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国家期待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
袁文坤
2026年07月20日 09:03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7月17—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以下简称“大会”）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引发国外学术界关注。
技术进化与制度适应之间的落差，已成数智时代最紧迫的治理命题。如何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是大会的核心关切。而对身处数智鸿沟另一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场变革究竟会弥合还是加深既有不平等，以及如何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拥有数字主权与发展权的参与者，牵动人心。
围绕上述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巴西马拉尼昂联邦大学教授卡修斯·吉马雷斯·柴（Cassius Guimaraes Chai）和埃及贝尼苏韦夫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纳迪亚·希勒米（Nadia Helmy）。两位学者从全球南方国家的现实处境出发，剖析了中国方案的独特实践价值。这种兼顾效率与公平、安全与开放的多边主义路径，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一种兼具包容性与可操作性的制度样本。
当机器有了“智能”
人类如何守住“共同”
从蒸汽机到电力再到互联网，人类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都经历了数十年的渗透与普及；而人工智能的迭代，正以“月”为单位刷新认知。当技术进化的步调快于制度变迁的惯性时，国际社会应如何及时回应？这场变革能否确保智能红利惠及各国，而非成为新的分裂之源？
柴对记者表示，人类仍身处人类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密集矿物开采，以及环境危害在生产和分配层面的深刻不平等，是这一时代的突出特征。人工智能虽能加速科学发现、改进气候建模、支持医疗诊断、促进多语言教育、加强灾害预防，但这门技术并非凭空运转，其背后是物质基础设施、能源、矿产、数据中心和全球供应链的支撑。
柴将本届大会主题“智能伙伴 共创未来”解读为一项具有法律意义和国际约束力的承诺。“智能伙伴”不应被理解为人与机器在道德层面的对等——人工智能可辅助社会运行，却无法脱离人类制度。伙伴关系的实质，是在人类主导框架下增强能力，需划定清晰的授权边界、配置有效监督机制，并确保责任不被转嫁给算法。“共创未来”则指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谁是创造的主体？除政府与科技公司外，劳动者、大学、科学界、地方政府、民间社会乃至缺乏前沿计算基础设施的国家，都应以恰当方式参与优先事项与保障措施的界定。
“智能必须与责任相连，伙伴关系不能掩盖支配，创造必须包括那些将与后果共存的人。”柴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目标，不应是建立一个统摄一切系统的单一权威，而应是一个协调的多中心架构——使普遍原则、国家主权、区域合作、科学专业知识与受影响者的权利相互嵌套强化。在他看来，中国所秉持的多边主义立场、对联合国主渠道作用的支持，恰恰与此方向契合。而多边主义能否真正赢得信任，最终取决于它是否能将共同语言转化为可验证的能力和可见的责任等。
不久前，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在日内瓦举行，各方围绕机遇、鸿沟、安全与人权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希勒米认为，两场活动在时间上的紧密衔接并非巧合。中国对这场全球对话的深度参与，正是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体现。而中国人工智能模型近期在成本效益与运行效率上取得的显著突破，也为中国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奠定了更为坚实的技术基础。
除了国际机制建设，柴还提到了学术交流在增进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互信中的独特价值。大型科技公司不应垄断技术风险的诠释权。高校有能力检验官方说法、比较不同法律框架、评估代表性不足语言中的模型表现、记录人工智能对环境和劳动的影响，并在外交关系紧张时维持沟通渠道。可重复的研究、清晰的数据来源、共享的评测基准、联合安全测试、研究人员的跨境流动、多语种学术出版、透明化的资助机制，是增进互信的制度基础。共识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建立程序，让不同观点得以表达，确保任何国家或科学群体都不会因异议而被排除在合作之外。
开放共享 安全可控
从产业链重组到劳动力市场变迁，从知识生产变革到公共服务数字化，人工智能正重塑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如何在这场深刻变革中不掉队、不失语，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
希勒米注意到，两份关键文件在过去两年间相继面世，为回应这一课题提供了系统的讨论框架。2023年中国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应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等原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引发广泛共鸣。2025年中国又推出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进一步将原则细化为向善为民、尊重主权、发展导向、安全可控、公平普惠、开放合作六大方向，并给出了更具操作性的协作方案。
希勒米对此评价：“人工智能治理不应由少数国家或技术寡头主导规则制定，而应当为所有国家保留平等的参与空间和话语权。这正是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愿意积极参与的原因——它们看到了不同于传统技术治理模式的可能性。”
理念上的突破正在与技术层面的开放形成呼应。中国开源生态的快速崛起，正在将“普惠”“包容”的治理愿景转化为可触可及的技术选项。希勒米观察到，与少数科技巨头主导的封闭体系相比，中国的开源模型在成本、性能和适配灵活性上展现出差异化优势。这让发展中国家首次拥有了根据自身语言、文化和优先发展领域来定制人工智能工具的现实可能，有机会从技术的被动接受者成长为主动参与者和创造者。
技术能力的扩散不止于软件层面。乌干达发展观察中心政策与发展负责人恩南达·基齐托（Nnanda Kizito）近日在其智库官网发文指出，中国已将具身智能列为“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规划的核心方向之一，并借助电动汽车产业积累的完整供应链优势，在仿生机械手等关键技术环节取得了规模化突破。这既有助于缓解老龄化与劳动力短缺等现实难题，也为后发国家在前沿赛道上迎头赶上提供了可能。
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平衡，始终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希勒米认为，治理框架的设计既需要为创新留出空间，也需要为可能的社会冲击预设缓冲机制，确保技术进步服务于各国人民的发展需求，而非制造新的不平等。
柴认为“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这一点触及了数智鸿沟的本质。数智鸿沟远不止于能否接入互联网，它涉及算力、电力、半导体、数据、科研经费、工程人才、本地语言模型、网络安全以及系统审计能力等多个层面。一个国家如果缺乏这些能力，即便接入了他国的人工智能服务，在知识经济中仍将处于结构性依附地位。
柴说：“出口管制和技术限制在严格界定的情形下有其正当性，尤其当存在可信证据表明网络风险或严重权利侵犯时。问题在于，当国家安全被转化为一个边界模糊的范畴，用以保护技术优势、限制科学交流，甚至让与初始争端无关的第三国承担代价时，这种逻辑便值得警惕。人工智能领域的伦理与安全原则，应适用于所有国家。”
合作不止于技术 更为共同发展
大会开幕前夕，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在上海签约成立，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从联合国框架下的政策倡议到如今这一政府间组织的落地，希勒米从中看到一条清晰的演进脉络：中国正将“弥合数字鸿沟”的承诺从政策文件转化为可供各国平等参与的机制化平台。这一国际公共产品不附加特定条件，也不以商业利润为先导，而是以多边协商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制度性的平等席位。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一个重要的机制节点，但对柴而言，更具讨论价值的是治理理念的深层变化。他观察到，中国正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重心，从安全规则的设定逐步引向技术自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他看来，检验一项国际合作是否真正有意义，取决于参与国能否获得更强的科学自主能力、法律保障和主权选择空间。而中国在实践中的做法，不是要求全球南方国家在几种模式之间选边站队，而是支持它们培育自身所需的制度能力和产业基础。
事实上，联合国层面已经积累了切实的制度成果。2024年7月，第78届联合国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由中国主提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将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确立为全球关切事项而非可选的技术援助。此后，《全球数字契约》提供了政治基础，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也已将各国和利益攸关方纳入普遍性论坛，围绕能力差距、开源模型、人权、问责、互操作性和算力获取等议题展开讨论。
国际合作的紧迫性还源于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本身的跨国特性。柴指出：“一个模型可能在某一司法管辖区设计，使用来自多国的数据训练，通过位于他处的云基础设施处理，由另一家公司集成到产品中，最终由对底层系统了解有限的公共机构部署。没有哪个国家监管者能单独有效治理这一链条。”
本次大会上，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多部门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及伦理等多个维度提出系统性举措。希勒米认为这份计划恰逢其时，既有助于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参照的实践路径。她特别注意到文件中的“开源生态共享行动”——共建国际开源社区、推动通用模型与算法共享、协同制定开源安全准则，这为各国平等获取技术资源、自主塑造人工智能应用形态提供了现实路径。“当各国能够基于开源模型开展符合本国语言和文化的本土化创新时，便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自主权。”
柴注意到，本次大会推出的一系列举措——未来五年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培训计划、面向多个区域组织设立的合作中心，以及推动“妈祖”气象智能预警方案的海外落地，均为可衡量、可追踪的具体承诺。“中国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加强能力建设的切实行动的价值不仅在于规模，更在于透明度和可监测性。其实际成效将取决于资金保障、合作国参与深度、合作的连续性、准入条件的公平性、本地自主权的落实，以及成果能否经受独立评估。”
在他看来，大会同期发布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对数据治理、前沿模型安全、自主代理边界、技术标准、就业转型、环境影响及人类监督等方面的探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参照的经验，也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细化贡献了制度样本。这些努力着眼于通过能力建设合作弥合智能鸿沟，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机遇，促使技术回归服务于人的本位，赋予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数智时代保有实质性的数字主权与发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