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万历十五年”？
《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
孙喜
2020年07月10日 02:20
余福海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7月01日 09 版）
疫情之下，欧盟在协调成员国疫情防控上的表现乏善可陈，欧盟成员国之间、欧盟与美国之间争抢防控物资互相“截胡”更是令人大跌眼镜：这还是曾经标榜人道主义，社会治理堪称卓越的西方吗？2016年注定作为西方的“万历十五年”载入历史。这一年，西方政坛出现了数只黑天鹅：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土耳其的政变与反向政变。西方世界从此开始了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国家理性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左右博弈和集体迷失。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AugustWinkler）无疑是较早洞见这一切的智者，他的《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写于2015-2017年初，条分缕析欧盟与美国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种种政坛变迁，留下了追索这一西方变迁时刻的信史。
一、西方内部整合有心无力
欧洲面临的内部异质性挑战极其深刻。欧元区内部南北对立，即德国、奥地利、荷兰、卢森堡、芬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北方国家较好遵守了预算纪律并始终留意自身偿债能力，但是地中海沿岸的南方国家却对预算纪律和债务毫不在乎，双方因此深度冲突。在接收中东战争难民问题上，东西对立，原西方国家同意接纳一定数量的难民，东欧各国则坚持拒绝。意识形态上，东欧和东南欧的追求“非自由的民主”，北欧成员国也对欧盟较为疏离。因此，温克勒不认为欧洲的无原则扩张是明智的。首当其冲是旷日持久的土耳其入盟问题，在温克勒眼中，土耳其的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对伊斯兰世界的那种犹豫、暧昧的态度”，并不能让欧洲共同体变得更加强大，反而会变得空洞化并走向毁灭；国家在政治上和价值规范上的认同理应成为欧盟地缘战略扩张的边界。
然而，欧盟自身定位也是不清晰的。在温克勒看来，欧盟一开始就是在两端之间摇摆：成为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实体，抑或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协调机制。在欧洲历史上只有德国一度认同“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将欧洲视为新祖国”。基于哈尔斯坦的设计，欧洲的未来是成立一个“欧洲的超级民族国家”甚至“联邦国家”，但是法国总统戴高乐却希望欧洲成为“列国的欧洲”。英国、爱尔兰、丹麦、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对超国家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感兴趣，其感兴趣的只是欧洲的共同市场。苏东剧变之后，前华沙条约成员国和前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国加入了欧盟，但是欧盟扩张的同时却没有发展其决策体制。现实决定了欧盟还无法成为超越民族的欧盟，只能辅助性地成为一个诸民族之上的欧盟，它的权力只能来自于成员国的让渡，而无法超越成员国之上。
欧洲内部的权力结构问题也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轮值国家的政府领导人、欧洲议会议长、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似乎都有权代表欧洲讲话，又都没有全权代表欧洲。温克勒寄希望于欧洲联盟进一步向政治联盟演化。他认为，一个缺少政治联盟的货币联盟是有“天生缺陷”的；希腊等地中海国家庞大的财政赤字规模已让欧盟出现了成为“共同债务联盟”“转移债务联盟”的趋势。英国脱欧之后，欧洲机构的重心也逐渐偏移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转至欧洲理事会和成员国，尤其是德国。由于欧洲的传统安全问题——德意志问题，即德国的边界问题、德国的统一和自由优先性问题、德国对欧洲安全的威胁问题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后得到了解决，温克勒认为德国应在领导欧盟向政治联盟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扮演关键角色。
当下欧盟与美国的关系若即若离，往昔“温情脉脉”的协作已渐成故事。在温克勒看来，欧盟与美国的传统关系并非今日这般糟糕。美国在殖民地时期继承了欧洲新教的宗教遗产，还继承了欧洲大陆的启蒙观念。美国与欧洲的价值观念差异源自政体构成方式：美国源于自发生成，欧洲则源于自上而下的构建。欧洲绝对主义王权赋予欧洲的遗产有二：一为“善政”传统，一为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但是美国却崇尚自力更生的精神，赋予了人民持有武器的权利。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文化差异，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崛起，美国已与欧洲成为了文化统一体，并在政治上成为欧洲的伙伴。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恐怖主义的全球化，欧洲和美国正在逐步接近。但是，激进的民族主义兼民粹主义者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让欧洲和美国的关系面临了新的严峻考验。
二、内外交困下的价值迷失
中东战争难民成为西方价值迷失的导火索。在温克勒看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引以为傲的“欧洲价值”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化和全球扩张，已与全球范围内的西方价值联系在一起。但是“欧洲价值”却在接收中东战争难民的问题上展现出自身的脆弱性。2015年，中东难民的接收问题使欧洲各国须在国家理性与人道主义之间做出抉择，面临道德上的两难困境。例如，德国宪法将政治庇护作为一项主体性基本权利，接纳中东战争难民格外热忱，这引起到了邻国反感；进入2016年德国已发现自身无力接纳更多的难民，于是也开始大幅限制难民进入德国的规模。但是，难民问题远未终结，而是构成了对欧洲持久的人道主义挑战。更深远的影响，则是欧洲各国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崛起、英国脱欧与美国民族主义兼民粹主义者特朗普的崛起。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已不再珍视人权等传统西方价值。奥巴马在中东、北非地缘战略问题、外贸问题上的措置乏力，使鼓吹对内推行超自由主义政策、对外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共和党人特朗普得到了内地定居已久者、全球化“输家”、保守势力的支持，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批人事任命是将军、经理人和银行家、亿万富翁，实质上是用高度保守的建制派替换掉了那些自由主义的建制派。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推行的政策与美国传统政策几乎相悖，迎合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特朗普在国会山的演讲不再讨论人权、国际责任和欧美盟友关系等传统话题，他甚至认为分裂的欧洲比统一的欧洲更加符合美国利益，跨大西洋关系迈入了一个充满冲突的新时代。
欧盟自身的民主合法性也在持续恶化。在温克勒看来，欧盟内部波兰、匈牙利等国正在滑向“非自由的民主”阵营，这一阵营还在逐步扩大。为了狙击欧洲议会内部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卢森堡基民党人容克被欧洲议会党团内定为欧盟委员会主席，欧盟委员会领导层在事实上议会化了，欧洲议会监控欧盟委员会的角色在事实上被架空。从温克勒的论断说开去，这一合法性资源的透支无异于饮鸩止渴，定将损及欧盟自身的长期稳定。
三、不确定性下的西方前路
当前时代的不确定性层出不穷。温克勒认为，欧盟仍然受困于难民问题和欧元区危机，目前也无法有效遏制波兰等国追求“非自由的民主”，候选国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也在总统专制、疏远欧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温克勒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寄托于法国大选选出一个自由主义的亲欧总统，与德国密切合作，引领欧盟迈向进步，弥合欧美关系，使西方走出当前的困局。
温克勒毫不避讳西方的危机：带民粹性质的民族主义的兴起遍及全欧；欧盟远没有在一个重要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的能力；马克龙改革欧盟，重建欧元区的理想在实践中将面临诸多困难；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已渗入了跨大西洋政治之中。但是，温克勒相信没有一个欧盟成员国可以独善其身，只有将欧盟成员国自身的力量联合起来，在全球辐射自己的规范性价值体系，方能增强欧洲内部坚持自由的、多元的、非暴力的和尊重人权及公民权的制度的自信力。
在温克勒看来，虽然美国特朗普政府已不可避免地民族主义化，但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已成为西方民主世界自由派新的三大主力，这个新的跨大西洋核心小组正在开展广泛的互相合作，以遏制民族主义复兴的危险。
总的来说，温克勒将《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视为其巨著《西方通史：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GeschichtedesWeste⁃ns）的续篇，呼吁欧盟成员国之间、欧盟和美国之间深度合作，遏制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坚守传统价值理念，进而加强全球治理，实现西方文明的长期发展。当前新冠疫情造成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抬头，尽管温克勒的视角偶尔是欧洲中心主义甚至是德国中心主义的，但是他对当前西方发展道路的思索在疫情背景下无疑更加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