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党史党建 理论研究

网络意识形态博弈的力量分析

魏小平

2017年09月15日 12:00

奉鼎哲 张永祥 李后强
《新闻界》2017年05期

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考方式,深刻地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组织和管理形式,迅速地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媒体化和意识形态的网络化。这就使夺取网络空间“话语权”、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唱响社会主义主旋律,显得极为重要;使坚持正确网络舆论导向,提升意识形态管控能力,构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变得非常迫切。本文从网络意识形态博弈的技术力量、资本力量、行政力量、用户力量和话语力量入手,探索研究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博弈五大力量的内在逻辑及现实状况,并相应提出建设方略,以便让网络从“最大变量”真正变成“最大机遇”,使我国从网络大国真正成为网络强国。

一、技术力量是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博弈的先决条件

时代的重大变换,往往都是由革命性的技术引发的。网络连接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一如蒸汽机和电的发明一样,又是一次划时代的技术革新,人类从此进入大数据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并开始向着视线互联网时代出发,[1]而所有的这些变化和变革,在给人们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必然会对社会产生新的挑战,必然会对社会意识形态博弈产生新的影响。

(一)搭建起网络意识形态博弈的物质平台

从信息交流的通道看,固定电话到移动通信、话音业务到数据业务、有线有型到无线无形,网络连接正按照吉尔德定律“主干网带宽每6个月增长一倍”的速度快捷通达,5G技术预计2020年推出,传输速率将是4G10倍至100倍,每秒可达10Gb[2]

从用户服务的工具看,智能手机取代功能手机,移动终端取代个人电脑,可穿戴设备、智能电器、车联网等初见端倪,网络硬件正如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博士1965年预期那样“英特尔中央处理器,每两年性能加倍而价格减半”升级换代,只不过周期被缩短到了18个月。201011月中国天河1A问世,计算速度高达2.57万亿次,被誉为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仅仅3年时间,比2007IBM的记录提高了70倍。[3]Android/ios取代symbian、移动操作系统取代桌面操作系统、移动APP取代PC……软件领域的“王者更替”,再次证实了工信部移动互联网白皮书“IT产业迭代周期从18个月缩短到6个月”的正确结论。

从用户使用的功用看,随着软件硬件的升级换代,通话、短信、游戏、地图、乐视、搜索引擎、新闻报道、服务业务纷纷被开发利用;因其具备实时交互、聚合群聊、转发群发等多种功能,QQ、微博、微信、微视等迅速成为非常重要的社交媒体。据统计,目前微信已覆盖了90%以上的智能手机,活跃用户6.5亿以上,55.2%的用户每天微信超过10次。[4]这使得Stanley Milgram“每个人最多通过六个朋友就能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六度分隔理论,被Facebook降至四度,社交网络把世界变得更小了。网络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但它只要在阶级社会里出现,它就总是会被各个阶级所利用,总是会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博弈产生新的影响:一是意识形态博弈的时空更便捷。由于用户可以通过相关软件随时收发海量信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就可随时、随地、随身地持续交锋,甚至可在网上“守候”,只要你一开机,负面意识形态便可长驱直入,从而真正实现了网络意识形态博弈的秒速性、泛在性、全球性。二是意识形态博弈的形式更灵活。由于网络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方式,增加了多种的传播渠道,意识形态博弈双方可把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立体化的信息内容融为一体,并通过新闻、论坛、贴吧、博客、邮件、微博、微信、QQ等多渠道的网络空间广泛传播,从而实现多样性、生动性、灵活性的满意效果。二是意识形态博弈的对象更精准。由于大数据和移动社交软件的实际运用,西方意识形态传播已经能“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地精准定位、精准推荐、及时投放,并在法轮功邪教的传播和香港违法“占中”的行动中,已经开始实际运用。

(二)加剧了网络意识形态博弈的力量悬殊

意识形态博弈是客观存在的,只要国际上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内存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就会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博弈。只不过传统意识形态博弈一旦“互联网+”,博弈双方便立即形成了“小米加步枪的战士对抗全机械化的17国联军”的强弱对比。其表现主要有四:一是西方垄断了根本性的网络核心资源。作为支持互联网运行的最核心技术域名根服务器,全球仅13台,美国就独占10台(19辅),另外3台分别设在盟国英国、瑞典和日本,也间接受美国的控制。全球43亿个IPv4地址中,美国拥有15.4亿个,占已分配地址的35.9%,人均拥有4.8个。[5]二是西方掌握着压倒性的网络技术优势。当前,全球信息技术产品硬件和软件核心部分的生产,几乎都由美国所掌控。苹果、谷歌、微软等“八大金刚”强强联手,形成协同效应,实现全球垄断,并在许多关键设备和基础设施中植入后门程序,为售后控制、窃取他国信息提供方便。三是西方控制着关键性的信息生成要件。英文是全球网络空间的通行语言,占全部内容的90%以上,占全部网页的80%以上,其他语种加起来不足20%,中文只占1%。正是利用这一绝好的信息生成要件,美国将其商业文化和价值观念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全世界。四是控制着全球性的网络规则制定。

互联网的核心技术TCP/IP协议,自1978年被美国国防部确定以来,一直是国际互联网唯一的首要的标准,不允许其他国家质疑,也不允许他国的技术规范替代。虽于201610月移交给ICANN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但美国设置了严格的前提条件和复杂的制衡系统,仍拥有隐形的控制权。[6]据统计,政府部门和重要行业82%的服务器、73.9%的存储设备、95.6%的操作系统、91.7%的数据库都是国外产品。[7]从手机到服务器,从办公软件到操作系统,从搜索引擎到无线通信技术,中国网络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被美国“八大金刚”所渗透。思科在中国电信163和中国联通169等骨干网络中分别占据了70%80%以上的市场份额,甲骨文在中国数据库市场中占据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 [8]我国巨大的市场份额非但没有转化为买方市场的竞争优势,反倒成为全球巨头攫取超额利润的“牧场”,成为中小企业低水平惨烈竞争的“红海”,使自主创新面临着严峻的竞争压力。

(三)增大了网络意识形态博弈的危险系数

无庸讳言,今天,西方敌对势力和暴恐分子正在破坏性地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及其最新发展成果,对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加紧渗透,对我热点敏感问题进行大势炒作,以期形成网络舆论风暴,加剧社会调控风险。

一是存在我主流意识形态消解弱化的危险。网络的娱乐功能,使网民社会日益呈现出浅阅读、浅思考、感性化、娱乐化的特点,使责任担当、敬业奉献、艰苦奋斗等主流意识弱化淡化,使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诫和劝导几乎无法发挥作用。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近年来 80%的未成年人犯罪都与网络负面影响有关。同时,随着微博、微信、微视、客户端“三微一端”传播格局的出现,其“一对多”、“多对多”的立体传播方式,使传统媒体的把关作用和舆情引导地位大打折扣,使包含负面意识形态在内的芜杂海量信息达到了N平方的传播效率,形成强大的舆论风暴,增大了主流意识形态消解弱化的危险。

二是存在我主流意识形态物理掐断的危险。目前,国际社交媒体上西方主流媒体占尽天时地利,负面意识形态轰炸式推广、疯狂般营销,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改革开放的言论在搜索引擎、微信公号、知乎问答等平台上普遍存在,人权问题、言论自由、生态坏境等更是外媒批评中国的常见话题,国内论坛版主、软件编辑以及搜索引擎技术人员也都推波助澜。某意见领袖一条为薛蛮子辩解的微博,可以直接推送到几亿个没有关注他的用户面前,所有声讨“薛蛮子”的信息,全部被网站掩盖,所有支持“薛蛮子”的声音,不管理由多荒诞,总会通过置顶、飘红、弹幕多种方式向你推荐,让人想不看到都难。更有甚者,管理人员有时还直接限制、屏蔽或删除正面意识形态的转发和评论,直至销号,从而实现屏蔽正能量,弘扬负能量的效果。

三是存在从国际互联网社会抹掉的危险。从技术上讲,如果一旦有事,西方可随时将中国的二级域名服务器与根服务器的链接断开,使中国成为信息孤岛,使中国面临被封杀被屏蔽被“从国际互联网社会抹掉”的危险。20044月,由于“.ly”域名瘫痪,利比亚就从国际互联网上消失了3天。[9]

相应对策:加快网络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缺芯少魂”就会不堪一击。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面对西强我弱的总体态势,我们必须致力发展网络核心技术,才能打破美国的技术封锁和技术统治。我们必须加快研制信息系统所需要的关键性硬件和软件产品,特别是要重点突破互联网搭建技术、大数据技术、微电子技术、信息传输技术、“破网”技术和无线网络攻击技术的研制,高度关注其对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发展运用,加快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二、资本力量是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博弈的核心力量

资本,从来都是为“资本家”服务的,作为经济基础的网络资本必然为其所属的那个阶级阶层服务,也必然体现那个阶级阶层的意识形态。

(一)资本的多元化加剧了意识形态博弈的复杂化

我国互联网发展从缘起之际就明显地存在着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的趋势。据20115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我国经营电信增值业务的企业共有2063家,其中国有控股的110家,占5.33%,非国有控股的1930家,占93.55%,外来投资的23家,占1.11%。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对外企资本的资本依赖和资本控制越发明显,新浪、腾讯、网易、百度等知名互联网企业的大份额股份都由境外资本所控制。美国风投公司德丰杰联合IDG等其他几家财团持有百度25.8%的股份;南非米拉德国际控股集团持有腾讯33.93%的股份,这些互联网公司的文化倾向便明显地存在着资本决定论态势。[8]大家都知道“9.18”和“9.11”分别是些什么样的特殊日子,对于中国人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但国内最大的几家网站对前者只字未提,对后者却有较大篇幅的报道,其前后截然不同的作法,实则为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作了一个生动的诠释!事实上,这些年,随着境外资本不断渗透中国互联网产业,它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自身“资本优势”、“技术优势”、“理念优势”,潜移默化地影响企业的根本文化,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态、经济秩序、社会稳定,乃至逐步蚕食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

二)资本的逐利性催生了网络大型企业的垄断性

无论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由于资本扩张性和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以企业为代表的资本力量,始终有超越政治与社会力量制约,成为垄断或独占一切的强烈倾向。从互联网时代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各大网络公司围绕安全、搜索、电商、支付、音乐、视频等主要市场,你争我夺、硝烟弥漫,从3Q大战到3B大战再到支付大战,不断上演王者之争。英特尔芯片、微软操作系统、思科的路由器、Google的搜索引擎、阿里巴巴的淘宝、腾讯旗下的QQ、微信以及网易、新浪、搜狐等商业门户网站,几乎在所属的领域内垄断了互联网市场,有的甚至成为有强大的组织力、竞争力、渗透力、战斗力的跨国企业,成为了控制市场、控制经济、控制社会、控制政府乃至控制国家的“公司帝国”,并由资本垄断形成了话语垄断。同时,我们还必须高度警惕外资企业对我人才资源网站的收购和垄断。据媒体报道,占据着中国80%的市场份额的“前程无忧”、“中华英才网”、“智联招聘”等网络招聘行业及人力资源服务领域分别被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收购,一些地方门户招聘网站也正在被国外收购,这实为外国“资本入侵”和“人才掠夺”,我们不得不防! [10]

(三)资本的腐蚀性增加了意识形态博弈的对抗性

资本,一种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贪婪与无畏,使相关互联网企业具有超越一切约束、争取利润最大化的强烈动机,他们或者以协同行动表达其特定利益诉求;或者以资本联姻、企业联盟,强强联合,俘虏政府;或者以回扣、奖金、版税、出国旅游、学术资助等方式,俘获官员、学者,培植为其利益服务的社会组织,经济全球化往往与腐败全球化的相伴相随。这也正是“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情交易”和“权势交易”大量反复出现的根源,也是当前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等错误思潮意识在网络激烈论争的原因。

相应对策:一是限制外资控股网站。重大门户网站原则上不能允许外资控股,已经控股的要想办法逐步退出。二是规范网媒趋利行为。从治理网络媒体着手,规范网络媒体资本的趋利性行为和商业性行为。加大国家对网络媒体的投入,巩固网媒等意识形态阵地,避免逐利性市场化方式发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产业,避免商业资本过度扩张形成“公司帝国”,并凭借资本优势操纵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三是整合利益减少对抗。兼顾效率公平,整合各方利益,避免恶意竞争,寻找意识形态的最大公约数,增强意识形态的有效凝聚力,维护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与市场力量之间的平衡状态。

三、行政力量是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博弈的关键因素

没有管理,就无所谓安全有序;没有监督,就必然会乱相重生。中国的网络发展,早期推动者是商业和资本,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根本的重视,文化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也相对缺位,“网络管理永远滞后于现实的结果”的现实,无疑带来了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一)管控观念的落后

曾经一度时期,我们过分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出现“唯GTP论英雄”,视意识形态建设为左倾,把“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当流行。我们总是听信所谓“专家”,“市场化”包治百病,“网络自由”不受限制等无端妄语。其实这些所谓“理论”不仅是极端错误的,也是极为有害的。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无论它代表哪个社会集团的利益,都会不同程度地对传播媒介进行干预和控制,以保证它们不偏离主流文化的轨道。无论作为全球网络技术发源地、网络治理手段最发达的美国,还是德国、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韩国等网络发达国家,都对网络进行了严格地监管,都建立了网络意识形态审查制度。所谓“网络自由”不过是西方反对他国网络监管,干预他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的漂亮借口,其本质上就是网络霸权主义。网络世界不是“法外之地”,而是现实社会延伸,只有加强网络监管,才能最大程度的保障网络自由。

(二)网络立法的滞后

我们的网络曾一度情绪偏激,充满戾气。不满情绪就像流感病毒的多维传染,有时甚至直接影响现实社会的稳定。不考虑公正性、不考虑合理性、不考虑合法性,只要不被他们认可,只要违反他们意愿,只要不符他们的逻辑,便会招致他们的侮辱谩骂,“人肉搜索”,甚至线下攻击。我们的网络曾一度色情泛滥,充满低俗。只要一打开电脑,贴吧、微信、微博以及QQ群,甚至在网络链接、搜索引擎、播放软件上都安插了大量不堪入目的“有色”信息,形成了无黄不网、无网不黄的现状。据统计,全球所有网站有12%都是色情网站,总计大概有24644172个。我们的网络曾一度暴力不断,热点频显。网上人肉搜索、口水撕别大战、自杀视频直播等网络暴力事件,以及贵州瓮安事件、艾滋病针刺造谣事件、毕福剑视频事件、毕节儿童自杀舆情事件等网络热点事件,几乎是每隔一时间就会充诉网络。它们有的纯属无稽之谈,无非是吸引眼球,追求猎奇;有的则贬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凡此种种,都是因为我们网络立法滞后,缺乏法律支撑,致使实际管理工作无法开展,意识形态谣言的传播屡禁不止。

(三)管理手段滞后

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作支撑,缺乏长期有效的监管机制,我们仍习惯于运动战式的网络管理,习惯于择机开展过度的突击检查和集中治理,虽然集中高效,但也难免出现“一窝蜂”、“一刀切”现象,难免留下后遗症。我们仍习惯于事后处突的应急管理方式,缺乏事先预防的危机管理经验,缺乏事中监管的全程跟踪机制。总是要等到问题出多了,事情闹大了,领导追责了,我们才意识到工作的重要性、管理的必要性、形势的紧迫性。我们的网络监管人为因素太多,随意性太大,有的渎职失职,纵容犯罪,造成网络社会和现实世界的秩序混乱;有的践踏公权,箝制思想,扼杀弥足珍贵的言论自由和来之不易的民意表达,形成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极端现象。同时,西强我弱的总体态势,也使我们不得不听任少数国家在网上大肆兜售其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模式,恣意搞乱别人的网络空间;不得不被动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网络渗透,对网络传播只能进行内容管理而缺乏有效的技术管理,对网络乱象只能进行事后管理而缺乏有效的事先管理,对网络主体只能进行思想管理而缺乏有效的行为管理。[11]

(四)管理主体单一

网络监管缺乏系统性,各级党委宣传部门、互联网管理部门和信息技术部门缺乏默契配合,缺乏力量整合,常常是宣传部门单打独斗;对错误思潮的回击,对网络谣言的揭露,对反动言论的批驳,缺乏组织性,缺乏主动性,面对敌对意识形态一次次有组织、有预谋的攻势,我们往往仓促应战,被动防守。还有一个致使弱点,但凡网上有点风吹草动,我们的相关部门或删或堵,过拖过磨,不敢直面问题,害怕惹火烧身,其结果往往是把局部问题拖成全局问题,把简单问题拖成复杂问题,把个体问题拖成公众问题,把一般问题拖成热点问题,把敏感事件拖成政治事件,从而导致网络意识形态论争向社会政治事件转化。[12]

相应对策:一是强化守土观念,实行部门联动。理智地看待政府干预网络媒体的正义性,积极地探索网络言论自由与政府规范管制的“临界点”,把网络治理纳入各级各部门的责任范围,重点解决网络的无区域性、跨区域性与政府区域性设置之间的矛盾。尽快成立由公安人员、意识形态工作者和网络专职人员组成的网络监管机构,以便对危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言论,旗帜鲜明地“亮剑”、理直气壮地发声、有理有据地批判。二是健全法律制度,依法依规监管。抓紧研制网络传播活动的管理办法,对人肉搜索、侵犯隐私、网络诈骗、政治谣言等依法打击。建立科学的网络意识形态管理信息系统和管理流程,包括网络意识形态知识系统、主流意识形态专家系统、网络意识形态行为负面清单等。三是综合多种手段,实行重点防控。综合应用法律规范、行政监管、技术保障和行业自律等多种手段,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重点管控网络信息源、服务供应商及论坛、微信、微博、微视、客户端等社交网络互动平台,这是防止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四是构建主流意识,树好中国形象。对内,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着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我们要积极寻求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用户力量是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博弈的战略主体

网络意识形态的博弈,表面上是不同阶级观和价值观之间的论争,实质上是对普通群众和网络用户的争夺。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普及率达到53.2%,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因此,在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交锋中,健康文化与腐朽文化的较量中,主流意识形态与负面意识形态的博弈中,网络用户正在成为激烈争夺的对象,正在成为意识形态博弈的“最大变量”,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缺乏阶级分析致使“敌我不分”

毛主席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由于网络环境的虚拟化和匿名化,网络信息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加上敌对意识形态总是以迎合受众的形式来灌输西方的价值标准,总是用被乔装成受众自身的价值判断来渗透主流意识形态,结果使得我们对网民的真实身份难以辨别、信息行为难以预知、敌我界线模糊不清,那些文化水平不高、辨识能力不强的普通网民,就更难分清哪些是敌我矛盾,哪些是人民内部矛盾,哪里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红色地带”;哪里是态度暧昧不明的“灰色地带”,哪里是诋毁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黑色地带”;甚至出现应该拥护的没有赞成,应该争取的没有引导,应该反对的没有批判,从而使“自干吾”孤军奋战、旁观者无所事从,鼓噪者气焰嚣张,使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斗争往往变得敌我难分、纷繁复杂、混乱不堪。

(二)避让网络暴民导致“沉默螺旋”

近年来网络上出现过一些奇特的怪象:只要是与中国或中共有关的事情,论是非曲直,不论得失成败,都会无端地被责怪、被嘲讽甚至被辱骂。逢中必反,逢美必捧,漫骂中国人,攻击共产党,全面否定中国,全面丑化中国,竟成为一种网络时尚,称谓“呲必中国”。不仅如此,一些“网络愤青”、“网络暴民”动辄进行“人肉搜索”,开展网络围攻,甚至采取线下袭击。2015722日,山东威海一青年因爱国言论在网上与其他不同意见的网友发生了口角后,网下被多名不明身份人士用甩棍、辣椒喷雾等器具殴打,致其受伤。[13]这种从网上“撕逼”大战,竟然发展成线下人身攻击,民愤极大,影响极坏。网络社会的这种偏执和暴力,直接导致我们多数官员和多数网民,不敢发声,不愿发声,不会发声,成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的旁观者,甚至成为没原则、无纪律、和稀泥的“老好人”。结果一些为国为人民的网络“义勇军”时常孤立无援地遭受“网络水军”的围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日益边缘化、孤立化,网络世出现可怕的和“沉默螺旋”。

(三)迷信权威法则催生“意见领袖”

网络传播中“权威法则”表明:许多意见的形成是通过媒体流向“意见领袖”,再由“意见领袖”经过二级传播或多次传播后再流向那些不大活跃的群体,[14]特别是“三微一端”等社交媒体充分运用之后,不少“意见领袖”因思想魅力、知识魅力、人格魅力等赢得了诸多粉丝和拥趸,其微博点击率、转帖率、评论率、互动率动辄几十上百万,其个人影响力甚至超过现实的传统媒体。也正因如此,西方敌对势力便通过各种利益输送,千方百计将其培养成西方舆论代言人。再加之个别“意见领袖”、“网络大V”缺乏传播政治、传播真理、引导舆论、教化民众的责任意识,缺乏思想、道德、法纪的底线思维,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社会不满的发泄者、社会灾难的控诉者、网络暴力的支持者,最后成为了负能量的传播者,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产生了极大破坏作用。如某位逾200万“粉丝”的知名经济学者,在微博上对西方“自由主义”表示艳羡,甚至公开宣称共产主义“此路不通”。另一位有260多万“粉丝”的著名演员,在微博上质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基本共识,公开声称“没谁都有中国”。[15]相应对策:一是加紧引导和培养主流意识形态“意见领袖”。微时代的社会舆论,是以兴趣、区域、关系、利益等为纽带,具有“部落化”、圈层化、隐含性、偶发性、娱乐性的特征,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三微一端”等社交媒体的功能,紧紧抓住网络主体人群的喜好特点,千方百计将其培养成正能量粉丝。据调查报告显示:学生网民是移动网络用户规模最大的群体。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网民普及率达到95%以上,高中文化程度的79%,而初中及以下人群是29%[16]显而易见,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他们的网络接触率最高,最有能力成为意见领袖,加之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和精英阶层,其意见最容易为大多数人接受。因此,我们一定要加强对他们的引导和培养,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素质、道德法律素养、舆论传播技能,真正把他们培养充满正能量的主流意识形态“意见领袖”。当然,对那些一时糊涂、受人利用的“网络大V”和“意见领袖”,也要正面引导,不能轻视他们,不能污化他们,更不能仇视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公民,不是敌对势力,更不是反华势力。

二是切实加强非网民群体的宣传教育。我们有6亿多非网民群体,特别是占总人口70%左右的农民,由于年龄、知识、时间、经济条件的限制,长期以来他们在网络上的话语权被精英话语权、知识话语权、权力话语权严重挤压和相对剥夺,他们无从知晓社会主流思想,无法传递自己利益悠关的声音,也无法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科学发展观、“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都没有涵盖他们,存在被社会主流思想边缘化的危险,但他们的确是稳固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础,而且他们的思想观点迟早会间接地反映到网络,影响网络意识形态的博弈。因此,我们一定加强这部分群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引导,并努力扩大网络覆盖,提高互联网的便捷和优惠,帮助他们上网。

三是加强对中低收入者的教育引导和帮助。中低收入群体是移动网络的主要用户群,也是负面意识形态博弈争夺的主要对象。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颠覆PC互联网,“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增强,[17]中低收入群体增长更快。但由于其社会经济地位和知识能力的局限,他们很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和负面舆情的煽动。加之负面意识形态又常常把中低收入群体特别关注的食品安全危机、高考名额分配、环境污染问题、人口计生政策、房价调控政策等不合理现象无限放大,使虚拟和现实、线上与线下高度重叠,交互影响,使得中低收入群体时常被负面意识形态所“俘虏”。因此更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引导他们,使他们免受负面意识形态的影响。

五、话语力量是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博弈的战术手段

网络意识形态的博弈,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网络话语的对抗。随着传播技术的先进、网络用户的增加、社交媒体的勃兴,特别是全面改革的推进、“三期叠加”的困境、意识形态的渗透,使主流话语体系不断地被矮化、弱化、丑化,使网络表达习惯从开始不便说,继而方便说,到现在随便说,使部分网民对政府和社会天然保持疏离感和批判精神。

(一)社会思潮多元化

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国际舆论此起彼伏,“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性质论争不绝于闻,“左”与“右”、“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各种错误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是非对抗形同水火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能否得到巩固和加强的考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否发生质变的考验,社会主义道路能否始终坚持的考验时常都会不可避免地摆在我们面前,特别是那些戴着各种妖魔面具,打着各种虚假旗号,违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违背党的基本路线的各种错误思潮,具有极大欺骗性、反动性和考验性。影响最大的当属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等四种错误思潮,尽管它们口号不同,面目各异,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要改变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不能揭开它们的丑陋面纱,不能认清它们的反动本质,不能跨越这些危险陷阱,我们就可能重蹈东欧覆辙,正中敌人下怀。

(二)网络论争对抗化

可以说网络上几乎每一起社会事件的公共讨论,都会引发意识形态论争。只要一进入论坛、贴吧、微博、微信、QQ空间、QQ聊天和新闻跟帖等社交媒体,各种意识形态的论争便会扑面而来,大到改革方案、群体事件、反贪治腐,小到妇女虐猫、学生打架、警察办案,所有大大小小的社会事件都会引发不同意识形态的交流交锋,那些关乎重大改革、社会民生、征地拆迁、欠薪讨薪、环境污染、出租司机罢运、投资利益受损、医患矛盾纠纷、恐怖事件发展、群体利益争夺等网络话题,自然更是引发网络意识形态激烈博弈的诱因。为增强破坏性,负面意识形态往往采取多方位多层次的局部破坏,进而达到难于修复、难于应对的整体破坏的目的。也就是他们大量使用去语境化、片断式、教条式的短小语段、通俗文章以及新闻评论,并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多方位,从国家、社会、组织、个人等多层次地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局部破坏,最终达到冲击民众心理、消解社会共识、撕裂党群关系,整体破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目的。他们往往使用“亏总民”、“定体问”、“中必输”,也就是“吃亏的总是草民”,“这一定是体制问题!”,“中国必成最大输家”等标准的网络话语,[18]将政治体系进行“舆论绑架”,对主流话语体系矮化、丑化、边缘化。同时,敌对意识形态往往期望引发网络论争,或者说正是通过激烈的网上论争,自然实现了意识形态灌输目的。

(三)政治谣言公开化

近些年来,网络政治谣言,盛嚣尘上,危害巨大。据蓝皮书披露,2012100件微博热点舆情案例,谣言超过1/3。它通常从攻击某个具体的政治人物开始,进而攻击其所在政治组织,随后攻击该政治组织得以形成、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制度。为实现其政治诉求,政治谣言往往抢占道德或法律的制高点,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字眼作政治攻击的包装,将灾害谣言、恐怖谣言、犯罪谣言、食品安全谣言、个人事件谣言与政治谣言裹胁,并通过组织化的“网络水军”“网络黑社会”,密集发帖,制造假象,使社会公众产生不安全感、不信任感、不稳定感,从而导致社会认知混乱、阶层分化、群体对立,甚至直接引发社会动荡。“秦火火”竟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一口气制造了铁道部动车事故、重庆案件、郭美美与红十字会、学雷锋等几十起谣言,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相应对策:一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网络话语体系。立足网络思维的特征和网络传播的特点,充分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研究工具,创新完善和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使之更符合“四个全面”的时代发展,更符合人民利益的现实需要,更具有理论的解释力,内容的吸引力。最大程度地凝聚网络主流民意,与时俱进地画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话语体系的最大同心圆。二是提高主流意识传播能力。充分运用各种现代传媒工具,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去引领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读图时代网民获取信息的习惯,多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提高信息的延展性和可读性。坚决克服“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短板,创新弥补“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三是提高网上舆论引导能力。完善新闻发布制度,迅速抢占微博、论坛等互动平台上的舆论制高点,坚持做到第一时间对突发事件发声、第一时间公开事实真相、第一时间回应关注热点,形成“首声效应”。做到网上快回应、网下快处置、结果快公布,为推动解决现实问题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作者简介:奉鼎哲,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永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智库工作处科长;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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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9月15日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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