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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哲学

赵庆秋

2013年01月02日 03:23

郭齐勇
光明日报

  

  “中国哲学”一般指“哲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中国哲学史”。然而,仅仅从知识系统或学科分类的视点去看待“中国哲学”,又是不完备的。“中国哲学”至少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意义世界的“中国哲学”,即其中蕴含的终极意义、人生价值理念与境界,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天人之际”“性命之源”等中华文化的根源性思考,总体的或分别的“道”与“理”,还有中华民族的五常、八德等核心价值;第二个层面才是作为学科建制的或知识与学术层面的“中国哲学”,即可以断代或分门别类或个案地做学术性研究,并与外国哲学形成比较性研究的知识内容,亦相当于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视为学术研究对象的“中国哲学”。

 

  范式转换

 

  改革开放使中国哲学获得了新生。在此之前,中国哲学一度成为批判的对象,既不能成为国民的精神价值,又没有获得学科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国哲学有了被客观公允对待的契机,新研究范式的引入使得思想诠释更贴合经典。改革开放40年既是中国社会大发展的时期,又是中国哲学界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重要阶段。

 

  40年来,人们逐渐扬弃了“思想文化决定论”与视自家文化如粪土、把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起来的看法,更加重视对传统哲学资源的客观理解与评价,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发掘、阐发、调动中华人文精神的内在价值,使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健康、积极的作用。学者们力图通过挖掘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以多元开放的心态,对传统哲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40年来,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特性及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这体现在研究范式的转化。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属过去,学者们力图发掘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与价值。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带来了西方的新理论与方法,学者们通过了解世界哲学发展现状和话语体系,进行批判借鉴,避免自说自话。例如,现象学、解释学等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域,有关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方兴未艾。范式转化还体现在问题意识的凸显、研究方法论的革新。学者们努力彰明中国哲学自身的哲学问题、精神、方法、范畴、特点、风格与传统,深度建构、阐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哲学思维发展史,体现中国人的哲学智慧、超越境界、修养功夫论、言说论辩方式的特色,及其与欧洲、印度等哲学智慧的同异及世界上几大哲学传统的碰撞与交融。

 

  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与这种观念相联系的是宽容、平和的心态,以及有弹性的、动态统一的、两端互济式的中庸方法论。中国哲学中亦有一种自然生机主义的意识,把自然宇宙、道德世界与艺术天地相整合,把充实的生命与空灵的意境相结合。

 

  成就斐然

 

  40年来,中国哲学各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其中,传统哲学与现代的关系,经与经学,诸子百家,佛教与道教,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以下,我们略为介绍儒家哲学、经学、道家道教与佛教、生态伦理、少数民族哲学、哲学系统的新建构等的发展现状。

 

  关于先秦儒学,孟子与荀子哲学相继成为热点,这是因为孟子有道德形上学、心性论和政治理论的原初形态,而荀子的礼学、知性精神、现实主义对于我们今天的儒学发展有着不同于孟子学的独特意义。关于宋明理学的研究,除了少数以新视角、新问题切入外,那种在主要人物上扎堆研究的现象已完全改变,学者们大都转入理学大家的门人弟子与后学群体研究或学派研究,理学的地域性研究、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社会学的偏向非常明显。这也说明那种老旧的研究范式所开辟的理论空间越来越小,需要我们引进新的诠释框架或研究范式,而能否对历史上的大哲学家进行新的诠释,则是重要的考验。

 

  关于儒家伦理,近几年比较热门的话题:一是以德性伦理学来诠释;二是围绕“亲亲相隐”问题而展开的讨论。以德性伦理学诠释儒家的思潮与西方德性伦理学的复兴有很大关联,其背后所关注的其实是人的道德品质与实践问题。学者们在德性伦理学的视野中,来发掘儒家伦理中注重道德情感的面向。儒家的修养功夫论也得到重视,并有了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契机。关于“亲亲互隐”问题的争论已有十多年,前后可分为三阶段,焦点问题有亲情是否只是血缘私情而无超越的根源、中西容隐制的理论基础、出土文献引起的文本新诠释。

 

  与民间国学热呼应的是学院派经学热,近年的经学研究在经典注疏与阐释,经学家思想,经学史,经学与子学、史学、文学之间的交叉研究,经学的现代化、经学学科的定位、经学方法论等多个方面都有深入探讨。经学史的研究在时间上主要以唐、宋、明、清为主,经典则以《易》《礼》《春秋》《四书》为主;在学科定位方面,当经学在现代遭遇到价值与学理的两重挑战时,学者们比较赞同以大经学的综合或一元统合的研究范式来弥补现代学科划分的不足,同时培养文史哲兼通、训诂与义理、辞章与考据兼备的综合性人才;反对完全对象化的研究态度,支持经典诠释的立场和挖掘传统文化的普遍性价值。总体来说,当前经学研究的独立性慢慢凸显,这体现在研究范式、所注重的文本、人才培养理念与研究队伍等多个方面。

 

  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道家与道教研究热以来,这方面的系统研究逐步展开,近十几年又有了新进展。就研究视角而言,有生态、科技、女性观、民俗学、伦理学等。人物研究以庄子居多;道教教派研究以全真教为热点;地方性道家史研究也得到长足发展。当然,道教研究今后还需在宗教比较、道教义理等方面加强。此外,由于近20年来新出土文献的不断问世,如郭店楚简、北大汉简,许多文本得到准确注疏与重新诠释,尤其是《老子》与黄老学派。今后,新出土文献仍将继续对道家哲学及整个中国哲学文本的新诠释发挥作用。

 

  佛教研究涉及其伦理、美学、生态等哲学思想之发掘,戒律或制度文化、佛教地理学或地域性佛学、宗派互动与比较研究、社会影响、僧尼群体、佛教传播史等方面的考察。而随着学者们对印度原始语言的掌握,原始佛教经典与学派及经典译注问题的研究亦逐渐增多。汉传佛教中的禅宗与净土宗不断有新著出版,藏传佛教的研究则热度不减。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释道,乃是一种超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层生态学,学者们对传统哲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的探讨包括:本体论基础、生态理念、生态规范、生态美德、法令习俗、生态美学、知识科技反思等。

 

  中国哲学史当然应当包括少数民族的哲学史。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自觉,现已在各方面得到了彰显。由各少数民族成员自己书写的各少数民族的哲学史著作值得称道,少数民族哲学研究进入到了自觉的反思与总结的阶段。我们相信,将有更多的以新的研究视域与诠释方法进行研究的个案与通论性的各民族哲学史的论著发表、出版,特别是对相关资料的系统整理。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海内外互动不断增强,比较哲学亦比较热门。在哲学系统的新建构方面,有“新道家”“新仁学”“中国解释学”“和合学”“情感儒学”“生命儒学”等,它们都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来建构哲学系统的。

 

  承前启后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朝着全面认知与体验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方向发展,表现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主体性具体建构的特征,无论是在传统哲学的普遍性价值之现代化发掘方面——如传统哲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传统政治哲学中的瑰宝及其人性基础,还是在中西哲学比较与互释、哲学系统的新建构方面,无不如此。而民间国学热与经学研究的兴起则更是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活”的。

 

  4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日益融通。中国文化及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断中国化的文化土壤。诸子百家、儒释道、宋明理学等思想资源与马克思主义日益融通。

 

  文化自信,包含着中国哲学的自信。礼乐文明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天人互动,理想与现实贯通,人生意境的追求,普遍和谐的智慧已超越了国界,可以贡献给全人类。中国哲学关于天、地、人、物、我之间的和而不同、兼容并包之道,为人类自然生态平衡和世界不同文明及其伦理的对话交流提供了智慧,也是现代人养育社会公德及健康的心性情才的重要思想资源。

 

  中国哲学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将作出更大的贡献。这要求我们自觉自识,努力挖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方法,并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者:郭齐勇,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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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1月08日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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