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赵 遐 秋
收到北大1956级同窗好友秦川寄来的新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之一,在2012年10月初版印行的,中国现代文豪之一的郭沫若著作,郭平英和秦川合作辑注本《敝帚集与游学家书》,颇多感慨。
书中的《敝帚集》,是郭沫若在抗战时期自己编定的一个诗文集,含旧诗《题<王制讲义>等二首》等七首,《愚者辨》等文四篇,《“光复事殊难……”》等联语五十二副,集中文字,都是他用旧体话语写下的对辛亥革命的感受,从来都不曾公开出版,不曾辑入任何“文集”。这次由秦川与郭平英合作编辑阐释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2012年10月出版,是首次面世。书中的“游学家书”,是郭沫若走出乐山之后,在成都、天津、日本等地“游学”写的书信,含出国留学以前家书五函,补习日本时期家书七函,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时期家书二十四函,第六高等学校时期家书二十二函,九州大学时期家书十函,其中写自日本的书信大多曾经辑入1981年唐明中、黄高彬编注版的《樱花书简》。书中的《敝帚集外》,在业已印行的《郭沫若少年诗稿》基础上增补、重新校注辑成,含《茶溪》等旧诗六十七首,《“杏花疏雨……”》等《<敝帚集外>旧诗与对联校注》联语十九副。书中还有三篇“解读”式的文章,即解读之一《文学珍本<敝帚集>见证辛亥革命历史》,解读之二《<敝帚集外>旧诗与对联校注》,解读之三《<游学家书>的考订编校》,都是本书编者对书内郭沫若原著的研究和说明。再就是编者对郭著的“注疏”式的注释和解说了。另外,书中还有郭沫若青少年时代的一些老照片,1912—1923年“游学”期间的书信手迹影印图片。光是这样的布局和编排结构,就充分显示了《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的郭沫若研究即“郭研”的重要的史料学价值。
这价值,无疑,就是本书编注者郭平英和秦川在2011年10月13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郭沫若<敝帚集>整理手记》一文说的:“《敝帚集》真实地反映了辛亥革命期间广大民众普遍的思想和情绪,也真实地反映了革命进程中的复杂的思想和现实,对客观评价一百年前中国近代史上的这场大革命不无裨益。”“无论对于中国推翻清朝走向共和这段历史的研究,或对于郭沫若的生平与思想研究,想必都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自然,对于“郭研”来说,人们尤为看重的是,它充分展示并且足以供人们索引的是,青少年时期的郭沫若对当时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的真实的形象的思考,他的心路历程,由此可以探寻郭沫若身上鲜明而又强烈的“五四”精神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轨迹,再有,就是郭沫若在他的《少年时代·序》里说的“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了。
当着郭沫若研究学科话题、学识思路及学术话语全面面临创新的关键时刻,《敝帚集与游学家书》问世之深得“郭研”同仁好评,也就可以理解了。
由此,我要特别说到的是,书中的《文学珍本<敝帚集>见证辛亥革命历史》、《<敝帚集外>旧诗与对联校注》、《<游学家书>的考订编校》,充分标举出来,作为上个世纪50年代北大中文系培养出来的一位学者,秦川身上葆有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科学的著述传统。
仅就史料的搜集、甄别、整理和应用而言,秦川的郭沫若研究实践中,充满了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科学的著述传统。
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对我说:“在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就存在一种偏颇,就是只重视理论而轻视史料,只重视方法和观点的花样翻新,而轻视基础性的史料工作,结果,刮起了一股浮夸风,还有浮华跟浮躁,严重阻碍了郭沫若研究的健康发展。”所幸的是,后来,随着郭沫若研究者们学问的不断深入发展,秦川这种忧思终于成为“郭研”领域众多学人的共识。于是,有了2008年山东师范大学承办的“郭沫若文献史料国际学术研讨会暨IGMA学术年会”的召开。那次会议的中心主题就是:郭沫若文献资料研究。也就在这段时间里,秦川在四川的《郭沫若学刊》上连续发表了有关郭沫若青少年时代事迹和家世考证的三篇文章,即2007年第4期的《郭沫若母亲名字之谜》和《郭沫若生平之谜》,2008年3期的《郭沫若家世之谜》。这些文章,得到了郭沫若研究界同仁的热情赞赏。
其实,由此说开来,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科学的著述传统,在秦川的郭沫若研究生涯里,是一以贯之,几十年始终如一,坚持到底的。
1956年走进北大燕园文史楼就读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时,出身四川涪陵乡下农家寒门的秦川,质朴,温和,却坚韧,倔强。经历过不幸的年月,却意志弥坚。毕业时,他告诉我,回到家乡,他会服务社会,报效国家。他的事业是在文化领域。他先后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供职,从事文学编辑和研究工作。有一段时间专注于鲁迅,随后投身郭沫若研究。秦川的学术成就,集中表现在郭沫若研究领域。
从1984年在《四川大学学报》上发表《建国三十五年来郭沫若研究述评》一文开始,秦川一边在“郭研”这门大学问里辛勤笔耕不辍,一边结伴蜀地学术同仁共同努力,终于在郭沫若故乡的川蜀大地,以他们创办的《郭沫若学刊》为阵地,团结同好,集结队伍,建成我国“郭研”的西南一方之重镇。回顾这一路走来的四川“郭研”之学术历史,正所谓,蜀地“郭研”有秦川!
除此之外,秦川的“郭研”奉献,有专著三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9月初版的《文化巨人郭沫若》,重庆出版社1993年9月初版的《郭沫若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1月初版的《郭沫若新论》。还有论文一百余篇,或以郭沫若为研究对象,或以郭沫若研究为中心对他周边的作家作品展开研究,比如,《郭沫若早期小说与外国文学的关系》(1986年),《漫议创造社》(1995年),《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论辩》(2010年),等等。另外,还与他人合作编纂出版有《郭沫若作品词典》(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初版)。
其中,特别是他的三部专著,称得上是“郭研”领域里的不容忽视的少有的重要的学术收获,都在“郭研”领域发生过重要影响。
《文化巨人郭沫若》一书的特别贡献是在于,在总结1949年以来的郭沫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秦川富有创新性地归纳、总结出来,并且努力体现在自己的研究和著述实践中,郭沫若研究特别是撰写郭沫若传记,要遵循如下的三个原则:
其一,通过一个人“看出一个时代”。这是郭沫若的主张。郭沫若在《我的幼年·前言》中说:“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活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在《少年时代·序》里,郭沫若又说:“通过自己看一个时代。”读秦川的《文化巨人郭沫若》,最精彩的落笔当是,在时代和人的相互关联中,《文化巨人郭沫若》不止步于总结郭沫若正面的成功的一面,还站在时代的高度,真诚地描述了郭沫若这位文学巨匠的不足与局限,做出历史性的阐释与思辨。这就是秦川在《文化巨人郭沫若·后记》里说的,他写这位历史人物,“除了通过郭沫若这个人看出他的那个时代外,还要通过他来对历史进行反思、总结,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其二,“注重史实的翔实、可靠”,忠于史实。细读《文化巨人郭沫若》,人们不难发现,无论人物的言论行动,还是有关环境事物等等的描述,秦川下笔,都是有根有据,信而有征的。他做到了既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讳,不神化研究对象,又不随意矮化、丑化他的研究对象。其间,绝无以个人好恶为取舍之嫌。
其三,强调个性化的书写特色。为了做到“事有征信”,秦川特别重视认真选择和鉴别材料,就在这个过程里,他显得与众不同了。他特别注重有别于他人之观点、视角及裁剪史料,他还注意书写的“文采”,自觉地“使文字生动一些,简明一些,多一点诗味,增加一点可读性。”
关于《郭沫若评传》,“郭研”领域专家学者评论文字很多,我读后很受启发,很为他能获得同行如此盛赞感到骄傲。
须知,秦川这部评传出版前后,“郭研”领域已经出版了不少同类著作,比如,黄侯兴的《郭沫若文学道路》,龚济民、方仁念的《郭沫若传》,张毓茂的《文学巨星郭沫若》,蒲庆华、孙党伯的两部《郭沫若评传》,李保均的《郭沫若青少年时代评传》,阎焕东的《郭沫若论》,以及田本相、高国平、吴功正、傅正乾等人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专著,等等。和这些学术同仁的研究著述成果相比,秦川的《郭沫若评传》既不是郭沫若的单一的生平事迹的历史性描述,也不是郭沫若作家作品评论指集大成的著述,而是以评为主、传评结合的新著。同时大学同年级同学的“郭研”专家黄侯兴,在他的《再塑现代文化伟人的肖像》一文里评论秦川这部《郭沫若评传》说,他已经不满足于过去那种带有过多复述性质的为人立传的一元格局,而是“把对传主生平事迹的考察,勾勒,同对传主每一个时期著述的宏观把握与系统研究融为一体”[1]了。应该说,这样的书写,一是丰富了传主的形象,二是更深层次地展示了传主的成就和局限,三是为传主立传的著作家也在两者的融合过程中更加突出了自己的学术个性和著述风采,把自己的新视角和新观点烘托得更加耀眼夺目了。比如,关于郭沫若的《女神》,在诗集的中心主题,诗集表现的郭沫若的泛神思想,还有中外文化在郭沫若作品中的交融等等方面,秦川的《郭沫若评传》,都有新的突破性的见解。难怪,当年,著名文学理论家陈涌在读了秦川这部《郭沫若评传》的手稿之后,会亲笔写信给秦川说:“你写了一部好著作,我个人也很受益,作为一位编者,向你表示敬意与祝贺!”“这是一部内容充实有科学水平的稿子,不是经过长久的研究和苦心经营,是写不出来的。”
《郭沫若新论》则别具秦川其人的一种相当独特的学术风采。那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古今融会的文化景观。读他此著全书,可以发现,他研究郭沫若,在致力于文学与文化相融会的研究,文学与史学相融会的研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会的研究,古、今文化相融会的研究,跨文化,跨学科,通古今,达中西,在人类文化的历史的时空长廊里自由游行,就在他描绘出来的如此色彩斑斓的景观中,透过多层次、多视角的观察,你再看郭沫若,其人,其文,看他和他的作品对人类文学、文化以至于历史的贡献,那就真的焕然一新了。这真是值得我们称道的。
还想再说几句的是,秦川如此治学,如此这般的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科学的著述传统,还有如此这般的学术个性和著述风采,是在他多年从事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锤炼而成,又在这种研究中继续得以张扬和发展的。
在这方面,他的研究成果里,从早在1959年就印出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内刊本《中国歌谣资料》1—8册,和1962年就印出的四川省文化戏曲研究室内刊本《川剧传统剧目目录》开始,到1984年2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印行的《鲁迅出版系年》,1995年1月20日《四川省政协报》刊载的《识途老马壮心不已——当代著名作家马识途创作生涯》一文,1998年12月四川大学出版社初版印行的《马识途生平与创作》一书,就是这种锤炼而成并且张扬和发展的最好证明。
当然,秦川之所长,所专,所精,仍在“郭研”。
好在,秦川仍在以更多的精力关注“郭研”。这对他,好像也是驾轻就熟了。比如,一方面,继1984年的《建国三十五年来郭沫若研究述评》之后,他不放弃他的追踪,又在《郭沫若学刊》1994年第4期上发表了《国外郭沫若研究述评》,在《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增刊上发表了《1997年郭沫若研究概述》;另一方面,还继续书写他自有特色的“郭研”论文,像《郭沫若学刊》2000年1期上的《郭沫若与新中国三题——有关郭沫若的历史评价及有关问题》,2001年1期上的《为新中国奋斗——郭沫若与新中国剪影兼驳“弄臣”论》,都是如此。巴蜀书社2010年12月出版的《蜀学》5辑上,有他和侯彤合写的新作《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郭沫若论辩》。此文后来又有《华西大学学报》2011年1期发表,更见秦川他本人也一番老骥伏枥的状态和风貌,尤其令人赞叹。
由此,我们仍然可以期待,虽然已过75之古稀高龄,在“郭研”领域,以及别的课题研究上,秦川还会有新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