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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开启蒙之“谜”

冯杰

2018年03月12日 12:00

鲍永玲
《社会科学报》总第1593期5版

英法启蒙运动传统研究在国内学术界较受关注,而对德国启蒙思潮的特性、核心议题及其内在脉络的深入研究较为缺乏。事实上,德国启蒙思潮在欧洲启蒙传统中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


蒙运动:一个有着复杂线索的“谜”
 
“启蒙运动”蕴含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复杂问题。启蒙运动一般被看作是一场宗教批判运动或反基督教的文化运动,其口号是“以光明驱逐黑暗”(开启理性精神,驱除蒙昧信仰)。但实际上,启蒙运动并非整团一块,而是一个有着复杂线索的“谜”:既有严厉批判基督教的法国启蒙运动,亦有新教和天主教内的启蒙运动,后者直接导向虔信派、福音派和浪漫主义运动,并使基督教信仰逐渐合理化、宽容化。因此,“启蒙”之“谜”的复杂性,不仅指德国启蒙运动历史脉络的错综复杂,也是指其核心思想特质的多元多样。
 
“Bildung”这个德语特有的观念,正是解开德国启蒙之“谜”的钥匙之一。在德国启蒙思潮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脉络中,尤其核心的议题是“启蒙(Aufklaerung)”与“教化(Bildung)”的关系。“启蒙(Aufklaerung)”和“教化(Bildung)”都是德国在启蒙思潮时期发展出的特有的关键观念,而二者孰轻孰重、孰先孰后,乃是当时德国启蒙学者论争的核心论题。由此甚至也引申出如何处理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如何理解“人”、“人性”、“理性”、“自然”、“宇宙”以及“世界(观)”这些基本观念。我们需要运用概念史方法,尤其着重追溯“Bildung”这个核心观念的前史,以及它在德国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从而在各有千秋的英法德三大启蒙传统里,凸显、梳理出德国启蒙思想的独特性和核心特质。
 
德国启蒙思想家最关注的核心议题
 
在英法德三大启蒙传统里,德国的启蒙运动的本己特性较为明显,并与德国观念论有莫大关系。面对普世理性精神与民族宗教传统之间的张力,德国思想家们(如莱布尼茨、沃尔夫、歌德、席勒、洪堡、康德、门德尔松、费希特和黑格尔等人)力图以一种恰当的方式把普世与本土、理性与信仰协调起来。这使德国启蒙运动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而“启蒙(Aufklaerung)”与“教化(Bildung)”这两个关键概念,亦成为德国启蒙思想家最关注的核心议题。
 
在德意志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充满命运的悲剧和对罪行不可避免的报偿,还有正义、光明与邪恶、黑暗力量无止境的力量交锋。正是在这样的幽明交织中,德国独特的精神历史在反思启蒙中成形与发展,成为充斥着令人困惑的难解之谜和诸多不幸顿挫的传奇。“Bildung”像一个密码,从中世纪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迷雾中穿越,并显现为近代德国观念论反思启蒙运动、重造民族精神的肇端。这也是一个难以翻译为其他语言的词,甚至在相近的欧洲其他语言里都难以找到相对应的词语,却有着古老的宗教和哲学史背景。
 
在德国启蒙思潮背景下,“Bildung”观念可被架构起一个复杂体系。据词源学的考察,“Bildung”以“Bild”为词干,置身于一个由此引申的极为庞大的语义群中,同时又与中古拉丁语“foma”(形式)相关概念群、古高地德语“bildunga”有着密切联系。正是因为这一点,造成了Bildung观念的独特性及其不可译性。但在具体的中文译本里,仍然需要将其译为“教化”,“教育”,“文化”,“教养”、“修养”,“培训”、“培养”、“培育”,“熏陶”、“陶冶”,“构形”、“成形”、“造形”,如此才能体现其层次丰富的内涵。但在这些多重意义维度的指向中,内在性、个体性、整体性和历史性是德国启蒙时期古典教化观念最为核心的理念。
 
教化观念的发展演变
 
教化观念具有早期神学根源,尤其是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盗火以及《圣经·创世纪》的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人是神的肖像”、“人是可塑的”、“人的复形”这样的理念扎根于“Bildung”观念的深处。基督教神秘主义对中世纪“Bildung”概念的历史发展意义重大,成为德国启蒙思潮、古典哲学的思想根源,也成为德国早期教化观念起源和转化的重要背景。
 
“Bildung”观念从神秘主义向普遍精神意义的过渡,主要体现在它向哲学的、人道的、美学的和教育学领域的过渡、扩展过程上。在英国、德国作为时代先行者的沙夫茨伯里和莱布尼茨,他们的内在形式说和单子论对德国哲学性、普遍性和历史性的教化观念之形成具有尤其巨大而特殊的意义。一种新的生命观、历史观和世界观正在兴起,并在狄尔泰和诺尔所称的“德国运动(1770-1830)中获得最初的恢宏表达,这是最伟大而内在的精神革命,产生了富有人文精神和德意志民族特色的教化理论。
 
在18世纪最后30年也正是启蒙运动的高潮时期,“Bildung”忽然成为德国文化界、思想界最为流行的词语。作为一个流行的词语,它的概念界限变得模糊了,神秘主义宗教的涵义和自然哲学、思辨的涵义在渐渐淡薄,又融入了最为多样的、具有时代特色的阐释。教化这个概念逐渐获得广泛的扩展。这样到18世纪末,开始形成以启蒙范畴、科学范畴来思考的人类形象,体现出一种新的人类学模式。“Bildung”从不可达到的道德完美与上帝形象的摹本,转为在“人”的意义上可界定的、可达到的世俗完美。这也正是德国启蒙思想反思了法国的启蒙运动之后,对人类设立的目标。
 
教化与启蒙之争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人们对启蒙与教化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在德国启蒙运动之前,“教化”观仍有着深刻的神秘主义宗教气息,教化的目标乃是定位于神。而现在,人类被确定为是在一个社会中生活。那么,“教化”的目标就是将“毛坯(Rohmasse)”造形为真正的人,使其成为社会的有益成员。在这样一个造形过程中,天赋的资质得以发展。但教化的目标仍然不是通过个体来确定的,而是通过理念的想象,它要求独立于个体的永恒适用性,并且是从外在加诸于个体身上。这样一种古典教化理论,主要是基于对英法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方面是渴求使个体的人得到更好、更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德意志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在这样一个政治文化语境里,“启蒙”与“教化”的分歧显露出来。
 
通常认为,启蒙教育学带有理智主义或功利精神,强调理性和功用;而教化理论则重视情感和直觉,更为强调人的整体发展或自身目的。启蒙精神倡导人“独立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却似乎忽视人的理性发展的艰难途径;而在教化理论看来,人必须与世界或文化接触,要经过异化和复归的无尽辩证,才能逐渐走向自主。从形式教育和实质教育的角度而言,启蒙教育学更注重形式,即理性能力;而教化理论则强调实质,即文化内容。形式不能离开内容,内容也不能离开形式,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德国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皆将平衡和谐的“完整的人”作为生命理想,这是一种为了人的更高发展、迈向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生命理想。教化实际上并未抛弃启蒙者所倡导的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而是在被认为是更高层面上使其批判带有审美性。也就是说,教化应该是启蒙和文化的统一,这是门德尔松的洞见。
 
启蒙与教化应该互相包涵且尊重传统。启蒙不仅指向个人,教化也不只是强调集体性的提升,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彼此互补共通,最终指向“共通感”基础上世界共同体的形成。德国启蒙思想家往往展现出宏大的世界视野,如康德的“世界哲学”、“世界和平”设想直至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世界历史”理念,都诠释了德国启蒙思潮的这一特色。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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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3月12日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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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平行于科学的古老博物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