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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危机:德国新政府的人选与影响

胡小文

2018年04月13日 12:00

陈弢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04月12日

  2018年3月14日,经过长达171天的拉锯、协商和政治妥协,德国新政府终于正式成立。这个以联盟党(基民盟和基社盟)以及社民党联合组成的大联合政府,也成为德国战后组建耗时最长的一届政府。它所面临的国内国外挑战也是空前复杂的。正如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所说,新政府应该“在德国展示自由民主制度仍然行之有效并能够适应未来世界的发展”。而默克尔总理在其内阁成员选择任命问题上所做的决定,将直接影响到这届政府在未来几年的表现。

  新政府的人员结构与内部争论

  在去年9月进行的大选中,包括基民盟在内的德国主流政党的得票率出现了大幅下跌。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却异军突起,一举进入联邦议院并成为了最大的反对党,声势直逼全国第二大党社民党。这也是联邦德国成立后的最重大的政治危机之一。

  很多德国人认为上一届大联合政府内政外交的诸多失误,是造成德国政治失序的主要原因。据《明镜》周刊网络版发起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在对联邦政府工作的满意度问题上,参与调查的12.34万公众有33.7%表示极其不满,同时有25.8%表示比较不满,仅有2.6%的人对联邦政府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尽管新一届大联合政府组阁成功,德国却有相当多的人把这看作是“默克尔时代终结的开端”,认为默克尔政府随时可能遇到执政危机。

  在传统的德国政治光谱中,基民盟和社民党分别处于中右和中左的位置,而基民盟的姐妹党基社盟则在很多问题上比基民盟更为保守。与默克尔第三任期(2013—2018年)的内阁组成相比,这三个党在内阁中所占的席位没有变化,比例仍然维持在7(基民盟)∶3(基社盟)∶6(社民党)。


 明显的变化体现在内阁各部首脑的任命上。除联邦总理、发展部长和国防部长外,其他职位都由新人出任。主要变化是,社民党将经济部长一职让给了基民盟,而从后者那里得到了财政部长一职。同时,基民盟和基社盟间在内政部长和农业部长上进行了互换。而社民党除了马斯之外,上一任内阁成员几乎全部退出了本届新政府。

  从德国政治制度的传统来看,总理作为政府首脑,在内阁中起领导作用。不过,总理的职权往往受到其在执政党内的地位和联盟格局等因素影响。去年9月的大选和之后的事态发展表明,默克尔无论是在基民盟内部还是整个德国政坛,威望都出现了大幅下滑。为了缓解内外的压力以继续执政,默克尔不得不在内阁人选上进行了妥协和细致的安排。基社盟的穆勒继续担任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部长一职,将使上届政府在2016年提出的德国援非“马歇尔计划”得到继续推进。此外,默克尔任命在基民盟内对其进行了大量批评的年轻政治家施潘为卫生部长,以消除党内对她的批评声。同时,她将被视作其接班人选之一的克吕克纳召入内阁任农业部长,充分体现了她试图维持党内团结的想法。

  不过,来自政府内部的反对声和矛盾使得默克尔的统治显得很脆弱,她任命在内政外交等方面特立独行的基社盟主席泽霍夫为新政府内政部长,这给她在内阁的权威和管理带来了很大挑战。

  长期以来,泽霍夫以在公共舆论中出镜率高并在多个问题上抨击政府的观点著称。他任部长的联邦内政部职能包括负责国内安全、公共管理、宗教、移民与少数民族以及对民众进行政治教育等。因此,该部领导是内阁中最有权势的位置之一。但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泽霍夫多次直言不讳抨击德国政府的有关政策,并以中断同基民盟的传统合作相威胁。新政府成立后,已经成为内阁成员的他,很快就与默克尔产生了矛盾。例如,泽霍夫在上任一天后就公开表示,“伊斯兰教不属于德国,德国带有基督教的烙印”。他指出,“在德国生活的穆斯林必须同我们一起生活,而不能不和我们往来或反对我们”。此言论随即在德国引发了轩然大波,默克尔也很快站出来表示对此观点不认同。不过,泽霍夫却表示自己的观点“丝毫不会改变”,并对默克尔的表态“完全不能理解”。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年中,以泽霍夫为代表的反对声音会极大地影响到默克尔的执政。


  新政府与未来中德关系

  德国外交部长尽管是新官上任,但目前看来,其政策大幅变动调整的可能性不大。新任外交部长马斯在外交领域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因此被德国媒体称为“外交领域的学徒”。不过,此前也有德国外交部长在任职前不具备任何外交工作的经验。马斯的优势在于,他多年的内阁任职经历,使其在政府内部和各个政党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与此同时,曾辅佐前外长加布里尔的罗特(国务部长)和林德勒(国务秘书)等人继续留任,也为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增添了延续性。

  德国新政府如何处理中德关系,也是舆论关注的热点之一。一方面,中国连续两年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德之间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和追求。德国大联合政府的执政协议将中国视作和美俄一样的全球大国。另一方面,中德两国的矛盾也越发凸显。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德国对外贸易的最大逆差来源国。在贸易问题和“一带一路”倡议等问题上,德国与中国有着一定分歧。加布里尔在任时,就已经呼吁西方要调整策略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在最近的中美贸易冲突中,有相当多的具有代表性的德国媒体都呼吁德国应该站在美国一边,共同对付中国的“威胁”。德美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出现的合作,是中国方面需要注意的。

  就外交部长马斯个人来说,他在任司法部长期间曾多次访华参与中德法治国家对话(2015年和2017年),从而与中方建立起了交流关系,这使他对中国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司法部的任职经历,使得马斯非常重视价值观问题。他近年来所公开发表的涉华观点中,有一定的批评声音。

  从中德关系发展的传统来看,德国的联邦制度使得以经贸关系为核心的中德关系往往能在危机中继续向前发展。即使在东西方冷战时期,当联邦德国政府受制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外交考虑而不能或不愿积极发展对华关系时,中国通过与德国联邦州一级行政区域和半官方机构所进行的合作也成功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而目前中德两国在双边和全球层面及各个领域所进行的合作,已经与冷战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德国新政府的人事更迭对中德关系的合作大局很难有根本上的影响。

 

陈弢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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