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亲近古典学了
此书作者乔治·弗朗西斯·希尔(G.F.Hill)爵士,不但获古典学“头等学位”,26岁便加入当时古希腊钱币研究的中心——大英博物馆钱币与纪念章部(1893年),后更成为《希腊研究杂志》编辑、大英博物馆馆长及“首席”图书馆员。手头这部厚实的著作,仅参考文献就列了14页,索引长达24页,虽出版于1903年,但按某种历史分期的习惯仍可称之为“19世纪风格大部头”,透着“漫长的19世纪”之余晖。
世界史上有若干时期,天下初定,四海升平,学者可自由度过闲暇时光,安心创作鸿篇巨制(或也可指为“好大喜功”)。希腊化时代初的公元前3世纪,有13卷《几何原本》、8卷《圆锥曲线论》。罗马帝国建成阶段的干戈扰攘过后,公元之交有“西西里人”狄俄多若(Diódōros)的40卷《历史文库》、斯特剌波(Strábōn,另译斯特剌邦、斯特拉波等)的17卷《地理志》、吃饭洗澡犹口述不止的首位“百科全书学者”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Secundus)的37卷《自然史》(另译《博物志》)。古典世界已危机四伏的2世纪中叶仍有托勒密著《至大论》《占星四书》《地理学》《光学》等,遂成“古代科学”之绝响。
最近一个这样的时代,就是从维也纳会议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815—1914)间的将近百年——当然,仅对欧洲人而言。而天才扎堆的仍是这百年和平的前半段,一战硝烟散去后的20世纪20年代前后又是个“大发宏愿的年代”,有汤因比(A.Toynbee)开始写12卷鸿篇巨著《历史研究》,杜兰特(W.Durant)发愿要写11卷《世界文明史》。40年代萨顿发愿要写“1900年之前的全部科学史”,50年代李约瑟开始策划《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皆未能见证其完成。
一方面,紧随着萨顿本人开创的科学史学科建制化而来的,是专长领域的进一步细分。于是乎能续写萨顿那种集大成之作的人选变得日益稀缺,像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技术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科学技术通史》这类巨著,都由主编汇集了众多各有专长的撰稿人,分专题撰写。这样做,诚然能更好地反映各个专题里学术界的主流见解与新进展,不失为编纂通史的变通之法,却再难反映出作者前后一贯的史观与个性。另一方面,承平既久,浮躁、浅薄而琐碎的关注终究会占主流,直到人们对和平、繁荣本身都开始感到不耐烦——本书第283页的铜币上显示“五贤帝”之后第一个“昏君”康茂德(Commodus),正幻想罗马是自己建立的殖民地。
如今人们宁愿抓住每一段碎片化了的时间,在地铁上、等车时多刷几页微博、多看一段视频,也不愿冒自己的关注点outoffash⁃ion的风险,长年累月地投入整段整段时间先变得博学起来、再去撰写出版前景堪忧的19世纪风格大部头。作者和读者的闲暇都严重“余额不足”了。
即使那些在黄金时代孕育的巨著,品质也有高下之分。狄俄多若的《历史文库》作为史料价值不菲,但“文笔拙劣,也没有什么高明的史识可言”(江晓原《历史上的星占学》);斯特剌波与老普林尼则不具备“完整地综述”希腊地理学或天文学所需的数学基础。不过这本《古典学图谱》(Illustrations of School Classics)自然另当别论。
一生学问几函书
吾师江晓原曾引“师祖”席泽宗院士的话说,某院士亲言:“自己一生学问,就从几册书中来。”吾师初闻此语颇觉夸张,因这与他一向服膺的“博览群书”之旨明显不合。师祖曰:“这样的书,当然是指那种能够为一门学问打下扎实基础的传世之作,非等闲之书可比。”吾师率尔叩问道:“我们天文学史领域中,有何书可以当此?”师祖略沉吟一下,曰:“诺格堡(Neugebauer)之《古代西方数理天文学史》(A History of Ancient Mathematical Astronomy),差可当之。”
当下读者若要为自己在古典学领域打下一个初步的扎实基础,本书也“差可当之”——但同时有些附加条件。
此书主要是用作20世纪初的高中古典学课程的补充读物。但是切不可将彼时的“高中”与今日的高中等量齐观。20世纪初,能上高中的只占适龄人口的极少数;时至今日,作为大学预科、本身几无实用价值的高中教育,也只是和职业教育并列的选择之一。读者应还记得,少年时代的爱因斯坦拉丁语学得还好,古希腊语则不太行,这是讹传他“小时候成绩差”的故事之源头。
20世纪初,想上大学的青少年,程度固然有高低,但没有全然不懂古典语言的。所以,这本书里描述某个文物或某张地图时,常常说到一半突然转引某个古希腊、古罗马诗人(含剧作家)或散文家的话。这固然体现了作者的博学,维吉尔、荷马、奥维德、赫西俄德、贺拉斯、西塞罗、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只要相关,信手拈来。但不通古典语言的读者却可能看得一头雾水,信心大受打击。毕竟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古典教育废弛已久——或者更确切地说,中高等教育的民主化(普及)必然伴随教育内容的实用化与平庸化。要让期待自己孩子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在一代人时间内实现阶层流动的家长相信,有必要从中学就花很大精力学古典语言、以便本科能更好地接受人文学科的洗礼、到硕士阶段再考虑工程师、律师……的专业课程学习不迟,会是对遥远未来的职业前景而言更合理的投资方案——对多数这样的家长来说,这圈子也未免绕得太大了。
其实,哪怕跳过那些古希腊、古罗马诗文,读者也能从阅读中受益不少。本书展示文物约500件,目的在于“能使年轻人对古代生活的现实有深刻印象”,大部分描写用的还是易解的英语;地图、示意图和照片不下40张,堪称“左图右史”。但话说回来,倘若能先学一点基本的古典语言,阅读效果会更好。
作者在自序结尾处引用前人之语打趣说“一本大书即是大恶”,就长度与品质两方面而言,这都是作者的自谦之词——然而,倘若不学古希腊语,就连这样的幽默也欣赏不了。因而建议诚心向学的读者,先用Athenaze(《到雅典去》I、II)、Oxford Grammar of Classical Greek、ReadingGreek、AtticaIntermediateClassicalGreek、Lingua Latina PerSeIllustrata(《自我展示的拉丁语》,上册“罗马一家人”,下册“永恒的罗马”)、Teach Yourself Beginner's Latin等经典教材奠定语言功底,再回头读此书,会发现更多精彩之处,自然会不时发出会心一笑。
不用为用,众用所基
以明末利玛窦、徐光启汉译《几何原本》时的这句话开始结论部分,我想是合适的。姑且不考虑古典学本身有何功用,在古典学之内,此书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譬如最基本的铭文识读。作者本人在其广博的古典学学识的诸多领域中,于钱币学最有经验,本书中有关钱币的内容也最为丰富。当环绕的铭文断成两截时,当按什么顺序读?古典语言最重元音的长-短对立,此为构成诗歌韵律之基础,而拉丁文和古希腊文不同,从字母本身看不出音的长短,必要时又如何表示?通读此书之后,读者至少提高了识别古典时期钱币的能力。
又如,尖底的酒瓶运输时如何站立?常见的英文名杰森(Jason)只能追溯到伊阿宋(Iásōn)吗?如何穿上简易的多里斯式裙子或托伽(toga)?独眼巨人总是只有一只眼吗?这些细致的问题都能从书中找到答案。
当然,此书毕竟成书于一个多世纪前,个别说法应有修正——如第453页上说胡夫法老的儿子“公元前3700~3600年间”在位,现已定年至公元前26世纪中叶,引用时应参照更晚近的成果。
在古典学之外或者就古典学本身而言,本书的功用就更多了。许多人接触古典学是从希腊神话和认识星座开始的,如果要对儿童解释宙斯出生时古热得斯(Kourētes,另译库里特斯)为了掩盖他的哭声,以免他也被父亲格若诺斯(Krónos,另译克洛诺斯、克罗诺斯等)吞噬,究竟围着他跳的什么舞,用语言很费劲,而“一张图胜过千言万语”,展示本书封面或第一页就够了。
文艺复兴以来,古典世界一直在以各种方式给予“当代”启示,简直就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最好注脚。而这并非偶然。迄工业革命发生,近代西方社会有别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前现代社会的各种要素,都不难找到古典的前身——后者可被视为一场绝无仅有的“预演”:哲学与科学、议会和民法,乃至公共图书馆、澡堂与灯塔(澡堂继承得不太好)。以至在不少人看来,古典世界为何没能直接“跳到”16世纪、与科学革命的开端衔接,中间为何插进来一个“中世纪”,是一个有待解释的谜题。持温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英国历史学家法林顿(B.Farrington)指出,紧接阿基米德的时代之后希腊科学就开始陷入停滞;公元2世纪,当托勒密和盖伦活跃之时,希腊人和罗马人已经“在现代世界的门槛处徘徊了四百年”。我们不一定要赞同他的解释,但不只从科学史的角度容易提出这个疑问,从物质文明角度,当我们意识到亚历山大里亚、罗马的市政设施与市民生活总体上并不逊色于近代早期的西欧时,同样的疑问也会萦绕心头。
因而,当事情进展不顺利或过于顺利时,人们倾向于先翻翻故纸堆,看古人是不是曾经做得更好或跌入某种陷阱,也就不足为奇了。譬如,书中提到,雅典在已能制作极精美的雕塑的时代,所发行的银币依然采用质朴的古老形制,何故?盖“蛮族”对其熟识已久,随意改变恐怕影响货币之信誉;而罗马在布匿战争时期最初发行的金币就严重“不足值”,早早地为进入帝国时代之后“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打开口子。这与近来热议的区块链技术岂无关联?由于缺乏制衡而拥有“滥发不足值‘货币’”的权力,长期而言是祸非福。
本书对那些尚不具备一百多年前高中生的学识,却勇于搅和历史虚无论,动辄这是伪史、那是伪史的“学术义和团”,也是一帖解药。倘若仍执迷不悟,甚至不愿正视俯拾皆是、无穷无尽的不利证据,那就只好拿我们老祖宗的话来形容他们了:“乃欲率井蛙之见,妄抑大猷……不亦悲夫。呜呼!有似行乎层云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