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风采

秦川:四川省社科院搭建起我现代文学研究的大平台

秦川 口述 贾良宜 韩颖采访整理

雍蓉

2018年11月21日 01:54


一、求学生涯

1、发蒙时期

我的家乡在涪陵县镇安乡(今属重庆市涪陵区义和镇),祖籍湖北。母亲生了兄弟姐妹四人,姐姐生下来就夭折,妹妹四岁时不幸身亡,只剩下弟兄两个。五岁发蒙读私塾。当时农村经济崩溃,举家移居涪陵靠做小本生意勉强维持生计。在小学读过一到两学期的书。因为家庭条件较差,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回家。

尽管如此家里还是支持我读书,考虑城郊私塾收费少就在私塾读书,教书先生水平有限,期间读的最多的是《千字文》、《增广贤文》等。当时读书的地方在城外,需要走路去上学。冬天气温低遇到雨天没有鞋穿,打赤脚去上学。解放前夕家庭困难曾送我和幺姨妈到国民党救济院混饭吃。

1949年底,解放军要打过来。虽然解放军还没有过来,但革命歌谣已经传开了“尖尖山哟二斗坪,包谷馍馍哟胀死人。”解放前穷人能吃饱饭已经是最大的幸福。有很多地方盐巴都没得吃,乌江那边就更惨了。

2、中学时代

涪陵解放后,从外地回来了一位蒋玉书先生开办了个补习班,准备在1950年秋季参加县中考试。父亲是崇义镇贫民代表,蒋先生要求我参加补习班。特地为我开小灶全科辅导,主要补习语文、数学、政治(外语除外)。三个月后蒋先生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到县中找人,以“同等学历”参加初中入学考试。初试过后面试谈到缴费问题。家里经济条件差,又不能走读,因学费食宿费无法解决未被录取。回来后蒋玉书继续给我出主意,他写推荐信让我直接到崇义镇第一中心小学高小毕业班当插班生。第一中心小学教导主任说需要研究一下,三天后给我答复。三天后接到通知可以插班,在这里我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考取涪陵县一中。

进学之前还有道门槛就是学费、吃饭的问题。对于这样的情况学校透露消息说省教育厅有三个人民助学金名额,如果拨来了就有你。有一天通知我助学金下来了,让我赶快去报到。学校给我的是甲等助学金,即学费、食宿费全免。每月还有两块钱的零用钱,我就靠这些零用钱买生活用品,上初中包括后来上高中、上大学都是依靠国家助学金度过。当时国家提倡全面发展文理不分科。我各科成绩除了音乐、美术、体育不行,其余的都可以,而且各科成绩平均都在90分以上。

3、高中时代

涪陵高级中学是国家在四川新建的十所重点高级中学之一,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学校决定扩招。由原来的两个班扩招为四个班。成绩较好的初中学生参加考试,考试合格后就可以提前半年毕业进入高中。我参加考试提前一学期毕业并顺利进入高中,没有提前毕业的学生要多读一学期。国家急需各方面的专业人才,秋季毕业时各种学校都来招生。首先是解放军炮兵学校,稍后是其他学校,总之大家都有去处。我们初中那个班一共80个人,被招到炮兵学校、气象学校、邮电学校,总体来看发展的都不错。

高中时我们的班被命名为吴运铎班,吴运铎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同学们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非常崇拜。书中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一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成了我人生的座右铭。

高中期间对前苏联和俄罗斯的作品很崇敬如《卓娅与舒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托尔斯泰、高尔基、契科夫等人的小说。同时对鲁迅的作品很热爱,其中《药》、《祝福》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我选择研究鲁迅与此分不开。高中是自己知识增长的年代。班主任袁中奇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是人生中为数不多且影响至深的良师益友。我之所以选择学文科得益于袁中奇老师的悉心教诲和关爱。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填的是理工科类,袁老师知道后要求我改报文科。而且第一志愿北大中文系。当年北大中文系在重庆考区只录取我一人。

4、北大五年

    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后去重庆报道,报道后统一佩戴全国高等学校新生入学赴校证。有专人统一安排我们坐船,同船随行的还有参加国庆的西藏代表团,在船上我们饱览了他们演出。到北京后还有学生来接我们到学校报道,那时上大学知识分子受到了最好的待遇。尤其特困学生国家统一发放服装、生活用品,每月伙食补贴12.5元(初中时4元,高中时5元)。每月生活补贴4元,有点剩余还可以买点书,进入大学后伙食很好营养跟得上身体从1.6米长到了1.7米。

1956年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大学五年是人生决定性的一步。北大是五四爱国运动策源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北大在蔡元培校长领导下,对学校进行了系统改革,制定要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奠定了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的北大风格。所以北大人有一个共同的性格即追求真理,独立思考。当时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担任北大校长,马寅初有一句话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要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所以北大在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受影响的人也多,波折也很大。给我们上文学课的有游国恩、林庚、吴组缃、王瑶、吴小如、萧雷南。语言方面有王力、杨伯峻、朱德熙、林焘、高名凯等。系主任杨晦给我们上中国文艺思想史,冯友兰上中国哲学,邓广铭上中国通史。北大五年认真读书时间只有三年多,但北大历来名师辈出,大师云集,教学质量超一流,学生受益匪浅,因此毕业后能适应各种工作。北大中文系1955级、1956级出了不少学者和各行各业的人才。

我刚进北大就列席了北大团代会,组织把我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后来介绍我入团。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党团员发展全部停止,一直到我毕业还未恢复。在反右斗争中我是积极分子,但我这个人比较老实待人厚道,再者因为理论水平不高,反右斗争中并没有特别表现,团组织安排做什么就做什么。

北大是全国优秀人才的汇集地,良好的学习氛围,又自感与调干生和大城市的同学知识差距大,这更激发了我努力向上的学习精神。北大讲座很多我都尽可能参加,心无旁骛。北大学生中真正来自农村家庭和城市工人家庭的学生很少。我的同学李骅年来自天津工人家庭,他擅长绘画本来考中央美术学院差一点被录取。他对鲁迅著作非常熟悉,一出口都是鲁老夫子口吻尖酸刻薄。他是工人子弟,我是农民子弟,我们两个很友好。他曾给我画过一张以未名湖为背影柳树飘拂下的莘莘学子的素描。

1957年暑假同学都回家了,我没有钱回家留在学校。同学中有个四川老乡关承才,还有来自苏州在北京工作的女同学李金娣,他们两个是调干生。我们三个人常在一起玩。有一天关承才首先提出要改名。关承才名字与“棺材”谐音,同学们平时称呼他为“棺材”,他很讨厌这个称呼。我那时还不叫秦川,因在家族中排行德字辈,父母希望我有福,取名秦德福。李金娣这个名字在江南地区很普通,她也有改名的意思。大家想名字,想了半天也没结果。我就自告奋勇说我来取,你们平时不是叫我小四川嘛其实四川不小,我就改名秦川。李金娣是女同志,泉水晶莹明沏,似一泓清泉,你就改名李泉。关承才是学生干部将来是要发达的人,四川的桉树长得快成才也快,但现在是个苗就改名桉苗。他们都能接受我的建议。改名的事都由关承才去办,只有他办得通。 

二、出版社八年

在北大时我参加过编写《中国民间文学概论》和《中国戏剧史》的科研工作,毕业论文是戏曲研究方面的。1961年大学毕业后,我志愿回到四川工作,被分配在四川省川剧学校戏曲研究室,对外称四川省文化局戏曲研究室。主要工作是整理发掘川剧传统剧目,协助柯静编写了一本《川剧传统剧目目录》,由省文化局印发全省。1963年成立四川省文化局剧目工作室,我调到剧目工作室工作。因人手少,剧目室与文联剧协合署办公,由省文化局副局长剧协主席朱丹南领导,抓全省的剧目工作,包括调查、发现、创作、移植推广和评论工作。此间我在《四川日报》上发表《用阶级观点描写人民内部矛盾——评话剧<山乡风雨>》、《赞美农村新人新思想——看温江农村文化工作队创作和演出的几出川剧》。1964年10月参加“四清”直到“文革”开始才回到省文化局。

1975年邓小平主政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后,全国出版社恢复出版。我被调至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作编辑工作。在李致总编辑、崔之富社长的带领下出版社很快闯出一片天地,出版社成绩斐然,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表扬。为了把“十年文革”浪费的时间抢回来,在出版社工作期间自己努力工作一个人干两三个人的工作是家常便饭,熬夜也是常事。出版社取得的成就凝聚自己的汗水和心血。四川人民出版社坚持“立足四川,面向全国”的方针,重视社会效益,又收到很好的经济效益。

1977年为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顺应时代潮流、党心、民心出版发行了《周总理诗十七首》。当时出版周总理诗要冒很大风险,要打破中央不允许地方出版社出版有关领导人书稿的规定。我们未给省文化局、省委宣传部打报告,我就带上出版社的介绍信一个人进京。在核实周总理诗的过程中,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对我的工作深表理解并得到大力支持。《周总理诗十七首》出版后发行一百万册。随后《诗刊》4期介绍周总理的诗,1978年《光明日报》刊文《壮丽诗篇万代传——关于周总理的早期诗作<大江歌罢掉头东>及其手迹》,稍后《解放军报》作了转载。1978年《文汇报》也发文介绍周总理诗。经媒体的宣传报道四川人民出版社被认为是勇闯出版禁区的思想解放先锋,随后全国各地要求出版的书稿飞至而来。我在出版社的工作一下子又加重了许多。借出版的机会自己也认识了文化界、出版界的不少名人,有的人经常保持联系。这些都为自己调入社科院后的学术著作撰稿和出版提供了不少方便。

当时出版社重视文化基本建设,发起业余编撰《鲁迅大辞典》和《中国文学家辞典》,都由我担任责任编辑,并派我加入鲁迅大辞典编撰组。这耗费了我大量心血。此外还组织新校注《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三部古典名著。请王利器、陈迩东、吴小如担任各书顾问。这三部书在国内外影响较大。我在出版社工作使我有许多机会出席全国性学术会议,得风气之先,同时也开始了学术研究工作。我在出版界文艺界广交朋友得益匪浅,但由于出版社工作任务重,长时间下来身体吃不消患上了心脏病。1982年四川省社科院廖永祥、谭洛非两位院长先后要调我到省社科院。因为手上工作太多且出版社待我不薄,不能一走了之。手上工作处理差不多后才辞去出版社工作到省社科院报道。我调走时省出版局人事处长找我谈话:“我们从各行各业挖人来出版社,这里发展前景很好,你为何要调走?”我自知不是当官的料,不调走恐怕早晚会累死在岗位上。我争取到北大同学周倜(曾和李致在团中央共事)从中做工作,才得以从出版社调走。

三、从事现代文学研究

1983年我调入省社科院文学所,社科院不用坐班除开会外其他时间可以在家里搞学术研究。我非常喜欢这种工作方式,自由支配的时间充足,可以安心做学术。到省社科院工作十几年,在院领导的关怀下,学术成果颇丰。自己喜欢做学术对学术之外的事也不在乎。在社科院工作一不要房子(家中有房子,不过多奢求组织给自己分房),二不要升官(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喜欢做科研),三不与人争利。当初选择到省社科院看重的是社科院这一研究平台,可以在这里安心做学术。到省社科院后做研究最重要的是读原典,除了读原典,另外就是收集资料,对国内外的资料进行总结。既然搞学术研究就得拿东西出来。首先是研究郭沫若,然后是抗战文艺研究,现代四川作家研究。我的研究工作大致可以分为早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

1、早期:数箭并发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学术界有现代文学“双子星座”的美誉,他们又是五四新文学的奠基者。早期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迅、郭沫若及四川作家的研究,多方并进。在鲁迅研究方面,1983年上海《文艺论丛》16期,发表两万字的《鲁迅对中国革命出版事业的伟大贡献》长篇论文,该论文获得1984年首届四川省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到省社科院后我的第一本书《鲁迅出版系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出版,该书由赵朴初题笺,任愫在《人民日报》发表书评,香港《大公报》和《鲁迅研究动态》都曾有专门文章做评论介绍。该书也被省鲁迅研究学会评为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该书的出版填补了研究鲁迅在编辑出版方面的学术空白。

1998年,省社科院建院20周年,在《光明日报》上登载12个研究生学科。文学所当时30个人,阵容很整齐,老家伙很多,研究员有好几个。文艺学专业学科带头人第一袁珂,第二秦川,第三李明泉。我在社科院带过一届研究生,因我身体不好,让学生到我家上课。我这个人疏于教学又不善表达。我给他们主讲现代文学,课前都要写讲稿,时间久了身体吃不消。每次上午上完课后,下午一点精力都没有。所以1998年退休后就不愿带研究生了。

到省社科院后,第一年出版《鲁迅出版系年》;第二年出版《抗战时期的郭沫若》(谭洛非担任主编,文天行、廖全京、马仁可和我执笔),该著作从封面一直到印刷都是由我来做。出版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获得四川省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我在院外主要与四川大学中文系合作,1984年起在《四川大学学报》上发表《建国三十五年来郭沫若研究述评》及《郭沫若早期关于新文学建设的几点意见》等论文。其中前者开创了专题研究述评的先河,《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摘录,后收录1984年《中国文学年鉴》,影响较大。早期科研成果部分收集在《现代文学散论》1988年重庆出版社出版。

2、中期:重点突破

这一阶段主要在郭沫若研究上有所突破,郭沫若是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是中国四大文化名人(孔子、杜甫、鲁迅、郭沫若)之一,是二十年代五四新文学、新诗奠基者之一,是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者,对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有卓越贡献。抗战时期周恩来在《我要说的话》中,20世纪70年末邓小平代表中央在致郭沫若悼词中认为“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近年来,由于思想多元化,价值观和信仰的缺失,各种海外思潮的冲击。国内外一股以反思为名,行否定郭沫若之实的风气随之而起,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作为学术研究者有责任为郭沫若正名。以《郭沫若学刊》为中心坚守文化宣传阵地,反驳历史虚无主义,批判各种奇谈怪论。

我做研究工作从扎实的资料出发。首先是阅读原典,我在出版社的时候就专门整理了研究郭沫若相关的资料。对郭沫若研究脉络有大致的把握,做到心中有数。在此基础上重读原典,在读书的过程中发现别人读漏的或者不注意的地方而恰恰又是很重要的地方就写文章发表。

80年代中期同川大中文系合作参与《郭沫若作品词典》的编撰工作。王锦厚主编,伍加伦、钟德慧和我做副主编。以《沫若文集》文学卷为参照,对郭沫若一生作系统介绍,该著作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社团、流派、书刊、诗词七部分构成。书中收录词目3079条。郭沫若名、号、别名、笔名及简谱以附录形式存在。学界对郭沫若有争议观点采取并列录存。该书1991年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出版后阳翰笙、艾芜等对该词典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研究郭沫若文学作品必要的参考工具书。

随着对郭沫若研究的深入产生了为其写传的想法并向院里申报了《郭沫若传》的课题。1989年10月重庆出版社在北京召开《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编委扩大会,郭沫若赫然在列。这次会议明确了出书的目的和宗旨即:对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行反思、总结。我同重庆出版社取得联系,主动承担《郭沫若评传》的编撰任务。经编委会同意有我、谭兴国、邓仪中分别担任四川作家郭沫若、巴金、沙汀的撰稿人。

1991年借中国郭沫若学会在北京召开学术会的机会拜访了陈涌同志,请他对《郭沫若评传》的撰稿提建议。陈老在听我汇报的基础上对撰稿提了十条建议。稍后拜访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陈主任,听取他对《文化巨人郭沫若》撰稿的具体意见。此前中国青年出版社来我院选传记人物的选题,选中我院文学所李永翘的张大千课题和我的郭沫若课题。这次借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同陈主任商谈写作《文化巨人郭沫若》的编撰情况。陈主任对该书有几点建议:这本传记要给广大青年读者对郭沫若有一个综合的、完整的、形象的了解。要有思想性、趣味性、可读性、知识性、新颖性。面对青年读者要注意理论性读物的通俗化,做到雅俗共赏。综合、完全、成果表述、历史评价、文学性要强一点。1992年是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该书要在郭沫若诞辰前推出,并且要求30万字,真正留给自己写书的时间只有四个月,时间紧任务重是当时的真实写照。那四个月过的紧张而愉快,每天几千字,在交稿日期来临之前完成任务。因为我先前为撰写《郭沫若评传》的工作,前期资料收集的很充分,对郭沫若的生平事迹、文学作品、生活趣事烂熟于心。全书的架构、章节安排、写作的计划在找陈主任之前已经安排妥帖。全书的每一个章节几乎都是一气呵成。1992年4月完成初稿。该书除了记述郭沫若丰富多彩的一生外还加入不少家庭故事、历史事件、人际关系等细节,增加了该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对比两本书差异性明显。《郭沫若评传》以评为主,学术性要求高,全书对郭沫若各个创作阶段的作品以历史评价与美学评价相统一进行评述,展现郭沫若思想形成与变迁的脉络。《文化巨人郭沫若》要求文学性和可读性强。全书以介绍郭沫若生平为主线,不断将郭沫若思想发展轨迹和创作生活以及研究成果填充进每一个人生阶段之中,使得文化巨人郭沫若的生平更为全面地展现出来。《文化巨人郭沫若》与《郭沫若评传》两本既有互补性又相得益彰。1992年郭沫若百周年诞辰《文化巨人郭沫若》出版,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专柜展览首发。《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宋百郭对该书的短评,《博览群书》在1993年第3期发表邹韶军的评论文章,《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上了封面要目。该书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大,1993年该书荣获四川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郭沫若评传》得到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主编陈涌高度评价,1992年春节给我信中认为“这是一部内容充实有科学水平的稿子,不是经过长久的研究和苦心经营,是写不出来的。”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冯宪光在《文艺报》发表《展现文化巨人的智慧光芒》。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侯兴在《郭沫若学刊》发文《再塑现代伟人的肖像——读秦川的近著<郭沫若评传>》。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川鄂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发文《新的综合新的突破——读<郭沫若评传>》。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长蔡震在《中国图书评论》上发表《历史的魅力永在——读秦川的<郭沫若评传>》一文中认为“(评传)是郭沫若研究领域的有分量的一部新作”。《郭沫若评传》出版后获得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二等奖、省优秀图书奖。

这一时期对郭沫若的研究还有多篇论文发表。1991年4 期《郭沫若学刊》发表《耀眼的丰碑——<女神>的艺术特色及成就》,1992年2期《郭沫若学刊》发表《试论<女神>的思想内涵和时代特点》。这两篇文章收录在《郭沫若新论》中是评论《女神》的重要文章。1992年11月14日在《文艺报》上发表《“抓紧着时代精神”,“紧紧跟踪着时代走”》的长篇论文和《新时期郭沫若研究概况》。论文对郭沫若的光辉一生作了回顾,用“抓紧着时代精神”,“紧紧跟踪着时代走”对他的文学创作道路进行总结。指出他的这种文学精神仍对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有借鉴意义。

3、后期:马识途研究

说起同马识途的渊源要追溯到1972年,当时马老出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省文艺调演领导小组组长,将我从雅安名山百丈湖文艺界“五七”干校调到省文化局调演办公室工作。因为工作原因初识马老,陪马老上凉山看彝族自治州文工团演舞剧《奴隶颂》。马老早年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和我恩师王瑶是同班同学。北京大学四川校友会成立后马老出任名誉会长,我作为秘书长同马老联系颇多。后来四川郭沫若学会成立,马老担任首任会长,点名要我和四川大学教授王锦厚任《郭沫若学刊》副主编,承担终审工作。在马老的领导下四川郭沫若研究成绩斐然。

上世纪90年代我转向马识途研究,马识途早期担任四川地下党领导,为革命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九死一生的经历堪称传奇。为人一身正气,值得研究。1994年在马识途家中对马老做过采访获得一手资料。他80岁生日时,我在《四川省政协报》发了一篇《识途老马,壮心不已——当代著名作家马识途的创作生涯》一文,指出马老不仅是久经考验的职业革命家,还是鲁迅先生所寄望的革命文学家。过去对马老的研究停留在单篇作品或评论中,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这篇文章还配了图,马老看过后非常感动。1996年在《新文学史料》发表《著名革命作家马识途生平与创作》一文,指出马识途是继郭沫若、巴金、沙汀、艾芜、李劼人、何其芳之后,四川最有名气的作家,在四川文学史上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他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总结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仍有借鉴意义。借此机会把为马老写传的想法说出来,得到马老支持。并提供材料方便我写作。我在退休之前写出了《马识途生平与创作》一书。

对于为何未写马老评传和传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马老自己在写传记,个人的日记和书信还未公开。二、资金问题。90年代学术书籍出版很困难,虽列入“九五”社科项目,资助金额5000元,用于出版肯定不够。幸亏四川大学出版社社长王锦厚的帮助才得以出版。该书出版后大受好评,2014年马老百岁寿辰时四川大学出版社重新装帧设计排版重印,为马老祝寿。

在文学所15年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科研成果有长短文章和著作(包括集体、编著等)109件,文章近百篇,著作十余种,近200万字,工作量较大,超出职务工作量规定,荣获四川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次,三等奖两次,学会一等奖两次,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二等奖,省优秀图书奖,获奖较多。为研究员,研究生部教授。

四、退休后学术研究概况

1998年我从省社科院文学所退休后学术研究工作并未因此停止, 2003年应邀参加中国社科院A类重点课题,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郭沫若年谱长编》(林甘泉、蔡震主编),有历史所、考古所、文学所、郭沫若纪念馆十余位学者撰写。全书共五卷,我担任第一卷(1892——1918)撰写任务,坚持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重视文献史料的完整性。整理考订史料“无征不信”,“孤证不立”,“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原则。该书历时十年编撰而成,201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退休后的十几年中独著、合著的学术著作有《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编注),《郭沫若新论》(独著),《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李大钊》(编著)。《敝帚集与游学家书》是与郭沫若女儿郭平英合作编注,收录郭沫若早年所写诗、文章、对联、家书,是迄今最完备的郭沫若诗文家书集。《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201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报》专门发文介绍《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的文章指出:“《敝帚集与游学家书》客观真实反映了辛亥革命期间广大民众普遍的思想和情绪,对客观评价一百年前中国近代史上的这场大革命不无裨益。”2013年《中华文化论坛》发表邓经武对《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的书评指出:“全貌体现、准确纠误、学术严谨三个特点。该书是研究郭沫若早期生平的基础性材料,是郭沫若一生文化创作过程中真正置身于“绝端的自由”的阶段。”中国人民大学赵遐秋教授也肯定《敝帚集与游学家书》在填补学术界研究空白以及展现郭沫若青少年时期在剧烈社会变动过程中思想转变历程和对社会变革思考的方面的价值。

2010年春节受省社科院科研处长向宝云所托,出版《郭沫若新论》为青年同志做示范,教他们如何做学术研究。该书有侯水平院长撰写总序,被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列入《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四川系列》丛书, 2011年出版。2013年魏红珊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书评,指出该书有四个“新”即整体观思维,从 “学术场域”内部与外部厘清“正反说”的渊源,凸现从整体考察郭沫若的努力;方法论启示,从文化与文学、史学与文学、中国与西方跨文化研究及跨学科的多种视角、多重关系中,诠释郭沫若的文化观,对郭沫若研究的拓展值得肯定;理论阐释的前瞻性,从创造社的缘起,理论建树及郭沫若的文艺观、史剧观;史论合一的论证模式。2010年发表《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郭沫若论辩》,既厘清了社会上流行的“政治投机”“文学侍臣”“无独立研究精神”等污蔑、歪曲,又从正面论证了郭沫若的巨人地位。此外,2015年编著《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李大钊》一书经中央审查通过后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五、学术思想总结

一、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我在几十年的治学过程中始终坚持读原典,在此基础上发现前人研究不足或错误的地方作为学术研究的切入点。在做郭沫若研究时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多家研究观点进行总结对比,同时对郭沫若研究轻视原始史料的现象表示不满。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

上世纪90年代反历史主义之风盛行,掀起批判郭沫若的风潮。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丑化抹黑郭沫若。担任《郭沫若学刊》副主编期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办刊原则,鼓励学术思想大胆创新,开拓郭沫若研究新领域,使郭沫若研究不断深入。

三、善于发现问题,勇于创新的精神

北大的求学经历锻炼了我,“追求真理,独立思考”的思想在心中深深扎根并伴随终身。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始终秉持这种标准要求,发掘学术界前人遗漏之处填补空白,同时又从新角度、新视野来研究学术问题,勇于探索、努力创新。

总之,做学术研究要有不怕坐“冷板凳”,读大量原典文献的准备,更要有正确理论指导,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志存高远、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精神。

八十自寿词:用生命做学问,用心血著文章。

 

                                                                              

                                整理时间: 2018.11.12  (编辑  魏红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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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1日 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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