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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平行于科学的古老博物学

冯杰

2018年03月07日 12:00

刘华杰
《社会科学报》总第1592期6版

近年来,“小众”的博物学悄然升温。这门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古老学问,于当下焕发生机,并非偶然。前不久,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演讲,他指出,博物学看上去似乎“无用”,但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当代生态文明建设颇有助益,应大力发展。
 
回到恩格斯
 
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花费8年时间研究当时的自然科学和数学,撰写了《自然辩证法》手稿。恩格斯与此相关的作品还有《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读过这些作品的人都清楚,恩格斯对当时的自然科学、科学家、相关的哲学工作者有多方面的讨论、评述,甚至批判。
 
在自然辩证法的视野中,科技虽然很重要,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要素。正是因为有了看问题的高度,恩格斯才注意到了其他学者没有关注的人之“长远影响”和与之相关的“生产方式”,而环境科学在这之后许久才阐述了相关问题。我个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西方科学哲学百年探索在许多方面并未真正超出恩格斯的论断。这可从以下三个侧面加以说明:
 
一是对时间维的重视。对自然科学从存在到演化的变化趋势,恩格斯给予了高度重视,进行了大量讨论。恩格斯把握了以达尔文演化论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科学的最新哲学蕴涵,这是非常难得的。整个科学界自觉地意识到应当辩证地、历史地看待一切问题,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应当说,到了20世纪,复杂性科学诞生这类问题也没有被很好地解决。
 
二是对自然科学性质的刻画。恩格斯一直强调用哲学思维批判科学界的一些想法,比如肤浅的经验论、僵化的形而上学观念。恩格斯深入讨论了科学的性质,以及科学之应用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当然,他不是单独讨论某一个东西所起的作用,而是讨论科学与其他东西合取后导致的后果:“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转引自《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230)
 
三是对自然报复的形象描述。科学应用的后果是什么?其中不可避免的是对自然界的影响。资本不会自动关注环境、保护大自然。“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09-522)
 
恩格斯并非只讲科学辩证法,他说的是自然辩证法。今天我们回头看会发现,恩格斯的视野更宽广,他做的工作不可能被狭义的科技哲学所囊括。恩格斯了解自然和自然科学,可以说他不会反对复兴博物学。像高科技的功能、长远影响,“技科”导致竞争加剧、风险增加,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性问题,非常难对付,需要不同领域的学者对此进行反思,提出一些解决办法。我从中想到或者说找到了博物学。关于博物学,既有多种理论思考,也有操作办法。为什么是博物学,而不是其他学科、学问?这要从博物、博物学的性质、历史、功能说起,还要建构博物学在人类文明史中的角色。
 
博物学该如何命名
 
什么是博物、博物学?博物是对一类现象的命名。那些从宏观层面对自然世界的探究就属于博物或者博物学。就这一界定而言,世界上各地各个时期都有博物或博物学。日本有博物学,古希腊有博物学,非洲有博物学,中国古代也有博物学。
 
有人指出,中国古代的博物(没人能否认中国古代有博物,毕竟张华的《博物志》摆在那里),与西方的博物学根本不同,还撰文列举出一二三四之不同。比较中西博物学的异同,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比较要讲究可比性。中西方的博物学,严格讲都是混合体,混合体内几乎要什么样的东西就有什么样的东西。而要比较,就得同类跟同类相比。中国古代博物难道都是怪力乱神?西方的博物学难道不讲动物隐喻和动物象征?全面比较中西方博物学,并得出简单的结论,不是现在就能做出的工作,要慢慢来,研究几十年再作结论不迟。
 
也有人讲,博物和博物学一定要分开。我的回答是分不开。有博物,就有学,而博物学恰好不强调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深刻。因为跟现代科学相比,博物深刻不了,深了就不再是博物了。称谓上,把博物学简称为博物,也没什么不合适的。
 
也有人讲,博物(学)不同于natural history,因此要严格区分,最好叫不同的名字。我的回答恰好相反。我们都知道不同地方的人进行语言交流时,语词的内涵、外延完全重合的情况几乎没有,即使似乎重合,历史语境也可以非常不同。实际上,博物与natural history就历史上所指对象和探究方式来看,大致还是对应的,这样对译也是非常合适的。
 
还有人说,博物学就是自然史,或者natural history就应当翻译成自然史。坦率讲,这不能全算错,但是不尊重历史。现在的natural history,或者布丰以后的natural history,确实既探究大自然的横向空间结构、性质、行为、生态,也探究大自然的纵向时间演化,而且时空混合起来的讨论也非常多,甚至可以说根本分不开。但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在大部分历史当中也不是这样的。如恩格斯所讲,西方学术界历史地从事研究,是非常近代的事情了。早先相当长时间的研究是不考虑时间演化的。从词源上讲,早先的historia和history也确实不是历史的意思,而是探究的意义。斯密特利(David J. Schmidly)说:“人们接触natural history的定义时,马上就碰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natural history中的history与我们通常设想的或日常使用的与‘过去’相联的这个词,很少或者根本不搭界。当初用这个词时,history意味着‘描写’(即系统的描述)。以此观点看,natural history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描写,而naturalist则是那些探究大自然的人。这恰好是历史上人们对博物学的理解,本质上它是一种描述性的、解说性的科学。”(David J. Schmidly是科学家,动物学博士,曾任墨西哥大学校长。)
 
有人主张把natural history译成自然史,以表明它是一种属于历史而非哲学的探究传统。历史/哲学进路的划分也是高度简单化的结果,是一种建构而非出自本来的事实,实际的历史材料可作多种解释,边界也不那么清晰,很难严格说属于某一派。如果严格规定说博物学只在乎历史派的事实、描述,不在乎原理、实验、还原,就不符合实际。博物学也讲究原理,也做实验,也做还原。说到底,命名与本性之间没有必然性,命名只能相对地做到。
 
重新给博物学定位
 
博物学的角色是什么?怎样为其定位?博物学与自然科学是什么关系?这样的问题非常关键,回避不了。即使把natural history译成别的,类似的问题也照样存在。不阐述清楚这个问题,就无法知道博物在历史上、在当下的地位,就不知道如何推进博物学的发展;不回答这个问题,复兴博物学的目标甚至也不明确。博物学究竟想干什么,以至于它能够干什么,都要以清晰地界定博物与科学之关系为前提。
 
现在主流的想法是,博物从属于自然科学、收敛于自然科学、为自然科学服务。理由看起来也挺充分,因为博物毕竟比较肤浅、比较感性、比较粗糙。而且18世纪以来的历史也一再表明,博物学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推动专门学科的建立,地质学、鸟类学、气象学、动物行为学,甚至生态学、保护生物学都是明证。然而,这种认识是科学中心论的视角,这一视角遮挡了博物的其他功能和意义。这种视角也是狭义认知导向的,它忽略了博物在非认知领域的功能。我们反问一下:历史上博物学什么时候与科学完全重合过?博物学只为科学服务?博物探究真的都收敛于自然科学吗?对于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而言,能挑选出来放到“科学之筐”中的东西,并不很多,而能放到“博物之筐”的东西,可就多了去了。那么,可否设想,博物还将扮演哪些重要的角色呢?我主张“平行说”:博物学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平行于自然科学而存在和发展。说博物平行于科学,并不意味着两者老死不相往来,实际上正好相反,它们频繁交流。现在提倡博物也绝对不意味着不需要向现代科技学习了,相反,必须认真学习、利用现代科技。
 
博物探究对于自然科学是重要的,为此我曾提出自然科学的四大传统,即博物(Natural History)、数理(Mathematical Model)、控制实验(Controlled Experiment)、数值模拟(Numerical Simulation)。此前学者并不这样分,一般会分出数理传统和博物传统。皮克斯通在《致知方式》(Ways of Knowing,中译本译作《认识方式》)一书中曾提出类似想法,他称之为博物、分析、实验、“技科”。皮克斯通在书中也反复谈到博物学或者博物思维依然有效、有用。实际上,科学界内一直有人在为博物学呐喊,“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几乎是凭一己之力让博物学在科学界重获尊严”。(马伦,《新博物学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7)不过,博物的意义不限于科学,不是科学的真子集。可以说,博物不仅仅属于自然科学的领地,某种程度上博物与自然科学相比历史更悠久。
 
博物学的使命
 
近些年,博物突然热了起来。有人讲,博物根本上是无用之学,博物学没什么用。但要懂得这只是一种修辞术。举例来说,很多一阶博物问题,如哪种草药能治病?哪种果实能吃?这个节气是否适合播种?等等。这些都是标准的博物学问题。古人、我们的祖先就面对大量这样的问题。懂得很多博物知识,就能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博物令我们关注“慢”,从容地欣赏、享受世界的多样性。博物是对现代性匆忙的一种克服。博物生存在乎可持续性。
 
科学的创新、大开发给社会带来好处,却也令整个世界加速演化,处于高度风险之中:环境压力增大,不确定性增加,社会节奏加快。因此,复兴博物学的动机包括一抑一扬。抑:反思科学主义,让科技回归文化母体,科技作为工具理性应当服从于更高的价值权衡;扬:复兴博物文化传统,让普通人直接感知、了解、利用具体的大自然,结合其他信息,自己作出明智的判断。公众博物有最低纲领,也有最高纲领。最低则是好玩、生活快乐;最高则是追求可持续共生,着眼生态文明,重塑人类质朴心灵。
 
历史上有多种博物学,无法直接照用,那么,喜欢博物的大众该如何操作呢?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建构我们理想中的博物学。我认为,当下新博物学最在乎四个方面:Beauty,天地有大美而不言;Observation,观察、记录、分类、探究;Wonder,童心和惊奇感,万物皆奇迹;Understanding,寻求理解、可持续共生。
 
公众可以直接访问大自然,就如同宗教改革中人们呼吁的可以弱化中介(教会)而直接阅读圣经并与上帝对话一般。人这个物种的普通个体、群体有能力面对大自然,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探究自然,或者个体行动,或者组织起来,感受、理解、欣赏大自然,减少操纵、破坏,明天会更好。
 
博物关乎认知(M. Polanyi, S. Atran, J.V. Pickstone),博物关乎世界观(C. Linnaeus,E.O. Wilson, P.L. Farber)。国外博物学文化研究已经非常多。在国内,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基金已经开始资助与博物相关主题的项目;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下也刚刚成立了博物学文化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博物学文化论坛不久前刚刚在商务印书馆落幕,第三届将于2018年在成都召开。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有权利也有能力像我们的祖先一样接触、感受、认知、合理利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大自然。蠲忿忘忧,博物自在。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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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3月07日 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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