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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年谱长编》

黄兵

2021年02月18日 05:18

林存阳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1月20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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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年谱长编》,李经国著,中华书局202011月第一版,128.00

有清一代学术,历经大、精、新三个发展阶段,对传统学术做了颇富成效的整理和总结,并体现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独特治学取向、旨趣与关切。在此历程中,乾嘉间诸学人,或赓续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诸大师所倡治学之途辙,或别辟蹊径,拓展学术新领域,而尤以朴实考经证史之特征,彰显出其时的学术格局与气象。其中,钱大昕可谓一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关于钱大昕其人其学,学术界已进行了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丰硕。陈文和先生主编的《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增订本,凤凰出版社,2016年),较为系统、全面地汇集了钱大昕先生的学术著述和生平事迹。然而,随着相关文献的不断被发现、发掘,如何更为清晰、深入、提纲挈领地呈现钱大昕先生一生的学行及影响,便显得尤为迫切了。中华书局近期推出的李经国先生所著《钱大昕年谱长编》,可谓在此方面作出了新探索。该著由谱前、年谱、谱后、附录(传记资料)几部分组成,计65万字。承蒙李先生惠赐大著,拜读之后,深为其用功十余年之精神所感动,尤钦佩于其在书中所呈现的诸多新收获。大体而言,该著值得称道者,有如下诸端。

第一,征文考献谱新编。钱大昕先生本人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五十七岁时着手自编《竹汀居士年谱》,是谱记事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闰四月初八日、六十五岁时止。其后,其曾孙庆曾又将此后十二年事迹续编为《竹汀居士年谱续编》,并以案语的形式,对大昕先生自编年谱中有关事情做了说明,时在道光十一年(1831)。自此之后,便无新谱问世。时隔一个半多世纪之后,陈鸿森先生始有志重撰钱大昕先生年谱,并先行刊发长文《〈钱大昕年谱〉别记》(载《乾嘉学者的治经方法》下册,中国文哲研究所,2000年),于钱大昕研究颇有裨益。李经国先生《钱大昕年谱长编》的推出,可谓继武前修,更出新意。是著不惟篇幅相当可观,而且在文献的发掘、利用方面,尤为特色突出。据书后参考文献,计列有“手稿及未刊文献”116种,“已刊文献”478种,这还仅是作者过目并在文中征引者。更可注意的是,李先生所利用的文献,不少是稀见的手札、稿本、善本,有的甚至是孤品。其中,既有通过图书馆或私人收藏而获得者,也有他自己的收藏,如陈垣先生旧藏钱大昕家书册十五通、蒋祖诒先生旧藏钱大昕致李文藻书札册十八通等。

显然,这些一手、珍稀文献,对呈现钱大昕先生的生平学行,提供了丰富而新鲜的素材。兹举钱大昕致李文藻手札一例,通过这批手札,我们不仅进一步领悟到二人之间深厚的交谊,而且得以了解钱大昕托李文藻刊刻《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的进程和细节,更据以得知钱大昕在小学方面的认识、造诣和取向。如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二十六日札中,钱大昕先生说:“仆两三年内学问无所进,惟于声音、文字、训诂,似稍窥古人小学之本……仆资性拙钝,独于此事似有神解,自谓得千载不传之秘。”夫子自道,足见其对小学的重视和致力。若联系其助秦蕙田编校《音韵述微》、分校《佩文韵府》、商榷段玉裁《诗经韵谱》、与孙星衍论《说文》、与费士玑论声韵学、辨析“双声叠韵”、与臧庸论古音学、序谢启昆《小学考》、与王念孙论《广雅疏证》等,可见钱大昕先生在研讨小学方面,用力既勤,所造亦精。

第二,知人论世彰潜研。《钱大昕年谱长编》不仅尽可能系统、全面地呈现钱大昕先生求学、仕途、交友、游历、学术成就等人生诸多面向,而且着眼于知人论世,通过广泛勾勒、汇集与钱大昕有关涉的人物,力图展现乾嘉时期学人生活与思想的风貌。基于此,李先生遂在书中不惮繁难地广征博引与钱大昕先生有交往者的文献。此一处理方式,既彰显了钱大昕的交游圈,又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乾嘉时期学术生态的状况。而为了准确、完整地“复原”当时的一些信息,作者遂对“谱主与友人往来书札、唱和诗词者,原稿与刊行稿相异者,题跋与札记并存者,稀见刊本者,虽为已刊文献,也多作征引,以更好呈现原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作者看来,“谱撰人主观删汰之语句、已刊诗文之注文,有时恰潜伏有关键线索,可据之推断诗文撰写时间、考证谱主书札交往之活动等”。对所引文献之次序,作者亦做了主次分疏,如稿本、刊本并存者,鉴于刊本每有改动,所以优先考虑用稿本;他人刊行钱大昕诗文、钱大昕诗文集并存者,因互有异同,故优先选用他人所刊,以存未经改动之原貌;部分差异较大的诗文,则两收。如乾隆十五年(1750),钱大昕与王鸣盛、王昶、曹仁虎作联句诗送王峻归常熟,王昶《春融堂集》所收诗作与钱大昕《潜研堂诗集》所收该诗即有文字差异,王鸣盛《西沚居士集》中此诗与钱大昕诗集所收者亦有差异,所以,李先生同时收录了钱大昕、王昶两人的文本,并对钱大昕、王鸣盛所记文字差异做了交代。通过如此用心、详细的排比,以钱大昕为主而形成的一幅潜心研究、淡薄名利的乾嘉学人群像,鲜活地浮现在读者面前。

第三,析疑订讹求得间。李先生《钱大昕年谱长编》,给人一个很明显的印象,那就是朴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钱大昕先生的人生历程,做了原原本本的呈现,而不事褒贬议论、故弄玄虚。此可见其对钱大昕先生治学风格与精神之体味。当然,由于长编中所涉史实、文献等间或有不备、差异甚至抵触者,所以李先生采取按语的形式,或交代有关情事之背景,或辨析其异同,或订正其讹误。如钱大昕先生文章结集时删去了写作时间,诗集大致按时间顺序排列,然部分时间错乱,不少诗、文结集时有修改,李先生经过比勘钱先生诗文原稿、同时期师友所刊钱先生诗文等,便厘清了其间的差异、彼此间的关系,以及一些诗文的具体撰写日期。本长编尽管以钱大昕先生自编年谱、庆曾年谱续编为基础,然并未照搬,而是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参照相关文献做了订正,计有二十余事。他如考订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赵君碑》题跋中“辛亥”当为“庚戌”,陈垣先生《钱竹汀手简十五函考释》中所说“第十二函”当为“第十一函”、写作时间“嘉庆元年”应为“乾隆五十七年”等,无不体现出李先生研读文献的精心,正所谓读书得间也。作者之所以下大功夫做按语,当然意不在吹毛求疵、炫博耀奇,而是颇有钱大昕先生所强调的“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廿二史考异序》)之品位。

读李经国先生《钱大昕年谱长编》,收获是多方面的,诸如内容之丰富、文献之珍稀、关联一时学术翘楚之众多等,不一而足。尤有进者,该著的问世,将在很大程度上引发学界关于钱大昕研究甚至清代学术研究的热情,而如何评价、定位钱大昕及清代学术,或许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和挑战。

观钱大昕先生一生,不惟学问博大精深,其人品亦为人所称道不已,且能以“读书立品”自励励人。正因如此,在当时及其后学人眼中,钱大昕乃是一位“通儒”(卢文弨)、“儒宗”(赵文哲)、“一代儒宗”(汪中、江藩)、“一代大儒”(袁翼)、“博学通经大儒”(臧庸)、“乾隆中一大儒”(胡培翚)、“经师”(王昶)、“一代经师”(吴骞)、“海内通人”(汪中),等等;而清高宗对钱大昕,亦有“硕学淹通”之评。这些相当一致的评价,显然并非一己之私好,而是代表了知识界对钱大昕先生之学术、人品的高度肯定和认可。如果观照钱大昕先生“博洽经训,尤精史学,通六书、九数、天文、地舆、氏族、金石,熟于历代官制及辽金元国语、世系”等造诣,以及其“于经典诂训,笃信汉儒,不喜后来新说,然亦未尝轻议宋儒”之治学态度,诸人所评洵谓名副其实。无怪乎凌廷堪发为“体大思精、识高学粹、集通儒之成、祛俗儒之弊、直绍两汉者,惟阁下一人而已”之感慨,段玉裁有“集经史学之大成者”之赞叹,李斗认为“精深纯粹,合惠、戴二家之学,集为大成”,阮元更以钱先生能兼人所难能之九事(《十驾斋养新录序》)而给予高度推扬,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钱先生列于吴派经学大师、历算学大师、小学家、考史学家、金石学家五个门类了。显然,学术界推崇钱大昕先生之史学成就是有根据的,但观之以上诸学人所衡论,对钱先生之定位,似可再斟酌。而且,就乾嘉时期学术发展而言,惠栋、戴震、钱大昕可谓代表了一时学术风气、取向和特征。然惠栋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去世,戴震亦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去世,之后至嘉庆九年(1804),钱大昕就成为学坛的中流砥柱人物和学术风向标了。加之大昕先生弟子门人多达二千余人,且与阮元、毕沅、谢启昆、汪志伊等封疆大吏学术往来密切,故其影响既广且深。

在致“一代儒宗——钱大昕纪念展开幕暨《钱大昕年谱长编》新书发布”贺信中,陈祖武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竹汀钱先生学养湛深,继往开来。先生之学,博赡通贯,朴实无华,远绍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近承惠定宇、江慎修、戴东原,集诸朴学大儒学术之大成。不惟以乾嘉史坛巨匠崛起,而且拔理学旧幡,树朴学新帜,乃以一代朴学宗师而永垂史册。”以“一代朴学宗师”来衡定钱大昕先生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可谓一种全新认识。此一全新认识,不惟有助于对钱大昕先生学术历史地位的准确判定,成为推动对钱大昕先生学行深入研究的新起点,而且“也是寻求解决清代学术历史定位问题的突破口”。基于此,陈先生在贺信中又提出一个值得学界同仁思索的大问题,即:“前辈师长既以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而赅括历代学术,为何我们新时代的学人还要把清代学术的冠名问题留给后人呢?”也就是说,以“清代朴学”来赅括清代学术,或许是当下一个值得致思和探究的大议题。

最后,尚需指出的是,李经国先生原本学物理出身,后来因缘际会,对古籍文献产生浓厚兴趣,而因结识启功先生、周绍良先生二位前辈学者,遂留意于搜集乾嘉学者文献,更得冯其庸先生教诲启发,乃致力于钱大昕先生事迹之编年。自2008年底着手,历时十余年,以“拉网式”查阅、搜集千余种文献书籍之所得,乃成此《钱大昕年谱长编》。经国先生这种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和对学术的热诚,无疑是值得钦佩与赞扬的。而据经国先生说,其收藏中不仅有一批钱大昕先生致友人的手札原件,而且还搜集到不少钱大昕先生的散佚之作。既然如此,我们期待经国先生继续发扬“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精神,再接再厉,将钱大昕先生手札、散佚之作分别结集出版,于推动钱大昕研究、清代学术研究,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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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18日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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