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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遗址与村落形成探源

冯杰

2017年03月06日 12:00

蒋乐平
《光明日报》

2000年10月,考古学家们在浙江浦江县发现上山遗址,碳十四测定数据表明该遗址年代距今1万多年。2006年11月,上山遗址的遗存类型被考古界命名为“上山文化”。至今,上山文化遗址已经累计发现达18处,这些遗址集中分布在钱塘江上游及附近地区,形成一个聚落群。应该怎样认识上山文化、上山遗址发现的核心意义在哪儿?需要有一个回答。

在讨论农业起源问题时,稻作农业起源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上山文化的发现,为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谱系确立了更早的源头,但上山遗址并不是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甚至也不是最早的稻遗存遗址。江西仙人洞、湖南玉蟾岩遗址年代更早,也均报道过稻遗存的发现。上山遗址之所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是因为前两个遗址的稻遗存内涵比较单薄,进一步的研究有困难。而上山遗址稻作遗存却最丰富,发现了夹炭陶中掺和的大量稻壳、炭化稻米、小穗轴、植硅体以及稻子的收割、加工工具等。就“稻作农业”的起源而论,是一个能够追溯的更确定的早期遗址。

这里涉及一个概念:初级村落。“初级村落”是我们在判断农业起源时较为确凿的依据。在追溯稻作农业起源时,田野考古学所追求的证据,最直接的是稻遗存的发现,其次是稻的驯化证据。但随着农业起源理论的多元化,对“农业起源”的研判也渐趋客观。显然,要确定某个“时间点”为稻作或稻作农业的开始,很难;要找到某一个遗址,代替那个不容易确定的“时间点”,更难!

那么,一个具有农耕特征的“遗址”——而不是少量炭化稻米或显微镜下的水稻植硅体,只要它的年代“最”早,即可在“源头”的方向对其进行意义认定。“初级村落”概念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超越了对水稻“栽培”和“驯化”的简单认定,而与“农耕”“对土地的需求和管理”联系起来,从而与“农业起源”问题更直接地捆绑在一起,这是一种实证意义上进行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新角度、新尝试。

在日前召开的“上山文化命名十周年暨稻作农业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斯洛文尼亚等国的数十位专家一致认为,以上山遗址为代表的钱塘江早期新石器时代聚落群,在东亚地区率先进入了“初级村落”的历史发展阶段。

上山文化遗址符合“初级村落”的特殊定义,因为其聚落群内普遍出现了居址、墓葬、环壕等遗迹。这里涉及对中国南方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的两个类型——“洞穴类型”和“旷野类型”的认识问题。简单地说,中国或东亚地区的早期新石器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为洞穴阶段,代表性遗址为玉蟾岩、仙人洞等遗址,主要分布于南岭地区;晚期为旷野阶段,代表性遗址为上山等遗址,主要分布于江淮一带。只有具备长期定居特征并形成聚落群的旷野遗址,才能称得上是“村落”。上山文化遗址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旷野遗址,其年代早于同属旷野阶段的彭头山文化和贾湖遗址,最早的“村落”当仁不让。

上山遗址不仅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村落”,也为稻作农业的起源模式研究提供了探索的方向。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公认的稻作农业起源地区,但稻作农业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出现的可能性较小,而在某一小区域最早发生,然后在环境条件相似、文化上有联系的大区域里形成一个最早的传播圈,这种起源模式可能性更大。上山文化显然为这一模式的建立提供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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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3月06日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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