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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欧美民粹主义的根源及挑战

胡小文

2018年03月07日 12:00

林红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年03月07日

 从2016年夏天开始,西方国家遭遇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冲击。这种以极右翼势力上升为信号、反建制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运动并非一夜成势,或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英美引领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之初。随着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极右翼政党在欧洲主要国家的强势上升,民粹主义被视为对欧美主流政治的最大威胁,将危及国家治理,甚至改变或重塑欧美的政治生态。

  经济不平等是首要催生因素

  欧洲近年的情况表明,民粹主义常常可以在年长者、男性人口、低教育水平者、多数族裔中找到支持者。在对这些民粹主义社会基础的调查研究中,学界发现,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的支持者,多由来自中等和低收入阶层的人群而构成。他们对当前的经济与政治深感不满,希望自己的利益获得保障,改变经济上被剥削的现状。据此判断,民粹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兴起首先是经济不平等状况加剧的结果。

  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虽然不少发展中国家民众摆脱了贫困,但是就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而言,他们为自己利益讨价还价的地位却在弱化。在后工业时代的欧美,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恶化,经济焦虑、经济不安成为中低收入阶层人群普遍的情绪,越来越多的民众强烈主张解决经济不平等的问题。近年来,美国经济正缓慢地走出衰退,但得到复苏的大多数是服务业和新经济行业,制造业萎缩的趋势仍在持续。普通民众不仅未能真正得到经济复苏的好处,反而更强烈地感受到美国经济体系过分偏袒富人,感受到对中等和低收入阶层人群的不公正。

  由于普通民众是最易在转型或危机中蒙受经济损失的群体,他们除了抗议性投票(不投票或放弃支持主流政党),也常常会寻找另外的渠道表达其不满,如支持一些政治人物刻意迎合民意的经济主张,像充分就业、最低工资保障、扩大福利、限制外国公司、强化公共部门等具体的民粹主义政策主张。对于因经济不平等而焦虑和不满的欧美普通民众,这类政策主张极有吸引力。

  文化价值改变是深层孕育因素

  全球化对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改变并不在物质生活,而在于文化价值。时至今日,单纯经济因素已不能完全解释当前欧美民粹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兴起的原因。

  民粹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支持者并不像现代化开始之初集中于最低收入阶层,而是更多来自小资产阶级和熟练工人。近25年的时间里,那些年长者、低教育水平者、低技能劳动者等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他们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变迁中找不到原初的身份定位,产生了一种“成为自己国家的陌生人”的感受,这是一种深刻的身份焦虑。

  各政党围绕经济议题的政治分化不再显著,相反非经济议题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主导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把环境保护、性别平等、边界开放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视为这个时代代表政治主流的价值。西方社会过去半个世纪的文化变迁表明,公众舆论对后物质主义价值的支持已经超过传统价值。20世纪后期随着新文化议题的兴起、社会运动与政党运动的发展,后物质主义价值得到了组织化的表达和强化。在欧美,同性恋婚姻、堕胎、移民等议题跨越了不同经济地位的各个群体,造成了新的政治对立。正是由于移民潮的冲击,一些社会福利较发达、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的欧洲国家也不能避免民粹主义的流行。

  总的来说,欧美民粹主义支持者普遍持反移民立场、不信任全球化和国家治理、支持权威主义价值和倾向于非左即右的意识形态自我定位,他们对传统价值“眷恋不舍”,对于全球化给传统价值带来的危机深感不安。

  对欧美国家治理的三大挑战

  欧美国家尽管在法治体制建构、社会利益整合、公民文化培育等方面是许多转型国家效仿的样板,但是,国家治理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任务。由于难以避免的各种政治经济危机的出现,欧美遭遇了民粹主义对既有建制的严峻挑战,国家治理面临不确定的压力和扰乱,尤其以下列方面最为突出。

  首先,民粹主义思潮及其运动可能引发西方民主政治合法性危机。民主政治是现代国家主要选择的制度形式,而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体系是民主政治的保障,它具有双重限权的功能,一方面要约束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也规范着公民的权利义务。民粹主义遵循的是大众民主逻辑,在行动上表现为罢工、集会、示威、游行等非常规政治参与,在心理上表现为非理性的集体急躁和“乌托邦狂热”。当民粹式的“简单政治”、“直接民主”被推崇时,当民粹式急于求成的情绪广泛蔓延时,法治危机可能会出现。

  其次,民粹主义盛行会降低公共政策的质量。公共政策质量是衡量国家治理水准的重要指标,而一国政治制度的质量更是至关重要,它决定着以经济政策为主体的公共政策体系的质量。在现代国家中,专业的但受到约束的行政机构、拥有长远目标的立法机构、拥有独立精神的司法机构,是保证较高的公共政策决策与执行质量的制度条件。根据一项关于各国公共政策质量的调查,大部分拉美国家的表现都很糟糕,与拉美政治传统中的民粹主义因素有密切关系,因为拉美国家注重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垂直呼应,但常常忽视政府和立法、司法机构之间的水平制衡。当前,民粹主义浪潮如果持续下去,有可能导致欧美各国的公共治理水平不断下降。民粹主义特有的理想主义无助于建构一个高质量的、理性的公共政策体系,它甚至会削弱政治制度的制衡能力,因为民粹主义会助长更注重垂直呼应民意而忽视水平制衡的政府,鼓励政治家推行短期内迅速满足民众需求但缺乏长远追求的低质公共政策。

再次,民粹主义盛行可能导致西方社会结构断裂。民粹主义背后隐藏着普通大众与精英阶层的对抗,常常与反抗、斗争、暴力、造反等否定性行为联系在一起。它最初由“既得利益精英”与“在野精英”之间的斗争引发,是精英政治的工具,但往往会演变成所谓“99%大众与1%精英”的结构性冲突。齐泽克认为,当一系列大众诉求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降低税收、增加就业或反战等与一些具体事件结合起来时,“好斗”的民粹主义便产生了,因为这种结合产生了一个普遍政治主体——“人民”。自居为“人民”的“大众”认为,精英阶层掌控国家政治经济资源,剥夺了大众的权利。在欧洲,许多民众认为外国移民威胁了他们的利益,欧盟的精英们危害了他们的民族传统与文化。当这种“好斗”的民粹主义盛行时,仇恨会弥漫开来,冲突关系会广泛地出现在大众与精英之间、大众与政府之间以及本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社会集团和阶层激烈对抗,甚至有断裂的危险。在美国,学者们开始担心民粹主义正在带来一个社会对立、政治极化的时代,国家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民粹主义引发的社会冲突与政治动荡。可以想见,当公共秩序的维持十分困难、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脆弱不堪之时,如何谈得上有好的国家治理。

  许多国家的经历表明,民粹主义泛滥将是国家治理的重大考验,因为在民粹主义的纷扰下,国家无法很好解决现代治理必须面对的宪政与民主、国家与社会、大众与精英,以及全球化与民族利益均衡发展等问题。当前我们看到,经济全球化对当今世界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进程中,全球社会与经济经历了奇迹般的繁荣,人们的生活水平也经历了奇迹般的提高。然而,同样在这个进程中,欧美民粹主义却以一种“大众的反叛”姿态与这种繁荣和提高同步出现,这反映了现有的全球治理架构存在的严重不足,反映了欧美在应对社群高度依存、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内外挑战上存在严重的问题,其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林红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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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3月07日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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