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 理论研究

社会学传统的扩容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消解

沈华

2013年09月30日 12:00

何祎金
: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2013年第1期

以时间为线索的学科史,将社会学的人物与理论流派置入学科发端与扩展的时间逻辑中,从而构成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学科史。对社会学传统的概括和论说,提供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学科史叙述。在社会学对时间的描述中,传统具有历史的意味,它表示与现代相对的过去,或者称为前现代阶段。除了对时间的描述,传统本身还表示对过去的沿袭,存在某些固定和不断重复的习惯或者制度。因而在谈论社会学传统的时候,也具有两层意思,其一是社会学的过去,它和现在的社会学存在区别,但是作为社会学的历史,它们代表了传统的社会学; 其二是社会学相对固定的理论和方法被不断沿用和重复阐释,将它们称为社会学的传统。传统在这里意味着社会学存在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论取向,因而表现出对社会学进行分类,提供类型学意义上的整理功能。在第二层意思中,传统具有了表达某种学派的意味。
   
    本文认为,在对社会学传统的书写中,最初的社会学传统,只考虑社会学在西方的发展历程,而非西方属于被言说的他者,只作为研究客体而存在。社会学史成为社会学在西方的历史,同时西方理论和方法论被经典化为社会学的诸种传统。20世纪 70 年代对欧洲东方主义传统的批判和随之而来的非西方在经济与政治上的显著发展,挑战了这种只以西方为中心的社会学传统模式,进而引发了关于非西方社会学传统的讨论。社会学传统由最初的三种或四种,扩容为很多种。传统的扩容,表现为社会学知识的生产,从最初的西方社会学家的独有工作,转变为世界社会学家均参与其中。西方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的扩容,变为全球视野下的不同民族国家社会学的扩容。对社会学传统的认识,也由最初的欧洲和西方视角转变为一种全球视角。与此同时,西方中心主义的社会学传统也开始遭遇挑战,甚至逐渐瓦解。
   
    一、 社会学的传统与范式
   
    传统一词具有历史和分类的双重涵义。传统首先可以指涉社会学的过去和历史。将历史作为
    传统来阐释,成为社会学史书写的一种策略。此外,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论选择,各自成为社会学不同的传统,传统在这里具有分类的功能。在 Levine的《社会学传统的视野》一书,追溯了从古希腊社会思想到当代社会科学的历史,认为社会知识的产生源自对三个问题的追寻,即我们如何生存、如何成为道德的动物和如何理解我们的世界[1]。古希腊成为西方社会学追溯自身谱系时,可以寻找和进入的古典资源。西方社会科学从古典到现代的完整谱系,和非西方社会科学历史中存在的翻译和借用、吸收与扩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非西方的社会科学无法摆脱和拒绝它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后者在建立自身谱系、完成学科上的认同和合法性的塑造时,不得不面对西方他者的存在。
   
    Nisbet 的《社会学的传统》体现了不同的思路,Nisbet 对社会学史流行叙事模式不满,尝试提出一种新的方法。前者将社会学的奠基人和贡献者作为主要的叙述对象。Nisbet 提出了“概念—单元”( idea - unites) 的方法,选取了五个社会学中具有普遍性、连续性、特殊性和意义感的概念,包括共同体、权威、身份、神圣性、异化[2]( PP. 5 ~7)。Levine 和Nisbet 都没有直接阐述何谓社会学的传统。Levine的传统,代表了社会学的历史,它是一段可以追溯的过去,为社会学的自我认同提供了象征资源。Nisbet 的传统,代表了社会学相对固定的讨论主题,它们在社会学的历史上不断被讨论和重新阐释。虽然“单元—概念”强调的是社会学的主题,并试图淡化和超越以人物和理论流派为论述重点的学科史,但是对概念的讨论,仍然离不开创造和讨论它们的社会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说,Nisbet 的方法依然属于对人物和理论流派的分类。后者的代表,当属 Collins 对社会学传统的归类。Collins概括了社会学的三个传统,即马克思和韦伯的冲突论传统、米德和布鲁默等人的互动论传统、迪尔凯姆的重视仪式和团结性的传统。其所谓的传统,源自社会学的古典时期,经几代社会学家传承,发展成当代的社会学知识。他特别指出,社会学的传统不是静态的,存在涌现新传统的可能[3]( P. i)。传统虽然表示过去,但它是一种之于过去的当代延续。它的面目并不像现代性理论中,作为现代的对立面而存在。在措辞上,当代和传统的结合使用,在社会学家看来并不矛盾。
   
    基于人物和理论流派分类构成的社会学的传统,通常也被置于 Kuhn 的“范式”名下,谓之以社会学的范式。不同范式的社会学,遵循各自的理论取向和方法论选择。范式甚至取代了传统,成为对社会学知识进行系统分类的标准术语。Ritzer 将社会学定义为“一门多重范式的科学”,社会学在1960 年代存在社会事实、社会定义和社会行为三种范式。在 Ritzer 对范式的使用中,范式是一门科学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用以定义该研究什么,该提出什么问题和该如何回答,在阐释答案的时候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范式必须具备四个基本内容,首先是范例,提出某种范式的典型代表; 其次是研究对象; 再次是理论; 最后是方法和工具
    [4]( P. 120)。显然,以范式为方法论工具,对社会学史的不同理论取向和流派进行分类,体现了一种元社会学的理论倾向,即对社会学理论流派进行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重构。
   
    回到 Kuhn 的本意,范式概念用于表述科学的演化和革命,造成了一种世界观替代另一种世界观的后果。因而科学的发展历程表现为范式的形成与革新,可以分为从前范式阶段、范式阶段到革命阶段和新范式阶段的动态过程[5]。吊诡的是,社会学对范式的借用似乎停留在了静态的知识分类面。社会学的多元传统也被称为多元范式,在共存中具有竞争关系,但是谁也无法取代谁。尽管社会学的奠基人孔德在关于社会学起源的叙述中,提供了一个知识进化的叙事,认为实证主义是知识的最终阶段。但是,今天社会学对范式的强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学科内部的认同与知识分工的必要。如果将社会学置入科学进化和革命的阐释框架中,那么,社会学作为一种新范式的革命性,就体现在它和过去的决裂上。在迪尔凯姆对社会学研究方法准则的论述中,同哲学传统的决裂,成为一项重大的知识任务,它可以合法化社会学作为新科学的学术地位。
   
    在此,传统和范式在某些意涵上发生了重叠,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替换。虽然范式一词并不具备明确的时间指涉意味,但是和传统一样,一方面它对知识作类型学意义上的划分,如科学传统和人文传统、实证主义范式和人文主义范式; 另一方面,在时间表达中,它们同样可以用来确立时间边界,如传统社会学和现代社会学、前范式和范式。
   
    二、 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书写
   
    社会科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中,都是以西方经验为重心的。在 Wallerstein 对社会科学起源的描述中,认为社会科学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物,而欧洲中心主义又是构成这一现代世界的文化地理因素[6]。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兴起,社会学作为西方的现代知识输入到非西方,在那里被翻译和重新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密切相关。以中国为例,严复以“群学”的名义在中国推介社会学,籍此扫除中国学术的弊端,以西学拯救陷入政治危机的中国,甚至在措辞上提出了“唯群有学”的呐喊。此外,系统的社会调查乃至科系的建立,都是在西方传教士与学者的帮助和引导下进行的。上述情形的发生,始于近代史上中国与西方的遭遇和碰撞。
   
    在印度的经验中,作为一个被西方殖民近 200年的远东古国,印度社会学对自身历史的阐释,将社会学在印度的发展定义为一种装备了经验研究方法的“局外人”,来研究“本土人”的模式。随后受到“局外人”培训的“本土人”开始成为前者的年轻同事,学习相同的方法来研究印度社会。印度社会学认为实现自身认同的当务之急是驱除掉印度社会学自开始以来便存在的“另一个自我”( alterego)[7]。在这里,“另一个自我”表示西方社会学在印度的实践所造成的后果,他作为“局外人”,却为印度社会学了解自己设定了最初的理论和方法。对非西方社会学而言,西方的在场,成为 Alatas 所谓的“被俘意识”( captive mind) 。这一术语用以描述亚洲社会科学存在的殖民状态,即它对美国和欧洲社会科学不加批判地吸收和模仿,从而丧失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能力[8]。印度社会学的诉求,暗示了西方在非西方自我认同上的附身,将前者清除,成为摆脱“被俘意识”、重获自我的手段。这里并不否认非西方社会学对这门学科的西方属性保持的警惕与自觉。
   
    本文强调的是,社会学在确立自身传统的时候,仅仅收录自身的理论和方法实践,并未理会非西方社会学的历史。但是,社会学的历史存在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西方社会学在确立自身传统的过程中,并未放弃对非西方他者的建构。乃至在确立一个现代和理性的西方的时候,需要同时确立一个前现代和非理性的非西方,来实现关于自身现代性的反证。
   
    对社会学传统的概括或者论述,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倾向。这也是本文采用传统一词,而不是范式的原因,后者存在对社会学进行理论化重构的倾向。如前所述,传统一词含有分类与历史的双重涵义,对社会学传统的概括,也体现了这两种意图。Collins 在 1985 年概括了社会学的三个传统。1994年,理性选择理论被其视为第四个传统[9]。如果换之以范式的概念,在 Ritzer 的概括中,韦伯和马克思的冲突论传统被归入“社会定义范式”的名下,而迪尔凯姆的仪式团结性传统被称为“社会事实范式”。如果说柯林斯对传统的区分更接近于社会学本来的面目,那么以范式为标准的概括,显示了其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意图。此外,从三种传统到四种传统,传统的扩容表明了社会学知识本身的扩展。
   
    由此看来,西方中心主义与社会学传统的关系有两种。其一是以西方经验和事实发展出来的理论学说,被认为具有普遍主义的解释力,可以应用到对一切社会的考察中; 其二则具备更深层次的含义,这些传统的确立,背后蕴含了对非西方阐释与持续建构的内容。以古典社会学的两大巨擘韦伯和马克思为例,中国和印度成为二者反复阐释的对象。前者强调精神与文化的内部解释,中国和印度的宗教皆不具备新教伦理的理性特征,无法为现代文明铺路; 后者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在“亚细亚生产模式”中,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源的调动与管理,决定了东方的集权体制。这些非西方他者的存在,在 Said 那里,之于东方的阐释,完成了对西方的定义和自我认同[10]( P. 1)。用 Turner 的话来说,像“东方专制主义”这种西方建构的存在,在 19 世纪的欧洲尤为重要,欧洲的殖民扩张在当时达到高潮,它凸显出西方的工业社会和东方的静态文明之间的差异[11]( P. 2)。不可否认的是,理性内核一直以来都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主要特征,它蕴含在社会学的诸种
    二元分类模式中,如农业和工业、传统和现代、静态和动态、非西方和西方。事实上,在 Collins 和 Nis-bet 等人概括的社会学传统,非西方并没有直接现身。但是,在社会学传统的各种二元论叙述中,非西方社会被置入某一极,同西方的现代性完成比照。
   
    因而,西方中心主义的社会学传统,不仅只考虑社会学在西方发展的历史,还将那些具有显著特征和被持续讨论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概括为某种传统。同时,非西方作为他者,已经隐含在这些社会学传统的论述中。
   
    三、 去西方化与传统的扩容
   
    去西方化并不是社会学的新议题,在多元现代性的阐释中,对非西方现代性的阐释,得出了现代性去西方化的结论[12]。去西方化的社会学传统具备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它涉及学科定位与认同的重构。
   
    去西方化的社会学传统这一命题包括两个内容,首先是社会学的去西方化为何,其次是它们何以构成社会学的新传统。相比于社会学的去西方化,以欧洲经验为根源的社会学,对欧洲和全球进行言说,所生产的社会学知识背后,蕴含了普遍主义的解释原则,这也是社会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受到诟病的地方。普遍主义解释原则的确立,对非西方而言,虽然具备一定程度的解释力,但是这种忽略地方性因素的社会学知识存在重新阐释的可能和冲动,甚至这种冲动可能首先源自西方社会学对自身理论传统的不满。本文并不会采取罗列非西方社会学独特发展史的办法,对非西方的社会学进行逐一介绍,而是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社会学传统的建立以及背后的知识社会学意味。
   
    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殖民,造成了西方和非西方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它确立了核心与边陲的不平等结构。这种不平等结构延续到了对学术共同体的讨论中。核心与边陲的划分,被认为存在于社会科学的全球分工中。社会科学在非西方边陲的生产依附于西方核心提供的议题与理论。Connell 将社会学分为北方和南方两个阵营。前者主要是以欧洲和北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它们提供了社会学的最初定义和方法,但是北方的社会学却是基于大城市经验( metropolitan experience) 发展而来,它不顾南半球的特点,将那里视为原始地带。非西方作为研究对象,不仅为西方的社会学提供经验数据,还为西方社会学提供检验其理论的场所[13]。关于社会科学存在全球不平等的讨论,实质上就是全球化经济和政治议题的延续。对社会学而言,对西方殖民主义的讨论,弥补了“赛德曼之迷”,因为社会学的出现,正是西方帝国主义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百分之八十五的地区都被西方控制着。奇怪的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却并没有被古典社会学家纳入他们的理论中去[14]。在那些存在殖民体验的非西方社会看来,非西方的独立,不仅要切断物质上的,同时也需要切断意识形态和主观层面的,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关系[15]。在这样的理解中,西方和西方的社会科学都被认为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消除西方影响成为重要的知识任务。事实上,这也是大多数存在殖民历史的国家的反应,需要重估社会学的西方价值,乃至建立一门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如前所述,社会学传统的建立,隐含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内容。对于新传统的确立与传统本身的扩容,以及背后所涉及的社会学自我认同的变化,进行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理解,是本文的重点。去西方化的社会学传统,带来了社会学传统的扩容。非西方社会学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传统? 回到本文最初对传统一词的释义,它具有分类和历史的双重涵义。非西方和西方之间、非西方之间的社会学,传统的分类功能,不仅限于理论和方法论取向上的差异,地理边界本身也成为分类的标准。虽然地理边界上的差异最终仍将表现为理论和方法论选择的差异,但是非西方社会学的历史发展,对社会学共同体而言是一段隐身的历史。去西方化社会学的发展,使得非西方可以结束自己的隐身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传统的扩容,也是地理范围的扩容。从而地理边界成为重要的分类标准。
   
    在传统一词的分类功能中,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所划分的地理边界,成为社会学确立传统的一项重要标准,这预示着“民族的社会学”( national sociologies) 开始受到重视,它拓展了之前西方社会学所惯用的以理论和方法论特点为分类指标的方法。事实上,对民族的社会学的讨论,最早是针对社会学在西方本身存在的不同传统而进行的。Cothers认为社会学存在不同的传统,传统的塑造是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制度和社会因素合力的结果,会因为不同“民族情境”而产生差异。因为理性主义的遗产,法国的意识形态强调根本的变革,英国和美国则侧重选择经验主义的改革,德国的意识形态则通常 是 理 想 主 义、人 文 主 义 和 反 实 证 主 义的[16]( PP. 79 ~102)。民族的社会学因为民族国家的差异,在各自的历史中被塑造成独特的传统。但是,西方内部的差异,并没有改变社会学传统在西方的书写。民族的差异变身为理论和方法选择的差异,在地理边界上,它们仍是西方和欧洲的,社会学的传统并没有突破它的欧洲界限。
   
    社会学传统扩容,作为社会学去西方化的后果,将非西方地区的社会学纳入自己的范畴。一方面是以全球视角来审视社会学,而不是以之前的西方视角来审视社会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中心主义社会学中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被互为主体的关系取代了;另一方面,非西方社会学长久以来“不在场”和“隐身”的历史被重新开发,成为社会学确立自身传统的重要资源。社会学传统的扩容,正是基于上述两方面内容的反应。
   
    事实上,二战之后国际社会学会在 1949 年的成立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学事件。Albrow 将这件事视为社会学国际主义的一个表现[17]( P. 6)。1989年,SAGE 出版了《社会学的民族国家传统》一书,民族国家传统,而不是理论或者方法论传统,民族国家成为社会学传统的的分类指标[18]。全书收录了 13 篇论文,除了介绍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四大传统重镇的社会学发展情况外,还收录了印度、匈牙利、非洲、哥伦比亚和前苏联等地区的社会学理论介绍。2010 年国际社会学会出版了《社会学的多样传统》一书,社会学传统的前缀由三种、四种,变为许多种[19]。
   
    社会学在非西方的状况受到极大关注,并且不是将这些地区的社会学视为西方社会学的复制与再生产,而是将它们的发展视为独特的现象,认为社会学在各地存在自身的有别于西方的传统。Sztompka 指出民族国家社会学的存在,不同地方的社会学,在理论和概念、方法和方法论取向、知识分子的认同、社会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社会学语言的使用、对学科的管理等,都含有不同的特点[20]( PP. 21 ~28)。
   
    四、 小结
   
    社会学传统的扩容包含了两个过程,其一是将某种理论和方法论选择合法化为新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新传统的确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经典化的过程,它们成为新的学科标志和认同; 其二是将社会学在西方之外地区的发展状况视为传统加以概括研究。这种扩容,意味着社会学在建立传统过程中,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开始受到冲击并面临消解。这一过程表现为“去西方化”的特点,西方和北美的社会学,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成为被反思和反对的对象。同前者的以理论和方法论作为确立传统的标准不同,后者的确立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传统在这里表现为历史的取向,社会学在不同民族国家的发展,存在自身独特的历史轨迹。国家传统的确立,并不是新理论和新方法获得了合法化和承认,它仅表现为社会学对自身历史的开放态度,非西方的社会学实践开始被接纳,成为社会学史的一部分。在这里,传统的类型学意义和历史意涵得到了综合统一。
   
    因而,民族国家的社会学传统预示着“全球社会学”的可能。在全球化讨论业已泛滥的当代,全球社会学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以“公共社会学”闻名的 Burowey 便提倡建立全球社会学,认为惟有经过自下而上的堆砌,方能建起全球社会学的大厦[21]。各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学,俨然成为全球社会学的必要砖石。在讨论全球社会学的时候,不能回避社会学学科的全球化,即社会学知识在全球的传播与学科的制度化发展。Albrow 对社会学在全球的发展状况,有一个动态的概括和预测,认为社会学会经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从普遍主义到民族的社会学,再从国际主义到本土化,最后到达全球化的阶段。审视 Albrow 的社会学阶段性分类会发现,社会学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取向和特征,普遍主义即是社会学欧洲起源以来的理论和方法论特征。民族社会学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对社会学主体进行划分,国际主义和本土化分别代表了社会学的两种取向。全球化的社会学,成为社会学全球化的成果或者知识任务,显然需要包含西方和非西方的社会学主体的参与。问题在于,普遍主义、本土化和国际主义之间本身便存在冲突和对抗。这里的张力是否能在全球化的名义之下得到解决?社会学是否需要发展出一套新的有别于早期普遍主义的认识论,来实现新的整合? 这些都是全球社会学需要回答的问题。
   
    最后,如果说学科的历史书写最能体现一门学科的认同,那么社会学传统的扩容将消解最初建立的西方中心的认同。将民族国家社会学的发展历程纳入传统的范畴,其积极意义在于,它强化了民族国家自身的学术认同。但是,全球社会学的建立,势必需要建立新的认同,来弥补西方中心消解之后的缺憾,而单一民族国家的认同显然无法实现这种要求。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民族国家的社会学传统获得承认,为建立全球社会学提供了必要的学术资源。回到 Burowey 关于砖石的隐喻,民族国家的社会学提供了复杂而且多样的砖石。如何利用这些砖石,用何种方法,堆砌出一座全球社会学大厦,这将成为新的学术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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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祎金,男,英国萨里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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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信息社会学的形成及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