂格勒。他把“社会雕塑”看成对抗人类增熵的方式,以人的主动性力量(欲望)制造“救援性的突然出现之物”,而与这种物的状态最接近的就是艺术。

他在讲座中把艺术家称为“导出真相(真理)的技术员”,是艺术家状态的人,通过制造独特的人造物形成文化,为人的存在赋值,这个过程被斯蒂格勒称为“逆熵”。人注定要在人造物的世界生存,在斯蒂格勒看来,“逆熵”“延异”了人的生存。他把德里达的“延异”改造成了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概念,将其看作人类对抗熵和消亡的方式。

斯蒂格勒并不是技术的反对者,因为人的存在离不了技术。在他看来,技术既是毒药,又是解药。他把资本主义看成整体的现代技术——资本主义把一切都变成可计算的、企图牟利的。技术“毒药”的一面被放大了,而人的责任就是开发技术“解药”的一面,利用技术,发挥“人的意愿的作用”,将潜能体外化,制造“逆熵”。

2018年4月,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主办的“走向逆熵季:社会雕塑、控制论与智慧城市”研修班结束当晚,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作为主讲人的斯蒂格勒。

“市场摧毁了 西方的一切”

南方周末:你这几年在中国的活动比较多,中国在哪些方面吸引了你?

斯蒂格勒:这是因为我对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感兴趣。我想要重新阐释马克思的理论,还有现象学和黑格尔的理论。在我看来,马克思是技术哲学的重要思想家,尤其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也讨论了技术问题。黑格尔、马克思,还有福柯等法国思想家的思想,在中国广为人知,有助于展开对马克思等人的著作的重新阐释。

另外,我希望在中国发现战胜市场力量的可能性,发现全球活力的新代表,和产生逆熵的方式。资本主义试图通过市场把一切变成利润,并制造了熵,市场把它不需要的东西都变成了熵。对我来说,熵不仅意味着物理学中的熵、生物学上的熵,还有信息熵。比如,信息熵制造了我所说的“后真相时代”,没有人相信信息,没有人信任信息,不知道什么是真相,这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精神危机。

我在中国的工作,就是试图说明现行的资本主义的算法系统,使自动化扩张,自动化引发了全球的经济危机,而在未来的十年中,还可能引发巨大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减少熵,增加逆熵。虽然我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工作面对的大都是艺术学院的学生,但它针对的问题不仅仅是艺术方面。

南方周末:你说过,中国最有可能发展出新的、积极的技术文化,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斯蒂格勒: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体系在IBM、美国军队和美国市场的推动下,获得了大发展。但问题是,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赚了钱的中产阶级,现在开始失业,他们的工作被Amazon(亚马逊)、机器人取代了,特朗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选的。欧洲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它也可能发生在中国,富士康就想用机器人取代工人。

中国有着惊人的活力,既有技术的活力,也有社会的活力,我认为它有能力应对技术加速的挑战。因为这里有公共权力,但是在西方,公共权力被市场破坏了,市场摧毁了西方的一切。

南方周末:中国的技术创新速度目前也非常快,在移动支付、大数据等方面,可能比西方发展还快,这不意味着中国的处境更危险吗?为什么你觉得中国反倒最有希望诞生新的技术文化?

斯蒂格勒:我想你是对的。中国在大数据方面发展很快,进入了大数据的药罐。在中国,市场的力量也很强大,甚至有时比西方还强大,但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中国有限制市场的力量。在西方,却没有控制市场的力量,中国有责任去改变这种情况。很明显,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力量,也可能变成科技力量最强的国家;但是如果中国一味地重复或模仿美国,是没有希望的。

数码技术、大数据也是药罐,它和“书写”一样,既可以制造逆熵,也可以制造熵、摧毁社会。制造逆熵的能力正急剧减少,也许这个问题不仅发生在西方,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可能也是这样。这是因为现在技术创新加速度越来越大,这破坏了社会雕塑,而社会雕塑关涉着人们一起生活的能力。所以,我们每个人现在已经是古人了,我们正在耗尽未来。

南方周末:你似乎认为,艺术活动是制造“逆熵”、对抗“无产阶级化”的方式,而当代艺术总体上接受面变得很窄,而且,就像阿多诺谈过的,它很容易被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归化,所以艺术必须“拿枪指着自己的脑袋”,不断地否定自己。你怎么看这一问题?

斯蒂格勒:20世纪的西方社会,艺术受文化工业的控制越来越严重,阿多诺讨论过这个问题。艺术成了资本主义的一种经济职能,大都屈服于市场、广告、时尚、奢侈品。约翰·福特(美国导演)倒是没有屈从于这些,但他为美国的软实力服务。

博伊斯提出了“社会雕塑”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他说“人人都是艺术家”,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做出独一无二的东西。这和马克思所说的,增进“人的发展”的能力是一致的。

对我来说,艺术现在是一个全新的角色,它可以增加人们制造逆熵的能力,而不是发展市场,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经济。每个领域的人都可以参与社会雕塑,数学、生物学、人类学,当然还有经济学领域。在技术发展远快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我们要努力将技术和社会连接起来。

直白地讲,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不民主,我不这么认为。西方国家并不民主,因为市场鼓励竞争,导致的是社会战争。所以,我们应该发展一种真正的民主,这种新的民主和过去不同,不是通过“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方式来实现。

孔多塞说,真正的民主只能基于知识,只有每个人都共享知识,才能有真正的民主。但是,现在,知识被机器取代了,但机器并不生产知识,只会造成自动化和熵的增加。我们要改变观念,但这并不是让大家都去做艺术家,而是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去进行“社会雕塑”。比如,我是个哲学家,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去做贡献。

相比乌托邦,我们更应该关注“责任”

南方周末: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左翼思想家的理论再次受到关注,但你似乎并不满意他们的理论。这些左翼思想家的理论主要出了哪些问题,有什么样的共性?

斯蒂格勒:在所谓的法国左翼思想家里,几乎全不可信,因为他们是假装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对经济发展、生产系统、资本主义系统的分析有重要而深刻的洞见,但是这些左翼思想家根本不谈经济问题。他们只会重复一百年前的东西,而不关心自动化造成的巨大转变。他们跟现实脱节了,激进左派还在谈论19世纪的问题,但现在是21世纪了,我们面对的现实不是马克思面对的事实,我们不是在曼彻斯特,而是在北京。

2008年的危机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上世纪70年代,随着里根和撒切尔上台,工业资本主义逐渐变成了金融资本主义,并把中国、越南、泰国、南非等国变成世界工厂,而西方国家控制着金融市场,危机这个时候就埋下了。很多左翼思想家认为,应该远离资本主义,但我们并没有强大到足以战胜它,我们没有找到更好的模式。我认为,目前我们应该试着去转变资本主义,它可能会在转变中终结,我们的任务是去探索一种新经济。

南方周末:目前,反乌托邦思想成了主流,人们甚至不敢或者不愿意整体性地构想、想象一个未来的社会模式。你觉得我们有必要重启乌托邦思想吗?

斯蒂格勒:马克思主义不是乌托邦,它不以普遍理念为基础,而是基于理性。目前的情况是,社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我们需要的不是乌托邦,而是一种新的批判。现在提出一种新批判变得很困难,这主要是一批法国思想家造成的,其中包括我的导师德里达、我的朋友利奥塔,还有我经常引用的吉尔·德勒兹和福柯,跟雅克·拉康也有关系。这些解构主义者的批判是“关于批判的批判”,他们对启蒙的批判强烈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本人开启的批判理论。德勒兹说,“瓜塔里和我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德里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海德格尔也说过,“第一个解构主义者是马克思”。

问题是,法国的解构主义思潮引发了批判的毁灭,摧毁了批判能力,引发了1968年的乌托邦倾向。在1968年之前,我是激进左翼,但在1968年我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我不满当时的乌托邦倾向,因为它源于一种幼稚的一般理念。

在中国,一定要战胜1968年那种乌托邦思想,战胜解构主义的现代性。现在的问题不是个乌托邦问题,而是非常现实的。相比乌托邦,我们更应该关注“责任”,对年轻一代的未来负起责任,面对现实,并创造更好的现实,而不是诉诸乌托邦。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法国加入叙利亚战争?

斯蒂格勒:我反对法国加入叙利亚战争。叙利亚战争是西方国家引起的,这跟伊拉克战争一样。伊拉克原来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经济上也不错,但现在被彻底摧毁了。当然,现在叙利亚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的一些做法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这不是西方发动战争的理由。(本文首发于2018年6月7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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