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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方音演变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赵庆秋

2018年07月11日 12:00

社会科学报

 

  历史语言学研究有三大范式:历史比较语言学、类型学和接触语言学。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相比,接触语言学研究的历史短、理论性弱、随意性强。由于音变总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普遍性原则缺少共时观察的基础,因而魏因里希、拉波夫等人提倡通过语言系统中共时变异的观察建立历史演变的经验基础。拉波夫在他后期的著作中提出“视时”反映“真时”的观点,试图通过某个变项的若干变式在共时人群中的分布和扩散来观察音变的微观过程,进而建立语言演变的普遍模式。接触语言学想要成为严谨的科学,也必须建立在共时微观观察的基础之上。

 

  上海方言是观察语言变异和方言接触的一个很好的窗口。上海是个移民城市,从一个海边小县城发展到国际化大都市不过160年左右,移民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80%以上,语言和方言的接触在这里十分频繁。可贵的是,这160年中,上海的城市变化、移民来源和上海方言及内部差异的记录基本上是连续的。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陶寰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成果《上海方音演变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兼论方言接触中的“他控音变”》(项目批准号:11BYY032),关注那些可观察的、系统性的变异,一共选择了9组变项作为观察对象,在上海市区范围内进行了1500人次左右的调查。在研究的方法上,我们把社会语言学、接触语言学、实验语音学、第二语言习得和历史语言学结合在一起,通过社会语言学调查分析呈现上海方言微观演变的具体过程,以社会学、语言结构、接触语言学的11个参项考察它们对变式的选择或微观演变过程的影响。通过接触语言学、特别是“他控音变”来解释上海方言中新变式的产生方式和产生过程。利用实验语音学和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成果来解释新变体产生的心理机制和某些音变的生理和心理机制。

 

  研究表明,无论是自然音变还是接触音变,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词汇扩散,仅从微观演变的表现很难区分这两类音变。更为重要的是,某些音变,比如短元音的央化合并,既有自然音变的动力,也有接触音变的原因。区分自然音变和接触音变最主要的依据是是否违反“语音演变无例外”的原则和演变速度是否异常。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讲,上海方音演变跟祖籍地和居住区域有明显的相关性。祖籍或移出地方言显示出非第一代移民在上海话学习的过程中会受到移出地方言的一定影响,显示出一定的底层干扰。而居住区域不仅反映了上海话使用频度的高低,同时也反映出上海话语言忠诚度在各地的差异。总的说来,周边城区是各新变式的扩散中心,说明这一区域人群的上海认同和语言忠诚度都低于中心城区。其次,风格或正式程度对于变体的选择有显著的影响。在随机抽样调查中,随着正式程度的提高,新变式的选择也越多,说明普通话对上海话的影响首先是从正式程度较高的变体开始的。在隐身调查的两种方法中则呈现相反的趋势,不介入调查的新变式较多,而正式程度较高的快速隐身调查的新变式较少。这表明:一、人群的“语言库藏”和“语言使用”不一致:在比字调查和快速隐身调查中,发音人更多地调用了“语言库藏”,反映的是他对上海话的记忆,而在其他情况下更多地反映了发音人上海话使用的现状。二、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差异,在快速隐身调查中,面对陌生人的上海人的时候,发音人会不自觉地通过选择保守的变体来彰显自己上海人的身份;但在不介入调查中,面对熟悉的人则更多地反映了他的语言使用现状。语言使用中的演变速度明显快于语言库藏,反映了上海话的演变方向。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上海方音演变反映了接触音变的一种模式——他控音变。他控音变是A方言以B方言为条件发生的系统性音变,演变结果使A方言与B方言的音类对应更为整齐,音值更为接近。它在音变驱动、语言态度、音变条件、音变单位、音变方向、音变的系统性/词汇性、是否改变音系、是否有词汇扩散等方面有别于其他的音变模式。他控音变建立在方言词汇系统性的对应基础之上,对应接触和相似接触都起到很大的作用。系统间的对应受到词汇透明度、词汇使用域、词汇使用频率、语素的内嵌深度等因素的影响,音变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残余,从而形成不同的历史层次。

 

  上海方言早期受苏州话的控制,20世纪60年代则受普通话的控制,个体差异巨大,演变过程曲折复杂,语音面貌迅速接近权威方言。他控音变也存在于其他的汉语方音演变之中。这种变化的模式可以看做汉语史上方音演变模式的一个缩影,因而他控音变对于汉语方言演变的历史有很好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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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7月11日 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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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是极富生命力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