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 理论研究

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中美关系

胡小文

2018年09月27日 07:38

刘建飞
《美国研究》2018年第20182期

  中共十九大在规划了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蓝图的同时,也提出与之相应的外交战略。中美关系在中国新的外交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美关系面临哪些挑战?又存在哪些机遇?对这些问题做出尽可能理性的辨析,无论是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新时代的顺利推进,乃至世界格局的走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目标与布局以及中美关系的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新时代这个重要概念,明确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内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中国发展的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解决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而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对外意味着中国已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开始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明确了中国新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十九大报告还规划了中国未几十年的发展蓝图,开启了新征程,即到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①无论是小康社会,还是基本实现现代化,亦或现代化强国,都不仅仅是用经济指标来衡量,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此外,在这个进程中,还要伴随着国防和军队建设、推进国家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这四个方面同发展一起又构成一个“大五位一体”。与推进“大五位一体”相伴随,还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述诸方面目标统合起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或者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简言之,中国梦就是中国到21世纪中叶的发展战略目标。

  实现中国梦的根本途径,对内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对外就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十九大报告在明确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为和平发展描绘了一个愿景蓝图。一定意义上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目标模式和努力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路径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进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

  无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抑或是推进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都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不过,中国要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展现中国的作为,贡献中国的力量。新时代中国外交将更加奋发有为。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②在世界局势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西方大国在面对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而普遍表现出要么退缩自保,要么制定不出有效方案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符合世界潮流和人类根本利益的重大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感和世界情怀。

  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指引,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布局更加清晰。③概括起来有六个方面:

  一是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同任何一个大国的关系都保持总体稳定,不大起大落,同所有大国的关系都均衡发展,既不同任何一个大国对抗,也不同任何一个大国结盟。在重视现有大国关系的同时,中国还特别重视同发展中大国的合作。一些发展中大国虽然目前还不具备世界大国的实力和地位,但是它们的发展潜力巨大,它们成为世界大国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同发展中大国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在国际事务中也有更多的共同立场和共同话语。

  二是以亲诚惠容理念指引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将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为此就要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

  三是以正确义利观指导同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国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要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要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把我国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义融利。

  四是在多边外交中着眼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争取话语权。中国要通过多边外交来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国际体系面临转型,全球治理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但是,西方大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上普遍表现出动力不足或能力不够,他们试图继续维系对他们有利但已经尽显弊端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这正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基本取向是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增加代表性和话语权,进而更加公正合理。

  五是大力开展政党交流合作和公共外交。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居核心地位,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民意舆论的引导者,所以,开展政党交流与合作,对促进国与国的关系极为重要。中国共产党同许多国家的各种类型政党都保持着机制性的交往。2017年12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创下一个历史性纪录:共有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党组织领导人报名参会。这样的交流对相关国家了解中国的大政方针、战略走向,从而形成对中国的理性认知,避免误解偏见是非常有益的。

  除了政党外交,中国还重视其他层面的公共外交。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其寓意就是公共外交。

  六是“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是针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但是又不仅限于经济,其实施过程和效果都与外交分不开,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的推进,在某种程度上可算是为中国外交战略布局增添了新内容。“一带一路”虽然立足于中国的发展开放以及为之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但却有利于沿线国家的发展与和平。在全球治理遭遇困难的当下,“一带一路”无疑为推进全球治理提出了一个充满中国智慧的方案。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可以视为“准全球”的地域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无疑将极大地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联合国多次在决议中写入“一带一路”倡议。

  在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中,中美关系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无论是在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目标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根本路径层面,还是中国外交战略布局层面,中美关系都是不可回避的关键环节。

  在目标层面,中国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将当今世界综合实力最强的美国排斥在外。虽然我们不能寄望美国会积极配合中国去实现这个目标,但是仍然要努力使美国不会成为阻力。同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路径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国际体系及国际秩序变革上,也不可能没有美国的参与。如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同美国实现合作共赢,这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个难点。

  在战略布局层面,中美关系是能否顺利实施这个布局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中国的大国关系框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美国是中国周边外交的最大影响因素,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必须伴随着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特别是拉美和中东,被美国认定为他的传统“势力范围”,中国“进入”这些地区,势必将引起同美国的摩擦甚至冲突;中国活跃于国际多边舞台,日益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难免使美国产生中国要取代其成为“世界领导”的疑虑。总之,没有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的诸多方面都不可能顺利实施。

 二 中美关系在新时代面临的主要挑战

  虽然中美关系在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从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出发都需要一个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然而,对比过去,中美关系却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世界格局变化而导致的双边关系转型;二是由世界格局变化和中美关系转型而促成的美国对外战略调整及战略思维变化。

  (一)中美关系转型带来的挑战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综合国力也被公认位居世界第二,美国的综合国力虽然仍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正在快速地缩小,被中国超越只是时间问题。与之相应,中美关系也就由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转变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这一转型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挑战十分明显,导致大国战略竞争因素突显,两国面临跌进“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历史上,跨越这个陷阱的崛起大国并不多,最为成功的是美国,它没有同当时的守成大国英国走向对抗。美国的成功有许多客观条件促成,比如德国崛起而且采取更为进攻性的对外战略,从而迫使英国将主要注意力用来对付德国。但是对中国来说,目前并不存在类似德国崛起这样的因素。

  中美关系转型所带来的挑战在奥巴马时期就已经显现出来,“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应对中国崛起给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带来的影响。随着进入新时代,中国不仅要一如既往地推进和平崛起进程,而且还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更加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美国战略界特别是自由派战略思想家寄望中国会随着改革开放而不断地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演变的前景将越来越暗淡。不仅如此,中国的成功还“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④这些无疑将促使美国战略界进一步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

 (二)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调整带来的挑战

  当中国宣布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时,美国也宣布进入了一个“新时代”。2017年12月18日,白宫发布了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同一天,白宫网站发表了以“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为题的报道。⑤同冷战结束以来几届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相比较,这份“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对华关系上变得消极许多。

  首先是基于全球战略目标的对华关系定位。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框架是以维护全球霸权或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为总目标,以维护安全、扩展经济、推进民主及人权为主要途径。这个战略可称为霸权战略。小布什时期的反恐战略虽然以打击恐怖主义以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首要任务,但却试图将反恐战略与霸权战略有机结合起来,而且总目标依然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在反恐优先的同时也顾及传统安全、推进民主和扩展经济。与霸权战略相适应的战略思维是: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同时提升美国的实力,从而确保美国的战略优势能维持更长的时间;在此前提下,尽可能地牵制战略竞争对手的崛起。小布什政府的反恐优先战略更是需要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合作。

  特朗普上台后,虽然没有完全放弃霸权战略的基本框架,但是却有明显变化。在战略目标制定上,不再以维护霸权为总目标。虽然“使美国再次伟大”这个诉求依然有使美国重拾霸权的意味,但毕竟特朗普政府认为现在的美国不是“伟大国家”,因此也就不具备作为世界霸权的资格;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既然目标不再是维护霸权,而是壮大自己,那么一切就以如何有利于壮大自己为转移。虽然在霸权战略框架下,美国也是从壮大自己的动机出发,但特朗普政府以前的美国几届政府却从世界领导者的角度考虑问题,美国可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也会较多地顾及美国的国际形象以及世界局势的总体稳定。特朗普政府则大不相同。它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表示让盟友承担更多的军事负担,显示出它已经把美国作为一个普通大国来处理对外关系。与此同时,从狭隘的美国一国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基于维护美国霸权体系的泛国家利益出发,特朗普政府强调寻找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突破了前几届政府的一贯做法,将中国认定为同俄罗斯一样的“修正主义大国”,构成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甚至是“敌手”(Rivals)。⑥在霸权战略框架下,美国虽然也有寻求战略竞争对手的意识,但也注重大国在现行国际体系内的建设性作用,强调同他们的合作。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战略调整无疑为中美关系增添了负能量。

  其次是实施战略的手段。特朗普的安全与外交团队中鹰派占据优势,他们更喜欢现实主义。在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结论部分,明确指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以现实主义为指导的。⑦而此前,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不强调是以什么主义为指导,实际上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有机结合,甚至如美国学者沃尔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言,“美国外交政策取决于一系列相互区别、相互竞争的声音和价值观之间的平衡,它是一部交响乐,或者试图成为交响乐,而不是一支独奏曲”。⑧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实力,一方面用实力来审视对手,实力强者即为对手。中国的实力肯定会越来越强,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将中国认定为战略竞争对手是顺理成章的;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理论强调依靠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来解决问题。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第三章标题就是“通过力量维护和平”,而在报告所列举的力量中,军事力量居首位。注重军事实力或力量的使用,将会给中美两军关系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最后是冷战思维的影响。虽然特朗普本人与其几位前任相比,较少强调意识形态,但是并不等于特朗普政府无视意识形态。2017年11月,特朗普总统的原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日本发表的关于中国事务的演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这一点。这篇演讲的中心思想是:中共十九大制定了清晰的国家发展蓝图,这将对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日本等西方国家应当同美国密切合作,防范中国的威胁。这是典型的“中国威胁论”的新版本。班农的基本逻辑链是:自中美建交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美国的中国政策发挥了主要影响作用的自由派一直固守一个信念,即随着让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将逐渐演变成西方模式的自由民主国家。但是事实证明,中国根本就没有这样做,中国只是通过对外开放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国力迅速增强,取得了中国式的成功;中国的这种发展路径实际上是以“掏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业并向它们输出通货膨胀为代价的,这正是近年美国民粹主义兴起以及英国脱欧等事件的深层原因;十九大绘制的蓝图,就是让中国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加速前进,到2050年成为“世界霸主”;如果这种状况不加以遏止,西方将再次陷入20世纪上半叶的困境,即大萧条和战争;针对“中国威胁”,美国妥协派开出的药方是通过向中国让步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班农作为鹰派则主张要丢掉幻想;特朗普政府已经按照他的主张开展了行动;美国与日本面临共同的威胁,必须成为合作伙伴。⑨可以说,班农的这套说辞充满了冷战思维,又极具蛊惑性。虽然班农发表演讲时已经不再是总统首席战略顾问,并不代表美国政府,也不代表特朗普总统,但是班农却代表了美国的一股势力,即新保守主义。受新保守主义影响的人高度重视意识形态,主张对中国实行像当年应对苏联那样的遏制政策。此外,特朗普当初选择班农作首席战略顾问,表明特朗普一定程度上认同班农的思想。特朗普在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去世时发表的演讲中充满对古巴政治制度的攻击,反映出他在对古巴政策上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维护美国的价值观”也是重要内容。⑩冷战思维使中美关系面临着陷入“冷战陷阱”的风险。

  三 中美关系在新时代面临的机遇

  中美关系面临的新机遇既来自世界格局本身的变化,也来自中美两国为应对世界格局而做出的战略调整以及一些非战略性因素。

  (一)世界格局变化带来的机遇

  多极化已经不可逆转,“一超多强”中的“一超”正逐渐变成与“多强”平起平坐的角色,至多是“多强”之首。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已经展现出这一特点。在趋向于多极的世界中,各大国都谋求于己有利的战略环境,以便更好地进行自身发展。基于此,在处理同其他大国的关系时,各国都极力在竞争与合作之间维持平衡,不使自己同任何一个大国截然对抗。中美关系虽然已经转型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但是两国都不想陷入会使双方两败俱伤的各种“陷阱”。

  (二)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调整带来的机遇

  首先是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使得其战略对手呈现出多元的态势。“美国第一”或“美国优先”是着眼于美国自身的发展与安全,因而在寻找战略对手时就要视对方对美国发展与安全的威胁而定,这与霸权战略下寻找对手的思路有所不同。基于维护霸权这个目标,实力强者和意识形态不同者容易被认定为战略对手,中国首当其冲。而基于“使美国再次强大”这个目标,美国选定了三类“敌手”,而由中国与俄罗斯构成的“修正主义大国”只是其中之一。“敌手”多元,使得美国很难集中力量同中国对抗。这与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大不相同。“遏制政策”是调动美国的全部战略资源来对付苏联。

  其次是将中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大国绑到一起,给中国提供了运筹大国关系的空间。中美俄三角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战略三角关系,而美国却将中俄同时推到对立面,绝不是聪明之举。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就指出:“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11)中国虽然不会与俄罗斯结盟,但却希望巩固同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在中美俄战略三角中占据有利位置。特朗普政府此举将使美俄关系更难改善,进而使俄罗斯更加重视同中国的协调合作。只要中俄合作,美国就很难发动针对中国的冷战。

  第三是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义倾向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机遇。虽然还不好断言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就是孤立主义的,因为任何国家都是本国利益优先,但是同其前任相比,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战略明显具有孤立主义倾向。这为中国外交环境带来两方面好处:一是中国可以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地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美国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国内事务上,势必导致许多国际事务“没人想管”或“没人能管”,从而使“世界变得混乱无序”的风险大增。(12)这时,如果中国去发挥作用,阻力自然会小得多。而在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时,中国要发挥作用,很难排除美国的干扰;二是美国的盟友会更加重视同中国的关系。特朗普让盟友承担更多责任的言行,让盟友们开始担心美国这个盟主的实力是否还可以信赖和依靠。从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考虑,加强同中国这个崛起大国的关系是理性的选择。中国外交的全面推进,使中国具备了更多同美国进行战略博弈的资本。

  最后是经济因素的作用。特朗普要使美国再次强大,就必须振兴美国经济,为此就不可能排斥同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活跃经济体之一的合作。虽然特朗普政府一再炒作中美经贸利益矛盾,但是比较起来,中美在经贸上的共同利益更为重要。过去,美国同欧盟、日本也经常打贸易战,但是并不排斥双方的合作。实际上,美欧、美日长期互为重要市场和投资地。中美经贸关系也是如此,共同利益远大于矛盾利益。两个经济大国之间存在利益矛盾是正常的,关键是怎样处理,开展贸易战肯定导致两败俱伤,是负和博弈。

 (三)非战略性因素带来的机遇

  特朗普政府的实用主义哲学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机遇。特朗普本人的商人背景使他具有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这虽然会对中美关系带来一定挑战,但是带来的机遇会更大一些。实用主义重视解决具体问题和利益交换,而不是从既定的原则出发,这为双方进行协调、谈判提供了空间。在当今时代,国家之间在安全、经济、政治、全球治理等层面的利益是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度越来越高。许多矛盾、冲突,主要不是来源于国家利益本身,而是双方战略界、决策层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从具体问题着手,比较容易认清双方利益的契合点和差异,进而容易达成共识并进行利益交换。

  特朗普的个人行事风格给中美关系带来的也是机遇大于挑战。特朗普执政一年多来,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很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方比较好地把握了特朗普的偏好。美国外交的最终决策大权在总统手中。小布什政府安全与外交团队中也是鹰派占优势,特别是新保守派十分活跃。但是在对华政策上,小布什总统并没有受新保守派左右,而是自己把握大方向。时任驻华大使雷德是小布什就读耶鲁大学期间同一宿舍内的同学。笔者与雷德有过几次面对面交流。每当笔者提到对美国内阁里鹰派的对华强硬政策时,雷德总是乐观地表示,不必担心,在对华政策上总统听他的意见,而不是听那些鹰派的。特朗普本人虽然在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作为和中美贸易问题等方面对中国有微词,但是从他向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共十九大胜利举行、在白宫祝贺农历新年等举动来看,他很愿意加深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交流,这与美国鹰派大不相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从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出发,需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然而,在美国进入“新时代”时,对华战略中的消极因素却明显增强。如果结合中美关系已经转型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可以洞见,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更加复杂。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存在不少机遇。中美关系还远未到美苏冷战的程度,尽管存在走向这一步的风险。对中国来说,从国家根本利益着眼,应当守住底线,即尽最大努力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在此基础上抓住一切机会开展同美方的合作,实现合作共赢,夯实双边关系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要一如既往地推进实施既定的外交战略布局,以便为中美战略博弈构筑更为宽广的有利空间,同时也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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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9月27日 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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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忧并存的中东欧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