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 理论研究

中国学术界对拉丁美洲的认知

——以《拉丁美洲研究》为例的学术史梳理

胡小文

2017年11月07日 12:00

韩琦
《世界史》2017年03期

  “中国人眼中的拉丁美洲”是怎样的?其实,“中国人”这个概念很大,包括了各个年龄阶段不同社会阶层的中国人,普通中国人与中国学术界对拉丁美洲的认知肯定是不一样的。普通中国百姓一提到拉丁美洲,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足球、探戈与桑巴,而专业研究人员则对拉丁美洲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后者的研究和认识,则是中国政府酝酿和制定对拉丁美洲战略方针和政策的重要基础之一。本文试图透过中国唯一的一份研究拉丁美洲的专业刊物《拉丁美洲研究》,来探讨一下中国学术界对拉丁美洲的认知程度。

  《拉丁美洲研究》是由中国研究拉丁美洲的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是目前中国唯一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专门研究拉丁美洲地区重大现实问题的大型学术刊物。它创办于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1979年,最初的刊名为《拉丁美洲丛刊》。编辑部在首刊的《致读者》中写道:“拉丁美洲是世界上一个重要地区。很早以前我国就同拉丁美洲有所接触,建国以来,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友好往来日益发展,迄今已经同十二个拉丁美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①但是,我们对拉丁美洲的情况所知较少。为了适应当前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对拉丁美洲的了解和研究,我们创办了《拉丁美洲丛刊》。”当时,“十年浩劫”刚刚结束,拉丁美洲研究所到19784月才全面恢复工作,全国的拉丁美洲研究也处于恢复阶段。因此,《拉丁美洲丛刊》刊登的主要是介绍拉美基本国情的普及性文章,其中前几期有不少翻译的文章,刊物的稿源主要来自拉丁美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高等院校的教师。从1982年第一期开始,该刊由原来的季刊变为双月刊,每年6期,这也是当时稿源逐渐增多和研究水平逐渐提高的反映。编辑部在该期的《稿约》启事中进一步明确了办刊宗旨:“改刊后,本刊将继续提高质量,努力把这份综合性刊物办成以反映我国研究拉美学术成果为主的园地,办成沟通国内外拉美学术界的桥梁,办成广大读者了解拉美的益友。”

  1986年,《拉丁美洲丛刊》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这年的第一期(总第34)开始更名为《拉丁美洲研究》。在该期的《更名启事》和《稿约》中,编辑部提到更名的原因是“为进一步明确刊物性质,更好地适应我国四化建设和拉丁美洲研究工作发展的需要”,并第一次提到,对密切联系拉美实际、研究拉美重大现实问题和对我国四化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或参考价值的的学术论文将优先发表。编辑部还强调对刊物将“不断增强其理论色彩,提高其学术水平”。这次更名标志着《拉丁美洲研究》转向以刊登学术研究性的文章为主。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拉关系的升温,中国出现了“拉美热”,中国学者对拉美研究的兴趣和需求日益增加,稿源也不断增多。因此,为适应国内拉美研究的社会要求和提升拉美研究的学术水平,《拉丁美洲研究》从2005年第一期(总第148)开始改版,改版后的变化一是版面增加,由原来的大1664页增加为80页;二是增设了新栏目,除了保留原来的拉美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等栏目之外,增设了中拉关系、热点专论、中观研究、外国人看拉美、拉美研究在中国等栏目;三是加强学术规范,对论文的注释引文、学术史等方面的要求更加严格,并进一步强化匿名审稿制度。同时,其办刊宗旨和目标更加明确:旨在“为四化建设服务,为对外开放服务”,“力争把杂志办成贴近社会、贴近时代、贴近读者的国际一流的学术刊物”。

  据统计,《拉丁美洲研究》自从1979年创刊到201312月,35年来总共出版203期,发表文章3125篇,按照学科分类,拉美政治412(占总数的13.2%),拉美经济1033(33%),拉美社会340(10.9%),拉美文化103(3.3%),拉美历史255(8.2%),国际关系388(12.4%),②综述、书评、消息等其他文章594(19%)

  在全部文章中,从拉丁美洲国别角度研究的文章总计1104篇,占全部文章总数的35.3%。其中关于墨西哥的文章最多,共259(23.5%),其次是巴西,共252(22.8%),与墨西哥几乎不相上下。然后依次为:阿根廷128(11.6%),古巴104(9.4%),智利80(7.2%),中美洲五国66(5.9%),委内瑞拉60(5.4%),秘鲁41(3.7%),哥伦比亚28(2.5%),厄瓜多尔12(1.1%),玻利维亚8(0.7%),加勒比海其他国家31(2.8%),其余国家为35(3.2%)

  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到《拉丁美洲研究》的几个特点。一是在全部文章中,除了其他杂类文章外,经济类占第一位(33%),其次是政治类(13.2%),第三位是国际关系(12.4%),社会类为第四位(10.9%)。但是,对拉美社会问题的研究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受到重视,近14年来发表的文章达137篇,占社会类文章总篇数的40.3%。国际关系类文章进入新世纪后有更为明显的增加,近14年来共发表文章200篇,占国际关系类文章总篇数的51.7%。其中关于中拉关系的文章增加最显著,共发表71篇,占近14年国际关系文章总数的35.5%;而此前21年中,国际关系类文章关注的重点是拉美与美国、苏联、欧洲的关系,关注中拉关系的文章仅有17篇。

  就国别研究看,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23.5%)、巴西(22.8%)、阿根廷(11.6%)这三个地区大国,古巴(9.4%)紧随其后,这说明了中国与古巴之间的特殊关系。另外,关于智利的研究跨入新世纪之后有明显增长,近14年发表文章35篇,占关于智利文章总数的43.8%,这与智利成为拉美地区发展的佼佼者和中智关系的加强有关;关于委内瑞拉的文章增加更明显,近14年发表文章31篇,占关于委内瑞拉文章总数的51.7%,这与查韦斯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和中委关系的加强有关系。

  前述《拉丁美洲研究》所发表的3125篇文章,反映了中国学者随着时代的变化对拉丁美洲方方面面问题的关注和认知,本文仅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十个重大问题,来透视中国学者对拉丁美洲认知的程度。

  ()对拉丁美洲社会性质的判断

  明确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极为重要的前提。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学者需要了解拉美,首要的问题是要知道拉美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拉美社会处于怎样的发展水平。因此,从1980年第3期至1981年第4期,《拉丁美洲丛刊》共刊登了13篇文章,展开了对拉丁美洲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主流观点认为,对拉美国家社会性质的分析应该从该地区国家之间发展很不平衡的客观实际出发,既要注意它们的共性,更要研究它们的个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据此观点,这些国家的社会性质大致可以分成五类:第一类是资本主义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经济上相当发达;第二类是发展中的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如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它们对外坚持反帝反殖,对内要求发展民族经济,资本主义已占主导地位,属于民族资本主义国家,但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程度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等方面看,还没有达到发达资本主义的程度,仍处在发展过程中;第三类是处于几种生产关系并存的过渡社会形态的国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封建、半封建生产关系并存,同时,生产力水平不高,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具有的发展程度;第四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巴拉圭、海地等国家;第五类是殖民地社会,如十一个尚未独立的地区。但也有人认为,拉丁美洲作为一个政治地理的整体概念,可以对全地区的社会性质做出综合概括,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主要国家加在一起占拉美人口和土地面积的70%以上,它们的社会性质基本表明了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的社会性质,即资本主义社会。另外,有学者提出,依附性是拉美社会性质的重要特征之一。③

  ()对西蒙·玻利瓦尔的评价

  西蒙·玻利瓦尔是世界公认的拉美独立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享有南美大陆“解放者”的赞誉。但是,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缺乏深入的研究,大学教材中只有几笔带过,对其历史地位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究其原因,是由于马克思在《玻利瓦尔--庞特》一文中对玻利瓦尔有所否定。恩格斯后来在该文的注释中写道,“这个条目是马克思在拉美各国争取独立的战争史(1818-1826)还没有被深入研究的时期写的”,由于资料来源的局限性,“马克思对玻利瓦尔个人不免有了片面的看法,这反映在他写的条目中”。④尽管有恩格斯的解释,但对玻利瓦尔的评价在中国学术界仍被视为一个“禁区”。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中国学术界对玻利瓦尔的研究开始活跃了起来。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在1979年的武汉会议、1982年的济南会议,特别是在1983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对玻利瓦尔的历史地位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拉丁美洲丛刊》对当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给予了积极的反映,1981年第1期刊出了“纪念西蒙·玻利瓦尔逝世150周年专页”,1983年第4期又刊出了“纪念西蒙·玻利瓦尔诞生200周年专辑”。

  中国学术界对玻利瓦尔功过是非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既肯定玻利瓦尔是拉美独立战争的主要领导人,认为他“不仅是拉美历史上造就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出类拔萃的人物……是第一位当之无愧的跨越国界的洲际巨人”,⑤他的美洲团结的思想和民主共和的思想已经成为拉丁美洲宝贵的精神遗产。同时也指出他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如反封建不彻底、把总统终身制和参议员世袭制写进了玻利维亚宪法等,⑥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世界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对哥伦布的评价

  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揭开了美洲和世界历史的新篇章。“哥伦布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在哥伦布首航美洲500周年之际,中国拉美史研究会先后于1988年在桂林、1991年在大连召开了关于哥伦布远航美洲的学术讨论会,最后于1992年在北京由5个全国性学术团体联合举办了“纪念美洲发现——两个世界文明汇合50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拉丁美洲研究》对这些会议的成果均有反映。⑦

  关于对哥伦布及其航行事业的评价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哥伦布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他开通了欧洲和美洲之间的航路,这一创举,结束了美洲大陆与世隔绝的状态,促进了新旧大陆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对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推动,同时也促使美洲大陆的社会经济形态向前跃进了一大步。也有一些学者在肯定哥伦布的历史功绩的同时,强调指出哥伦布又是殖民主义在美洲的开路先锋,是殖民者在美洲实行奴隶制的鼻祖。哥伦布的到来也就意味着殖民主义的到来,哥伦布给印第安人带来了灾难和种族灭绝。然而,多数学者认为,哥伦布发现美洲功大于过,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

  ()南北美洲发展道路的比较

  南北美洲发展差异问题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为什么在同一个“新大陆”却出现了发展道路不同的两个美洲?这是研究拉丁美洲问题的学者感到困惑的一个重大问题,由此也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解释。

  有的学者认为,拉美落后于北美,是因为与北美相比,拉美在民族素质、社会结构和制度、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社会风尚、教育等方面都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⑧还有学者认为,拉美殖民地时期的具有前资本主义特征和依附性特征的经济制度遗产,在独立运动中没有得到改变,因此,在19世纪拉美没有发展成典型的成熟的资本主义,而是发展出了非典型的“外围资本主义”。⑨对此有学者补充认为,拉美国家在19世纪落后于美国,是由于二者独立后在政治局势、土地制度、农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农民在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和方向、大量吸收外国移民所起的作用、发展交通运输的目的和作用等方面的差异所致。⑩有的学者则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述:“首先,在殖民地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将中世纪的政治经济制度移植到了它们的美洲殖民地,由此这种陈旧的成分就构成了拉美经济的依附性和落后性的滥觞。而英国殖民者和移民则将近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和物质成分带到了北美的荒原,为以后美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其次,盎格鲁美洲形成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倾向和多样化的经济结构,为以后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启动准备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相反,拉美的专制政治体系和单一产品制的经济结构明显阻碍了科技革命的孕育和诞生。再次,由于上述原因,独立后的美国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相反,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政治动荡、经济停滞的拉美却没有这种全面发展的前景。最后,美国建国后不久,其政治和经济领导人便审时度势地制定了‘农工商三业平衡发展’的战略,推动国家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相反,拉美国家领导人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全国统一的发展战略。”并得出结论说,正是由于上述差异,19世纪末南、北美洲才形成了两种极其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结果。(11)但是,有学者指出,上述观点还缺少对征服前两地印第安人社会差异的分析,缺少对两地政治制度差异的系统分析。(12)

  ()拉美与东亚发展模式的比较

  拉美和东亚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热点地区,拉美具有自然资源丰富、独立时间早和临近美国市场等多方面优势,但战后拉美经济发展的业绩却落后于东亚,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陷入了“失去的十年”。然而,就在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东亚模式的时候,东亚在90年代也陷入了金融危机。因此,对这两个地区发展模式的优势与不足进行比较,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1998年社科院拉美所就该专题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拉丁美洲研究》对中国学者的讨论给予了积极的反映。(13)

  有学者将东亚模式的特征总结为儒家文化背景、外向型发展战略、灵活有效的国家干预、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政治上的稳定性等,而拉美模式则包括天主教文化背景、长期的内向发展战略、国家直接干预过多、分配不公现象突出、政治上不稳定等特点。还有学者提到,东亚模式是国内的高储蓄率与积极利用外资相结合,而拉美国内储蓄率较低,对外资依赖严重。(14)这类观点认为东亚模式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目前的东亚文化已经是东西方结合的文化,过去发生的“东亚奇迹”和最近发生的“东亚危机”说明东亚的发展与文化因素没有关系。(15)还有学者提出,把东亚和拉美作为外向和内向发展战略的代表进行比较,是过于简单化了,历史分析表明,所有这些新兴工业国(地区)都实行过外向和内向两种方法,两种战略殊途同归,都以经济危机而告终,这说明危机的原因不在发展战略,而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16)

  ()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评价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中国亟需借鉴其他国家的改革经验,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便成了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拉丁美洲研究》趁势刊出了“拉美的新自由主义专辑”。

  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有许多不同的流派,其理论体系演进到当下最完备的形态就是“华盛顿共识”,它强调的是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一体化的政治纲领和经济模式。新自由主义理论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思想路线和政策主张,它是为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服务的。(17)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一直主导着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拉丁美洲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18)关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效果,有学者认为改革带来的问题十分突出,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转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手中,带来大量失业;民族企业陷入困境;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国家职能被明显削弱,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阿根廷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的典型代表。但也有学者提出对拉美国家的改革要给予“一分为二”的评价,首先,改革的指导思想除了新自由主义之外,在有些国家还有新结构主义思想。其次,拉美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恢复了经济增长,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地区一体化也得到重新加强,更重要的是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由内向模式向外向模式的转换。(19)智利模式是改革成功的范例。当然,由于有些国家采用了错误的改革方式,在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时,过分贬低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在强调对外开放时,过分贬低循序渐进的重要性,结果造成了种种问题。(20)总之,拉美的“市场经济改革”既有成效也有失误,应该全面评价。

  ()关于“拉美化”的争论

  2003年中国人均GDP跨越了1000美元大关,这时,中国官方和学术界开始关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2004年中国官方提出了“拉美化”的问题,随后新闻媒体和学术界就此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拉丁美洲研究》集中反映了学术界讨论成果。(21)

  所谓“拉美化”问题是指中国人担心“拉美现象”在中国的本地化,即拉美国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所发生的情况在中国的重演。有学者认为,拉美国家人均GDP20世纪70年代中期登上1000美元的台阶以后,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社会矛盾突出,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震荡。有人甚至直接称这种“拉美现象”为“拉美病”,将“拉美病”的概念界定为“跨国公司化”“金融危机化”“政治权力的腐败化”和“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全面恶化”,并据此提出中国要避免“拉美化”的观点。

  但是,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拉美化”是个伪命题。首先,“拉美化”没有确切定义,如果把各种问题贴上“拉美病”的标签,容易伤害拉美人的感情,不利于中国与拉美的交往;其次,单就“拉美化”指“跨国公司化”或外资控制东道国经济的概念讲,拉美经济不稳定性的根源在于过度借用外债,而非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同时拉美国家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之后,国民经济也并没有停滞不前;第三,即使拉美有所谓“拉美病”的症状,这也不仅仅是拉美地区独有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因此,不宜使用“拉美化”和“拉美病”的提法。(22)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

  2010年中国人均GDP已达4277美元,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个时候,中国官方在思考如何避开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23)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拉美地区各国在向高收入社会迈进过程中,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衰退,波动加剧,危机频发,国民收入水平与发达经济体和东亚等新兴经济体的差距不断拉大,成为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对于产生这种情形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内生缺陷及转型失误所造成的。(24)还有学者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下降是拉美地区没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又是资源配置效率基础薄弱和研发创新能力基础薄弱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因此,从拉美经验得到的启示就是,一定要认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性,一定要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并推动经济体制转型,一定要不断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并将夯实研发创新能力基础作为长期政策取向。(25)

  但是,也有学者质疑“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过于模糊,反对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泛化至拉美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并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不能仅仅依据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性和艰难性,将拉美国家作为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本值得商榷。(26)

  ()对拉美左派崛起和“21世纪社会主义”的看法

  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拉美国家左派领袖纷纷上台执政。依据其执政理念和政策取向的不同,可以把拉美左派政府分成温和左派与激进左派两大类。前者以智利、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为代表,政治上维护和完善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体制,经济上则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进行若干政策调整,这些政府实行的是一种在现行体制内的变革。后者以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为代表,都宣称要转向“21世纪社会主义”。它们的共同点是政治上提出实行“参与制”民主,经济上反对新自由主义模式,追求社会公正,改善社会福利,重视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组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推动建立国际合作的新模式。与前者相比,它们激进得多。但有学者认为,激进左派实行的变革仍然没有超出体制内变革的范畴。(27)

  对拉美左派崛起和“21世纪社会主义”的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拉美左派复兴推动了拉美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左派领导人纷纷上台执政,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得到一定程度恢复和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左派重新崛起并不意味着拉美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因为上台执政的拉美左派和左派政府,总体上是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的激进改革派和温和改革派,其政治信仰、理论渊源和政策与通常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28)有学者进一步指出,“21世纪社会主义”只是拉美左派思想的一部分而已,以它为指导的改革实质上仍然在走一条中间道路。对“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现实意义不宜作过高评价,也不宜将其上升到世界社会主义复兴重要标志的高度。(29)还有学者认为,“21世纪社会主义”是拉美左翼政治力量在全球化历史条件下对新发展模式的一种勇敢探索,是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但在通往“21世纪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左派政府将会面临许多困难、阻力和曲折。(30)

  ()对拉美现代化道路的评价

  中国学者对拉丁美洲现代化道路的研究,新世纪以来出版了两本代表作,一本是苏振兴主编的《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2006),一本是韩琦主编的《世界现代化的历程(拉美卷)(2010)。前者将拉美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从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国际环境与现代化等方面对拉美地区现代化进行了多向度的考察,并归纳了拉美现代化进程的五个显著特点:即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具有“钟摆现象”,经历了“外向-内向-外向”的过程;农业现代化走的是“技术变革”的道路;政治现代化进程具有曲折性,表现为民主与独裁的交替或周期性循环;城市化具有“超前”性;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失调。后者选取拉美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具体考察,以揭示国别和地区现代化的特征,力图展示各国间的差异性,以及在多样性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关于一致性,后者归纳为:(1)拉美现代化启动的动力来自外部的挑战,是外源型的;(2)经济运行方式主要属于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混合经济;(3)政治运行机制既有议会民主制的文人政权,也有威权主义的军人政权,经常是二者交替出现,政治动荡多于政治稳定;(4)社会分化程度比较高,“过度城市化”;(5)主体文化仍是天主教文化。这两本书各有侧重,可谓相得益彰。对这两本著作,《拉丁美洲研究》都给予了介绍。(31)

  对拉美现代化道路的评价,有一种观点认为,拉美现代化是一部失败的历史。但也有不少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有学者认为,拉美现代化进程始于19世纪70年代,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总人口从1900年的7000万增长到2000年的5亿以上,人均收入增长了4倍多,城市化水平达到70%以上,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0岁,成人识字率达到了85%以上,拉美国家的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得到了巨大提高。(32)还有学者注意到,智利在2012年已经率先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为第一个实现了拉美国家超越“不发达”梦想的国家。(33)当然,不可否认拉美现代化进程中还有许多问题,突出者如基尼系数始终居高不下。“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有成有败,有喜有悲”,应该辩证地客观地给予评价。(34)

  从中国学者关于前述十个问题的讨论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一是中国学者研究和关心的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但主要还是与中国的发展和中拉关系(35)的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如南北美洲发展道路、东亚与拉美的比较、新自由主义改革、拉美化、中等收入陷阱、现代化等问题。拉美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先行国家,它们的发展先于中国,中国目前遇到的一些问题,它们或许早就遇到过,因此,中国学者研究拉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取拉美的经验教训,借助这面镜子,避免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走弯路。

  二是中国学者力图客观公正地评价拉美问题。在不少情况下,拉美国家是被当作不成功的典型和“反面教材”来被认知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上述每个问题的认知中都有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中国学界已经认识到拉美国家在解决自身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时,也有许多结合本国实际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有些在实践中收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些经验同样值得总结和学习。总体而言中国学者力图能够实事求是、全面地评价拉美问题。

  三是中国学者力图认识一个真实的拉美。中国学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拉美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如对拉美社会性质的判断问题。因为只有认识到拉美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才能更加贴近一个真实的拉丁美洲。“拉丁美洲既年轻又古老,既富有又贫穷,既有独立性又有依附性,其整个历史既动荡又稳定”。(36)这是一个充满着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地区,随着对拉美了解和研究的更加深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感受正在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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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赛亚意识”与俄罗斯“大国主义”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