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色彩命名中的文化密码
胡小文
2025年12月15日 02:51
李军
光明日报颜色是人类探索世界、相互交流的共通语言，不同色彩的命名蕴含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脉络。我们常常被富有东方诗意的“暮山紫”“天水碧”“桃花心木色”等国潮色吸引，也对西方由地名或人名命名的“提香红”“普鲁士蓝”“那不勒斯黄”等色彩感到好奇。中西方的颜色命名各具特色，它们不仅仅是色彩的表达，更是时代、文化、社会和思想的投射。探究其中的差异，既能彰显各自独特的美学追求，也能透视出不同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
中国文化讲究与自然和谐相处，崇尚“天人合一”。“竹叶青”“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描绘里蕴含着中国人对自然的尊重与向往。在这里，颜色不仅是视觉的感知，它们与四季更迭、天文现象、自然时序以及人的情感体验紧密相连。“春青”寓意生机勃勃，“秋水”则带有一丝宁静与深远，中式色彩之名透露出艺术情怀。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把“五行”与“五色”关联起来，例如“金”对应“白色”，象征纯净与收敛，“木”对应“青色”，代表生机与生长。同时，也把时空概念纳入进来，青色对应东方和春天，赤色对应南方和夏天等。视觉上的色彩和感受蕴含着智慧，构建了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这些文化基因源远流长，影响至今。
更为有趣的是，中国各朝各代都有其独特的“流行色”。汉代崇尚大气恢宏的“玄”和“赤”；唐代偏爱华贵明艳的“绯红”和“绛紫”；宋晚期婉约素雅的“天青色”登峰造极。古代艺术家与诗人透过色彩之名，不仅表达了对自然时节的敏锐感知，也传递出广阔的宇宙观以及对“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中国的色彩命名并不急于锚定具体事物，而是注重抽象的哲理意境。例如，“丹青”一词既指代红色，又具有艺术与情感的双重内涵。这种命名方式强调意象与气韵，而非单纯的物理呈现。相比之下，西方的色彩命名则更偏向实用与具象。很多西方颜料的名称直接与矿物元素、地理位置相关。“普鲁士蓝”便得名于德国普鲁士地区的特定矿物，“群青”“靛蓝”等色彩也因其珍稀矿物资源而闻名。这些色彩之名往往与物质世界的具体存在紧密相连，并带有对资源或技术的依赖性。
西方一些色彩的命名还残留着殖民掠夺的印记。例如“印度红”反映了18世纪英国对印度资源的控制，印度棉布通过绘染、蜡染等传统工艺呈现出深红、红紫、暗红等色调，这些颜色色彩浓郁、色牢持久，成为印度棉布在欧洲市场的核心辨识度之一。与之相似，“哥伦比亚蓝”也与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活动相关。
殖民扩张还伴随着技术垄断与文化挪用。“安哥拉红”的原料主要来源于美洲的胭脂虫，西班牙殖民者发现了胭脂虫作为红色染料的巨大潜力，便大规模运往欧洲垄断了胭脂虫的贸易。由于其鲜艳的颜色和优异的耐光性，“安哥拉红”迅速取代了欧洲原有的植物性红色染料，成为纺织品、绘画、食品等领域的重要着色剂。它直接体现了欧洲殖民者对美洲自然资源的系统性榨取。“土耳其红”的故事则展示了技术竞争的复杂性。源自茜草或胭脂虫的“土耳其红”染色工艺曾被奥斯曼工匠严密保护，成为其纺织业的核心竞争力。然而，18世纪后，欧洲通过工业革命和技术间谍活动破解了这一秘方，并实现机械化生产，导致奥斯曼的技术优势瓦解。欧洲将“土耳其红”重新包装定义为“东方风情”商品，返销全球。这两则颜色的故事反映出殖民时代的技术霸权和文化重构。
培根在《新工具》中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强调通过科学实验和观察来认识自然，进而掌握控制自然的力量。他主张将自然视为一个可以被揭示和操纵的对象，通过科学研究“拷问”自然，获取其秘密，并用于改善人类生活。这种观念与东方哲学强调的顺应自然形成了鲜明对比。朱熹的“格物致知”阐明了东方哲学重整体、重体验、重德性、重内省以及天人合一的特点，倾向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通过对事物的观察来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两位思想家都注重方法论的构建，但认知路径却截然不同。
如果用颜色的命名逻辑来拆解其背后的理念差异会更容易理解。古代中国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类似于朱熹的“理”的道德映射。红色系的命名与社会伦理和情感关联，具有“喜庆”“吉祥”“正统”的价值预设，延伸出“朱门”“红颜”，进而用颜色来指代这些抽象意义，比如过年贴红联、婚礼穿红衣，将红色视为一种“道德、情感的视觉符号”，核心是“以义释色”。西方强调实证观察，红色命名始于物理属性与自然现象——先观察血液、火焰的客观颜色，参照光谱中的特定波长，再用“red”来统称这类视觉特征，不带有固定的伦理标签，其核心是“以物释色”，即由具体现象归纳出颜色的定义。在蓝色系的命名上，中西方自然哲学隐喻与物理分类导向的不同轨迹更为突出。中国古人从“青天”“碧海”等自然景观出发，衍生出“青出于蓝”（进取）、“蓝田生玉”（珍贵）等含义，颜色成了人与自然相通的媒介。再比如“蓝本”指原本，本质上是借自然之色的特质映射抽象的秩序感，核心是“以景喻色”。西方蓝色的命名则偏向科学分类与实用功能，先通过实验界定蓝色的光谱范围，再应用于具体领域，前文提到的“群青”“靛蓝”等，每种蓝色都有明确的成分和用途定义，核心是“以用释色”。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智慧和力量。步入新时代，广大美学工作者在传承与创新中推出了许多新的色彩理念。他们从历史、文学、艺术和民俗等领域汲取灵感，对传统色彩进行现代化的解读和创新应用。比如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敦煌色系”在家居、服饰中得到广泛应用，该色系不仅复原敦煌壁画的色彩，更体现出其背后的文化象征意义；“二十四节气色”则体现出每个节气的核心意象与自然环境，表达出季节感和文化内涵。值得关注的是，“元宇宙蓝”和“生态绿”等更具时代感的色彩名也应运而生。
中国消费者也积极接受新事物，欣然接纳了“莫兰迪色”这一源于意大利画家乔治·莫兰迪的柔和、低饱和度色调，它被广泛应用于服装、配饰和化妆品中，因其温柔、优雅的特质备受青睐。这些新颜色的命名和应用趋势，表现了中国人对国际文化元素的吸收和转化，成为中外文化互鉴和交流的生动实践。
透过色彩名字的考察，可以窥见中西方审美背后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中，我们有机会理解和尊重这些文化差异，欣赏不同的文化之美，还可以找到共同的价值观和合作基础，实现美美与共。
李军 中国日报网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