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学的内涵与意义
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是培养新时代创新型经济学专业人才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一个重要环节。编写高质量、系统化的中国经济学教材,首先需要对中国经济学的内涵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是什么?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一概念。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在1941年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一概念并多次予以阐述。那么,中国经济学的内涵到底是什么?简单地说,中国经济学就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而所谓规律,是指客观存在的系统性的运动与变化趋势。在当今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探索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与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
中国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全球化服务,这是中国经济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中国经济学家应该秉持的学术立场。纵观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任何经济理论的产生其实都有其时代背景,都在一定程度上为特定的阶级利益、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提供理论支持。从英国的亚当·斯密到美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再到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都是如此,中国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王亚南一直主张应以中国人的资格研究政治经济学。这种立场与中国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矛盾,因为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经济在一定制度条件下有其运行与发展规律,作为经济主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与政府,实行何种制度安排与经济政策,都会改变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与资源配置方式,从而影响公平与效率。中国经济学家最根本的任务是探索能够尽快实现中国长远发展目标的最佳途径,特别是能够尽快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发展模式。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重心正在由西向东转移。历史经验表明,经济重心的转移必然带来经济学术中心的转移。因此,中国具有产生被世界所认可的原创性经济理论的时代背景,而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需要中国经济学家基于中国经济实践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
(二)中国经济学与现有经济理论的关系
构建中国经济学及其教材体系,需要厘清中国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以及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关系。在这些方面,王亚南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20世纪40年代,在讨论中国经济学的内涵时,王亚南指出:“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尽管只有一个,而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不是一样。”由于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马克思《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规律并不适合应用于当时的中国经济,但是王亚南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分析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写下了《中国经济原论》,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历史演化趋势,被誉为中国版的《资本论》。这是中国独创性经济理论的一个范例。这个理论的“独创性”的基础,就在于旧中国特有的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经济结构。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初步建成了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为改革发展成果能够惠及广大人民、实现全体人民的共
同富裕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市场机制是中国通过70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探索出来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实践证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能够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基于自身实践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伟大创新。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以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这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与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构建中国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的指导思想。同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揭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崭新的经济制度如何运行,马克思、恩格斯曾有过理论探索与设想,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答案。特别是,他们没有设想过以市场机制为资源配
置主要方式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模式。经济学是一门实践科学,我们需要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下,基于中国经济实践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
新中国 7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是市场经济规律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具体的表现。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特别是制度特殊性彰显了以中国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学的独特性,也同时说明了它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区别。西方现代经济学是对300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的总结,反映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当今全球化大生产条件下的运行与发展规律。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我们不可能从西方现代经济学中找到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现成答案。但是,既然市场机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资源配置方式,那么西方现代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与分析方法,我们也可以借鉴与采用。例如,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规律,无论实行哪一种制度,它都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当然,这种作用的发挥在现实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制度与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
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及其教材体系时,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现代经济理论,同时又需要借鉴西方现代经济学中有关市场运行规律的基本原理,把它们从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剥离出来,用于分析中国市场经济的运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的创新性发展。同时,这也将是对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种超
越,将大大丰富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应用的范围。
(三)中国经济学的独创性与一般性
过去40多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在世界经济版图的影响与日俱增,并且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维护者、推动者与引领者。中国经济问题日益成为世界性的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很有可能在至少以下四个重要领域实现独创性的理论突破: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设想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内外实践证明,脱离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生搬硬套其理论将会带来严重后果。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还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均是从落后的农业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决定了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才能快速发展生产力,实现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中国立足这一基本国情与自身实践,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论断,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次重大理论创新。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既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性质与宗旨,又能够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实践提炼为原创性理论,将极大丰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能够有效兼顾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等自由主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无法充分发挥货币价格这一基本经济核算工具,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奥斯卡·兰格、弗·布鲁斯、奥塔·锡克等社会主义学者虽然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但在实践过程中,受制于诸多因素,并没能真正贯彻实现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在亿万人民实践基础上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真正第一次在实践上证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兼容可行的,这一创造性的实践之所以能够成功,肯定有其内在逻辑与规律。中国经济学家需要将此成功实践提炼为独创性经济理论,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
第三,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区别于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只手”并用,既能够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国家与政府力量又能够克服市场缺陷及其消极影响,保证宏观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发展。在研究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经济学永恒主题方面,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政策数据库”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探索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极大便利。
第四,超大型经济体与数字经济的效应叠加。得益于巨大人口规模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一个超大型市场经济体,在生产、消费等很多方面具有经济学所说的规模递增效应。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以及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中国超大型市场经济体拥有的巨大数字科技应用规模优势及由此产生的海量数据优势,能够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倍增效应。目前,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世界上占有领先地位,拥有十分丰富的素材,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研究数字经济运行规律、创新经济理论的天然优势。
中国经济学家作出独创性理论贡献,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便大功告成了呢?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不仅要构建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实践的独创性理论,更重要的,我们还要提炼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中国经济学从特殊性上升到一般性经济理论。从实践基础上看,中国经济学的独创性理论,必然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经济学的独创性与一般性是相辅相成的,一般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我们不能一味强调中国经济理论的特殊性而忽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特征,要从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大视野着眼,将中国经济理论的独创性贡献进一步上升为更广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讲,就是所谓的“异质性”,这是产生中国经济学独创性理论的源泉。我们不仅要通过中国禀赋、中国制度、中国历史文化、中国经验、中国案例与中国数据等方式解释这些“异质性”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进一步从理论上泛化中国经验,从“中国特色”或“异质性”中寻找共性的本质联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规律提炼上升为一般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成为更广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使中国经验成为具有深厚学理基础、可借鉴、可复制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独创性经济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理论能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多少可借鉴和复制的经济发展经验。这是提炼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要义之所在。
(四)构建中国经济学需要注意什么
构建中国经济学,首先,需要奠定科学的学理基础。目前中国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乏很好的经济思想,但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谨、自成体系的经济理论,其学理基础亟须加强,包括基本假设、基本概念、基本原理、逻辑推演、经验实证等知识体系。其次,需要有科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规范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尚不充分;定性分析占主导地位,定量分析有所欠缺。任何一个理论,需要科学的学理基础,才能将经济思想理论化、体系化,实现逻辑自洽,更重要的是,一个学科要成为一门科学,必须能够解释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复杂现象,并且能够预测今后的发展变化趋势。因此,必须重视实证研究。在当今数字经济时代,实证研究主要是以经济数据为基础、运用统计学推断方法进行严谨的经验研究。过去 40 多年,西方现代经济学发生了所谓的“实证革命”,扬弃了在一系列偏离经济现实的假设基础上以数学推导为主要工具分析人们经济行为的研究范式,逐步过渡到以如下的经验研究为主:即基于观测数据、实验数据与田野调查数据,运用统计推断方法挖掘数据中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因果关系,从中揭示经济运行规律。这种实证方法本身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的科学方法,西方现代经济学可以用,中国经济学也可以用。
目前,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还比较薄弱,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很少有得到国际同行认可的理论学派,其中最根本的原因,除了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外,就是缺少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国经济学家需要采用国际学术同行能够听得懂并能够互相交流的“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积极传播中国声音,才有可能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构建体系化、理论化的中国经济学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这需要长时间的经济实践,也需要艰苦的理论思维,甚至可能需要几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同时,这也离不开高质量、系统化的中国经济学教材。教材是将已有的公认的科学理论,为了教学和传播,以比较通俗的方式加以系统编写而成的。中国经济学教材既需要不断吸收关于中国经济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并且将这些成果逻辑化、体系化,还需要针对不同的受众对象建设不同层次的教材体系,不仅要有大众版、科普版的教材,也要有专业版的教材。因此,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需要循序渐进,
不能幻想一下子就能建成一座巍峨的理论大厦。条件已经成熟的学科,可以先行编写教材;条件还不具备或不成熟的学科,则积极创造条件。在教材写作与使用方面,应该大力引入学术市场竞争机制,以不断提升教材写作水平与教材质量,并及时将一批高质量中国经济学教材推向世界。
应该强调,即使日后完整的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建立起来,西方现代经济学教材仍然有存在的必要。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不同,不是一个相互替代的问题。构建中国经济学,需要借鉴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有益理论成分与研究方法。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发展了英国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经济学需要加强经济思想史的学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与西方经济学说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与国外经济思想史的比较。应当提倡学习原著,特别是代表性原著,同时在学习西方经济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使学生对西方现代经济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及时跟踪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经济发展变化趋势以及反映这些发展变化的理论成果,才能有效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
【作者简介】洪永淼,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