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其他国家,旅游都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由于旅游研究依托的学科源头分散,很难对其进行综述,案例研究的大量增加有助于使之成为可能。国外的相关研究早于法国。①自1946年起,就有国外学者借助旅游学术期刊开始综述旅游研究成果了。[1]然而,历史学对旅游现象的研究却相当滞后,相关研究长期停留于文献开篇的背景式介绍而止步不前。由于被视为微不足道,旅游难以在史学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旅游现象的研究必须依靠历史解释的支撑,[2]使得历史学在旅游研究中的缺位变得愈发明显。史学研究的薄弱影响当下及日后旅游研究的质量,[3]对历史性强的概念研究的影响尤甚。
旅游史是有前途的,不应满足于引用一连串逸闻趣事和闲话杂记,而应力求揭示发达国家的部分社会文化历史。[4]Hasso Spode认为旅游学科是“一门生产‘操作指南’的应用科学”,[5]历史学为强化旅游研究的应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虽然国外创建了不少旅游历史和档案机构,但并非所有机构都存续至今。②在法国则有1985年设立于巴黎的旅游和旅行图书馆和1997年设立于普罗旺斯艾克斯的国际旅游研究中心,前者馆藏文献包括法国旅行俱乐部的档案,③后者收藏的旅游论文、资料和图书多达17万篇(部)。
20世纪60至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在大学里得到加强,休闲逐步进入了研究视野,尽管多由文化史切入。这是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学科之间的边界有时并不清晰,但这一领域产生的学术贡献远胜于其他领域。[5]随着表征史的兴起,对于研究身份建构的历史学者及其所用的研究工具尤其是用于旅游研究的工具而言,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一个转折点。[6]
本文探讨历史学者尤其是法国的历史学者在旅游研究中的地位,梳理旅游发展的历史阶段以及历史学者在旅游研究中使用的概念,当然这只是阶段性的成果,尚待继续补充和完善。研究中触及了一些新路径,旨在尝试窥望旅游史的发展前景。
旅游与历史:术语的推敲
旅游研究集中了诸如休闲和度假等各种概念。这些有时具有集体参与性质的新体验,将我们从日常状态中分离出来。[6]这种活动逐渐成了我们所处社会的一种惯习,并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尽管对旅游的关注偏晚,但通过研究身份、遗产或表征等议题,历史学者也介入到旅游研究中来了。一些国外学者因其国家旅游发展的历史早于他国而成为研究的先驱,尤其是来自具有“游学旅行”(Le Grand Tour)传统的英国的学者。然而,有些词汇还难以明确定义这一旅游现象。[7]在法国,自1980年起,一些历史学者如Alain Corbin、④André Rauch⑤和Marc Boyer⑥利用发明史⑦的兴起及有关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涉足旅游研究并推出了第一批文献。法语的“tourisme”(旅游)转借自英语的“tourism”,这一词汇产生于1841年,在19世纪时意为“以享乐为目的的旅行”,但其含义很快就扩展到“与此现象有关的所有活动的总称”,[8]并在20世纪30年代衍生出“旅游业”(tourism industry)这一词汇。这一定义是历史学者研究旅游的基础,不过velyne Cohen和Bernard Toulier再次强调Marc Boyer的特殊地位。Marc Boyer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了法国旅游通史,并为旅游下了定义。[4]在他笔下,直到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以前,旅游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一直被其同时代的人忽视(这一论断今天看来可以商榷),因而他将研究重心放在20世纪30年代。20世纪30年代是旅游业的历史转折期:政府正式出台了新举措,包括推出统计工具统计旅游者。旅游业得到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始于1937年国际联盟对旅游者所做的官方定义:“以消遣为旅行目的,离开惯常居住地超过24小时但不满一年的人;而外出不足24小时的则称为一日游(excursion)。”事实上,旅游研究的不断深入使更加精确地定义旅游现象成为可能,Marc Boyer因而将其重新定义为“人们为通过休闲来满足工业文明中的文化需求而离开住所外出旅行和暂时逗留并由此产生的现象的总称”。历史学者从这些定义出发,揭示了这些定义的局限性,却未能修订这些术语,因为虽然确定研究对象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对于像旅游这样复杂的现象而言更是如此,但将其彻底固化却似乎颇具风险。
以年表学视角来看,旅游发展传统上可分为四个阶段:16至18世纪,是受意大利和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影响的人文学者旅行的年代;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旅游被视为艺术的时代,医生垄断了科学解读旅游的话语权;20世纪20至30年代,行政组织主导旅游管理是时代的亮点,第一批研究旅游的学位论文也在这一时期问世;1945年以后,承续1936年的传奇,⑧旅游活动飞速发展,引发对旅游的再定义。或许旅游的现代化及公权力对旅游的管理能为历史学者研究18世纪之前的时代提供许多工具。Marc Boyer认为:尽管旅游这一词汇诞生于现代,但旅游的一些古老源头,诸如被统称为“旅游活动之先声”的朝觐、温泉疗养乃至乡间度假等形式早已存在。[4]Hasso Spode赞同这一观点,他强调:“我们可以假设,开展旅游活动的意愿在(旅游)这种形式的旅行得到潜在的产业力量推动发展之前就已经存在了。”[5]7然而,在旅游研究的起始阶段,尽管有些人如Sylvain Venayre致力于研究“前旅游时代”,[9,6]但相应的专业术语体系的缺位会制约相关研究的开展。虽然已有一些精确的研究,但仅涉及旅游产业化发展之后的阶段,针对此前的各个阶段仍无进展。Marc Boyer提出1815年是“旅游革命”中“最初的历史转折点”。[4]185从英国引入的“游学旅行”(Grand Tour)风尚在欧洲发挥了旅行的教学功能。海滨旅游之风开始形成,一些旅游地的品牌形象也竖立起来,如蓝色海岸和银色海岸。[10,11,8]Catherine Bertho-Lavenir认为新的历史转折发生在20世纪。[12]汽车和自行车的发展推动了现代旅游纪元的到来。一战结束后,新的社会阶层也成为开展旅游的群体,1936年上台执政的人民阵线开始探索如何使广大民众也能开展旅游。道德在其中被赋予更重要的位置,旨在培养出“团结而负责的公民”。这一政党联盟实施的休闲政策使广大民众也得以分享此前一直仅为富人专享的旅游形式和旅游地。于是精英阶层的旅行历史给大众旅游提供了背景。[13]如今,为了建立新的研究年表,1945年之后的时期也应加以研究。
由于旅行方式和旅行时间的演变反映着旅游者喜好的变化,因此我们须将旅游视为某一阶段内的社会文明的体现。历史学者固然热衷于为旅游现象编写历史年表,但当下不应为旅游研究的阶段划分设限,因为正是由于不同旅游现象在发展进度上的重叠才创造了旅游史特有的“编年标记”。[2]
旅游史的丰富:多学科性的贡献
史学研究的许多主题同时也是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的课题,每个学科都为之注入了新元素。史学家Alain Corbin在撰写《休闲的诞生(1850-1960)》一书时试图理解社会对闲暇的利用,但写到后来描述“休闲时代”诞生的内容却成了著作的“主要部分”。[14]Corbin认为工业革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在社会时间被打乱的同时,消遣方式大大丰富以及交通方式的革命改变了人们对空间固有的感知。二战之后,随着度假俱乐部的创立,闲暇时间被转换成了“商品时间”,大众休闲产生了。其实从20世纪70年代起,英语国家的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就已涉足这一逐渐被“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垄断的领域。[15]在法国,Joffre Dumazedier致力于定义休闲并研究休闲的功能与演变,描绘一个有利于休闲发展的环境,直至呼吁法国政府设立休闲部。[16]尽管社会学者使用的旅游发展阶段划分法近似于历史学者编制的旅游发展年表,但他们更强调通过旅游研究来揭示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14]作为彰显地方个性的符号,得益于区域旅游开发,地方精英的角色被凸显出来。民众也投身到“可看景点”的开发中来,以供旅游者参观,由此大大促进了文化生产,既更新了地方特性,也为地方的旅游形象注入了活力。不仅如此,通过研究这一艺术性的生产,社会学者发现了我们社会的价值,即向游客提供的价值。Jean-Didier Urbain指出,[17]“体验一个地方”的各种方式——原初性的、试验性的和填补性的——并由此来区分体验类型。⑨在他看来,旅游促使我们的社会“在其自身的演化中,自述其思想和感受”,这也是历史学者研究的题材。
历史学者对各种游记都感兴趣,因为游记是旅游业的基础之一。[18]自16世纪起,描绘有线路的旅行日记就透露了旅行者们的行路方式。Arthur Young游记是其中最著名之一。作者根据《游学旅行》的建议选择旅馆之后又批评这些旅馆。尽管在很长时间内,速缓、价高且舒适度低的旅行令行者们懊恼不已,但这些游记记录了法国交通条件的改善。到了浪漫主义时期,潮流逆转,因为“行路艰难才平添旅程的魅力”,而波澜不惊的旅行反让行者大呼不满。Catherine Bertho-Lavenir认为旅行者们记录的这些素材反映了对事物和对人看法的演变,记录了喜好的变迁,[12]18世纪被忽视的古迹在19世纪因浪漫主义盛行而大受青睐。然而对游记的研究不容忽视,因为旅行者有时会将自己置于历史学者的位置。[6]当旅游指南取代旅行日记之后,信息汇总的难度拖住了早期研究的脚步。由于出版社没有档案室,在很长时期内,各类丛书高度分散,且索引质量不高。⑩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Daniel Nordman关于Joanne系列旅游指南的论文发表,指南才被当做史料。[19]无论是对于疗养城镇、乡间度假地还是旅游城市,指南都是研究旅游空间的绝佳史料,因为指南既是意图吸引游客前往的宣传工具,同时也是旅游地形象的塑造者。[20]因而它们逐渐被用于城市表征研究、[21]文化休闲活动研究以及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研究等。[22-27]尽管如此,史料偶尔也有夸大之嫌,因而在使用上有局限性,尤其是原本并非旅游特有的问题,却被描述成貌似旅游固有的弊端。
在历史学者研究的各种概念里,笔者发现了旅游生成的差别化原则与传播原则。旅游在过去很长时间内都由特权阶层专享,其经济和政治特权被推翻后,转而产生了通过旅行和休闲来体现差异的需求。这种做法随后通过效仿流传开来,这说明旅游并非是由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如商人或工业家开创的。André Rauch结合对源自英国,融合温泉理疗与社会交际的温泉地疗养度假模式的分析,回顾了自19世纪末到一战爆发前夕的旅游发展历程。[28]贵族们通过造访这些温泉城镇使之声名鹊起,富裕起来的资产阶级亦步亦趋地效仿贵族做派。Rauch通过研究“度假迁徙”来辨识人们的喜好及其变迁。他的研究揭示了身份认同问题,不仅包括对身份认同的定义,也包括身份认同的显示及其演化。通过描述从当时至今的旅游活动,Rauch关注的是旅游者与居民之间的效仿和价值传递。地理学者对行动者网络的研究也影响了历史学者的研究。Rémy Knafou和Mathis Stock将旅游阐释为既不是一项活动,也不是一种体验或者一个主体、一个空间、一个机构,而是由这一切构成的系统。[29]对历史学者而言,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见解,假使历史学者也将旅游定义为一个总系统,那么就会将旅游视为由旅游者与居民互动而形成的整体。
最后,历史学者对旅游地域的研究兴趣浓厚。这或许是由于法国的历史学界与地理学界的关系特殊。历史学者在其研究中也顾及地域因素,即观察受旅游影响的地域并对照促使其选择这些地域的依据。地理学家关注的是旅游现象的发源地和旅游流,尤其是旅游对不同层级的地域造成的影响,并据此开展“旅游地分级”。[30]他们先于历史学家开创了基于空间(海洋、城市)和功能的旅游地分类法。[31]但城市和旅游之间的关联是逐步确立的。2005年巴黎地理学院主办的主题为“旅游的城市天地”的研讨会可作为学术界确立“城市—旅游”对偶关系的标志性事件。城市地理研究了许多发生在城市的旅游活动,而它们之所以难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因旅游专业词汇的定义有待重新审视。[32]有些研究已经揭示了旅游给城市带来的影响,如根据旅游需求对城市空间所做的改造,旅游给城市中心带来的活力,尤以是在商业方面。[33]继地理学者之后,历史学者也介入到有关旅游地的开创的研究中来了。他们认为精英阶层为彰显身份差别而率先到某类地点开展某种旅游活动以及其他阶层随之跟进效仿的过程导致了“旅游发展周期”的出现,一个周期分为三个阶段:彰显身份差别的旅游活动被“发明”出来,相关地点成为“旅游胜地”,该类型的旅游活动及地点开枝散叶。当造访人群规模过大时,旅游地原有的光芒衰退,促使精英阶层再度寻觅新的地点。[4]如今,旅游历史地图研究应该继续以便清晰地辨识各旅游区域,尤其是某些旅游发展领先的区域,如法国东南部,无论是在游客接待量方面还是在旅游活动的多样性方面都首屈一指。
旅游史研究现状:抚今追昔
当今历史学者研究的方向多到不胜枚举。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对旅游者的观察和分析来探索社会和文化的真相。历史悠久、俗称为Le Littré的《法语辞典》(Le 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将旅游者(touriste)定义为“只因好奇和闲逸而探访异国他乡的旅行者”。[4]与旅游现象一样,旅游者的形象也经历了多次演变。虽然对旅游地和社会的感知是历史学者最早切入旅游研究的主题之一,但旅游地居民对旅游者的感知很快就成为了研究的热点。一批又一批旅游者的造访和注视激发了旅游地居民走向旅游发展的前台,从而导致其对旅游者的感知变样了。在刻板印象的影响下,旅游者很快就被类型化了。Marc Boyer在研究相关言论后发现旅游地对旅游者的“辩证的蔑视”与之对旅游经济效益的热切期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4]198历史学者也关注“小地方”,围绕其开展的研究或为某一深具旅游发展潜力的地方挖掘构建相关文史知识,或为某一缺乏旅游发展优势的地方指出其在旅游开发上面临的挑战。旅游发展对空间产生的影响会使居民的习惯与感知发生变化。Marc Boyer对尼斯的研究发现,旅游业排挤传统产业之后会产生巨大的影响。[34]18世纪的尼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但在随后的19世纪这里的农业消失了,渐渐地,“尼斯的历史与尼斯的一个主要功能——南方越冬地——合为一体”。
是否存在一个区域旅游的发展模式是历史学者研究的又一个议题,如Christophe Bouneau对比利牛斯山区的研究。[35]一些地方意识到旅游发展蕴含的机遇,将其视为撬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杠杆,当地的一些企业家便趁势而为。投资实现了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旅游产业的多元化。还有更早的案例。Anne-Marie Thiesse的研究表明,得益于旅游业的发展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旅游教育,一些“小地方”获得了发展。[36]大量研究揭示了地方发展需求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联,如Gilles Laferté对勃艮第大区作为一个旅游区域所做的研究。[37]其实无论是研究勃艮第银盏骑士团还是莫城历史剧,他都在研究中突显当地私人和公共的旅游发展主体在彰显地方特性所做的努力以及国家层面相应的回应。[37-38]大区这个层级很有意思,因为它为我们同时展现到访当地的旅游者、地方提供的旅游服务以及源于地方的旅游发展主体。相关研究阐明了旅游网络及其运行机制,揭示了旅游对社群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以及社群在塑造地方旅游形象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群体认同。这一同化作用一方面得益于可强烈激发民众“对国家子集(即大区)的归属感”的地方化运动在法国取得的成功;另一方面是由于“能大大促进地方上人际交往”的各类协会社团的发展壮大增强了地方的“集体凝聚力”。[39]各学科都在研究的特性/身份(identity)问题,一方面用于理解旅游交往中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用于分析特性/身份的重构,特性/身份重构有时表现为咄咄逼人地要求恢复原有的特性/身份。[40-41]这一问题推动历史学者去研究表征,而表征同时也是社会学者关注的课题。如Sylvain Venayre将探险和旅行作为体现“社会形象”的表征来阐述。[42]而对指南、海报和条幅等旅游广告载体的研究可剖析那些力求博得旅游者关注的手法和套路。相关研究披露的信息很丰富,涵盖广告技术的演变、广告设计的构思以及旅游业引领下的风光偏好等。
还需指出,尽管历史学者都赞同旅游业可产生经济效益,但他们很少涉猎旅游经济。相比之下,国外的历史学者在这一领域建树更多,如瑞士学者Laurent Tissot研究了19世纪旅游业的起源,[43,7]意大利学者Patricia Battilani研究了意大利的酒店业。[44]Laurent Tissot将旅游业定义为“一种创造于19世纪,用于向客户提供服务以满足其社会文化需求的商业技术工具”。[7]他强调需特别注意20世纪60年代,因为当时旅游行业的特征是“均质化和标准化”,导致旅游产品需持续更新。因此,旅游作为经济领域在法国仍有待研究,尤其是其不稳定性,波尔多第三大学的Christophe Bouneau及其学生Bertrand Larique就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35,45]事实上,相比其他行业,旅游业更易受经济、政治、技术、气候等因素波动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因而旅游业对这些因素的敏感性尤应予以充分研究。不仅如此,学术界至今未曾深入分析过法国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并且大家曾长期认为政府很晚才开始管理旅游。然而,一方面法国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旅游行政机构,如法国旅游总署、法国旅游发展署以及各个大区的旅游委员会;另一方面,相比其他时期,20世纪60年代国家在旅游领域似乎更有作为,时任总理乔治·蓬皮杜直接分管旅游总署,推出了一系列大型旅游建设项目,但其实国家在此之前就早已介入旅游领域。政府对旅游业的关注从旅游业产生之初就已存在,只是起初可能组织不比如今有序,行动也更为犹疑。Bertrand Larique在其2006年的社会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勾勒了法国旅游业的发展变迁,尤其是“从经济体系边缘发展为经济体系核心的历程”。[45]2012年,生态、可持续发展和能源部在其年度报告《备查》中探讨了国家和私营机构中的旅游组织,刊中的几份报告盘点了法国旅游行政管理机构及相关私立旅游组织的历史年表。这些机构的并存固然反映了法国政府意识到旅游的作用以及旅游管理的重要性,但更突显了其犹疑不定。[46]事实上,尽管设立了公共管理机构,但那些“小地方”的旅游主要由旅游事业协会(Syndicats d’initiative)管理。旅游事业协会管理地方旅游发展事务这一点在法国的旅游史上十分关键,因为无论基于外部视角,还是基于个体在社群内部的自我表现,这一点都能解释地方文化精英在法国的民族和地方特性建构中发挥的作用。不仅如此,研究地方为何及如何将乡土资源呈现给旅游者以表达地方特性还能促使我们思考“旅游者”概念的演变。[47]当然,政府对旅游业的两面态度和做法也应予以更深入的研究。
首先,旅游很少成为历史学者研究的主要对象,Marc Boyer、Catherine Bertho-Lavenir等少数人例外。他们透过那些披露休闲、旅行、度假的方式及其发展变迁的史料来研究休闲、旅行、度假的历史,推动一些定义向前发展,界定研究的对象,尽管并不总是尽如人意。其次,正如Bertrand Larique所言,[45]由于旅游史研究涉及的历史门类众多且互相交叉——休闲史、技术史、经济史、文化史——而史料分散甚至残缺不全,旅游史固有的困难很多。最后,尽管史学研究的主题很分散,忽而集中于地方记忆,忽而转向总括,法国的历史学者毕竟已开始关注这个全新的研究对象。旅游逐渐发展为一类综合性的经济课题,但其严密性和脆弱性还应继续探索。在旅游研究上,尽管历史学者相比其他学科的学者是少数派,但对推动旅游史发展做出了贡献。历史学者们揭示了法国人的风景观包括山岳风景观、海洋风景观等的演变以及法国人因风景观演变而产生的对身体的关注。他们还逐步研究曾在法国旅游发展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特性或者说身份是如今处处受到关注的话题,因而历史学者们自然也尝试研究包括居民、旅游者、公共部门等不同的旅游发展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旅游行为和旅游形象由于反映了旅游地的社会价值与规范,也在其研究范围之列。我们不禁自问,旅游史究竟可在多大程度上填补传统历史留下的空隙?
为了使某些研究旅游的历史学者能超越历史学的一些传统概念,须对其进行“隔离救治”。旅游研究应将旅游作为“一个时代整体结构”中的“文化产品”。[5]或许这样能确保旅游研究的持久性与正当性?尽管如Hasso Spode所言,旅游并不总被视为严肃的课题,且总须为其“比所有其他学科”更费力地为自己正名。[5]
进入新千年之后旅游史似乎迎来了又一个转折点。看起来它终于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在历史编纂学中获得了一席之地。旅游研究机构、大学和学术期刊等传播媒介之间似乎也建立起了紧密联系,且此举似众望所归。英语国家学者推出的“记忆”(memory)和“特性/身份”(identity)方面的出版物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国家,与之相关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团队也成倍增加。[5]
尽管以法语撰写的研究成果常遭忽视,但法国的旅游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发展迅猛。成立于1961年的巴黎第一大学旅游学院(IREST)于1989年改为现名,并于2011年举办了50周年院庆。该院学者出席全球各地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与莫斯科、巴厘岛、塞舌尔、开罗等地的高校开展交流,提升了知名度。2004年,由加拿大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校区(UQAM)、法国昂热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ESTHUA,现改称“旅游与文化学院”)和法国拉罗谢尔高等商学院发起成立了尚普兰旅游学术年会(rendez-vous Champlain)。2010年,法国旅游研究与高等教育联盟(ASTRES)在巴黎东部马恩—拉瓦雷大学成立,汇集了14所开设旅游专业并开展旅游研究的高校。可以预见,虽然法国的旅游史研究尚处于摸索阶段,但有望日后振翅高飞。
★第四届中欧国际旅游论坛(2015年7月1-2日法国昂热)优秀论文
①译者注:因作者为法国人,此处的“国外”是相对法国而言,下同。
②Hasso Spode列举了其中的几项:如柏林高等商学院旅游研究院,在Robert Glücksmann倡议下于1929年成立,1935年关闭;位于德国施塔恩贝格(Starnberg)的旅游研究中心,在心理学家Heinz Hahn指导下于成立1961年,1993年关闭;柏林自由大学旅游史档案(HAT),1986年启用,至今仍在运营。
③译者注:在老式自行车大行其道的年代,受1878年成立的英国“自行车骑游俱乐部”(Cyclists'' Touring Club)的启发,一群友人于1890年1月26日在法国发起成立了“法国旅行俱乐部”(Touring Club de France)。该组织于1907年11月30日转变为协会,旨在“通过为会员提供服务及保护一切对于旅行而言具有景观和艺术价值的元素来发展各种形式的旅游”,为法国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后因严重的财务问题而于1983年停止活动。
④Alain Corbin的相关专著有:Le territoire du vide,l''Occident et le désir du rivage(1750-1840),Flammarion,1[ere] éd.1988,réed.1990(空旷之域:西方及其对海岸的欲望:1750-1840,Flammarion,1988年初版,1990年再版);L''avènement des loisirs(1850-1960),Flammarion,coll.Champs,1[er] éd.1995,réed.2001(休闲的诞生(1850-1960),Flammarion,Champs丛书,1995年初版,2001年再版);L''Homme dans le paysage,Gallimard,2001(风景中的人,Gallimard,2001年)。
⑤RAUCH André的相关专著有:Vacances et pratiques corporelles.La naissance morale du dépaysement,PUF,1988(度假与身体行为——去国离乡的精神起源,PUF,1988年);Vacances en France de 1830 à nos jours,Hachette,1998(1830年至今的法国度假研究,Hachette,1998年)。
⑥Marc Boyer的相关论著有:Thèse de doctorat,en 1997:L''invention du tourisme dans le sud-est(XVI[e]-XIX[e] siècle).Elle fait l''objet d''un livre,publié en 2000,sous le titre Histoire de l''invention du tourisme dans le Sud-estde la France XVIe-XIXe(1997年的博士论文:旅游在东南地区的发端(16-19世纪),于2000年出版成书,题为《16-19世纪法国东南部地区的旅游发端史》);L''hiver dans le Midi,La Tour d''Aigues:l''Aube,2002,réed.2010,L''Harmattan(南国之冬.La Tour d''Aigues:l''Aube,2002年初版,2010年由L''Harmattan再版);Le thermalisme dans le grand sud-est de la France,Grenoble,PUG,2005(法国大东南地区的温泉疗养,Grenoble:PUG,2005年)。
⑦译者注:指某些类型的旅游和休闲活动以及开展这些类型的旅游和休闲活动的空间的被精英阶层“发明”出来的历史。
⑧译者注:1936年法国通过带薪休假法,旅游业出现井喷式增长。
⑨原初性的体验是对一个地方的“正常”功能的体验,如居住生活于某地;试验性的体验发生在特殊时刻,甚至可能只发生一次;而填补性的体验则本不应发生。
⑩如今,法国国家图书馆有专设的旅行藏书分类,Trocadéro旅游与旅行图书馆藏有Hachette出版社于1993年提供的系列旅游指南。
(11)译者注:《Joanne旅游指南》(Guides Joanne)是Adolphe Joanne和Paul Joanne父子于1860年至1916年间编写了多个系列旅游指南的统称,在法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旅游指南。1916年起更名为《蓝色指南》(Guides bleues),延续至今,依然影响巨大。
(12)Bonneau在其文章里介绍了Pereire公司在比利牛斯山区实施的几项行动,这些行动反映了该企业为保持旅游地的吸引力而设计多季节旅游产品的思路。
(13)如电力照明优先供应温泉疗养城镇;又如巴黎-里昂-马赛铁路公司推出的“滑雪专列”在促进冬季运动发展方面发挥了作用。
(14)译者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第二帝国因普法战争的失败而倒台、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建立,一直延续到1940年,因纳粹德国入侵而垮台,具体时间为1870年9月4日-1940年6月22日。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个长久而稳定的共和政权,赢得了法国民众对共和政体的支持。
(15)译者注:大区(région)是法国的一级行政区划,大区之下设省(département)。2016年1月1日,法国本土的22个大区正式合并为13个,其中的勃艮第大区与弗朗什—孔泰大区合并为一个大区。目前法国共有18个大区,其中13个位于本土,5个位于海外。
(16)译者注:银盏(tastevin)是勃艮第地区的葡萄酒农自古使用的一种品酒器皿,在孩子洗礼时即由其教父赠予。成立于1934年的银盏骑士团(la Confrérie des Chevaliers du Tastevin)是一个旨在推广勃艮第美酒佳肴及维护勃艮第节庆、传统、习俗的私人团体,现有12000余名成员,包括41个海外分部的2400名成员。
(17)译者注:莫城(Meaux)是巴黎大区东北部的塞纳河与马恩河省的一个城市,人口53776(2013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马恩河谷战役的主战场。自1982年起,当地每年夏季都推出根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编排的历史剧,吸引数万观众。
(18)该期涉及关于旅游管理的多个话题,包括法国旅游发展署的创立(1928-1933)、分管旅游事务的副国务秘书一职的设立(1930年)等。
(19)详见官网:http://association-astres.f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