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党规与国法的协同治理
胡小文
2026年06月30日 03:28
高晓璐 常宇龙
中国环境报法者，治之端也；政者，民之向也。党规与国法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并存共治、功能互补，共同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治理的独特优势。
2026年颁布的生态环境法典，正是这一优势的法典化凝结，法典将“生态环境保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融入法治实践，将督察、考核等制度配套入法，为党规与国法的协同提供了坚实的制度载体。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协同方向
方向明，则步履坚。党规与国法的协同，首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写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重大理念经由具体规则转化为国家意志；一系列党内法规则聚焦党政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从政治要求落实为刚性约束，形成了党规引领、国法保障的治理格局。
夯实协同根基，必须明晰两类规范的功能定位。党规以能动性见长，承担价值引领、先行先试之责；国法以稳定性见长，提供底线保障、长效约束之力，二者各守其位、不可偏废。必须坚持“党规在国法框架内运行”的准则，即党规可设定高于法律的履职标准，但不得创设与法律相悖的责任类型，亦不得变更法律既定的权力配置格局。
搭建衔接联动机制，畅通转化通道
通则治，壅则乱。党规与国法的协同治理，关键在于打通制度壁垒，在立法立规阶段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建议建立“生态环境规法衔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在重大体制调整、核心权责划分等全局性问题上提供权威指导，将合法性审查嵌入立规立项、草案起草、审议通过各环节，变事后补救为事前预防。
规范转化与审查联动并重。对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经实践检验的成熟制度，应及时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法律规范，实现从政策驱动向法治驱动的平稳过渡；完善法律对改革成果的回应性调适机制，适时修订相关条款，使制度创新及时获得合法性确认。在备案审查中，党组织发现法律与党规冲突时通过联动机制向立法部门提出建议，国家机关发现党规与法律不一致时同样向党组织提出处理建议，从而既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又提升党规制定质量。
聚焦关键领域改革，提升协同效能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党规与国法的协同，最终要落到破解治理难题、增进治理效能上。针对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垂改后县级分局“看得见、管不着”的困境，生态环境法典第五十三条明确赋予县级分局独立执法权，打通了执法权限的堵点；其他由党规引领的改革事项，相关法律的立改废释也应及时跟进，确保改革于法有据。在司法适用上，应对党内法规作为裁判理由的情形作出明确制度回应，规定其依据、限制条件和审查程序，避免因标准不一导致同案不同判。
追责问责领域，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是党规与国法协同的重要场域，可通过体系解释厘清两类规范的规制范围，统一关键概念界定标准，避免追责主体扩大化；推动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评价标准的有机统一，形成“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鲜明导向。
健全长效保障机制，凝聚规范合力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党规与国法的协同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健全常态化保障机制。强化合法性审核，将党内法规草案审核中的“可以提出修改意见”优化为“应当提出修改意见”，吸纳法律顾问深度参与起草与审核，缓解专业人员不足的压力。
完善立规后评估制度，引入独立第三方评估，构建以科学评估为基础、以持续改进为导向的制度学习闭环，实现评估、反馈、修正的良性循环。狠抓队伍能力建设，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内法规规范与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作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必修课，在党校和干部学院增设专题模块，有计划地安排干部跨部门交流任职或挂职锻炼，在实战中锤炼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复杂问题的过硬本领。
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党规与国法的协同治理，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也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制度拼图。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全面实施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党规与国法的关系必将在更深刻的制度磨合与更复杂的治理场景中经受检验、走向成熟。真正意义上的规范合力，从来不是某一方的单向扩张或退让，而是在两套规范体系各自恪守功能本位的前提下，通过持续的制度对话与机制创新凝聚而成。唯有如此，方能把“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政治承诺，变为可操作、可检验、可问责的法治安排，这既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回应，也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高晓璐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常宇龙 上海市建纬（北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