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讯 (记者高莹 通讯员曹维平)吴世昌是我国著名词学家。9月15日,“文化传承与创新——纪念吴世昌先生诞辰110周年” 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海宁市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澳门大学、深圳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吴世昌先生的部分家属参加研讨会,共同回忆其学术成就和治学风范。
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施议对在会上作题为“吴世昌的倚声与倚声之学”的主题报告。他表示,吴世昌先生学识渊博、著作丰富,毕生以红学与词学闻名于世,对填词与词学即倚声及倚声之学,尤有心得并多特别创造。于填词,他提倡“说真话,说得明白自然,切实诚恳”;于读词,他主张读原料书,自己下功夫,做深切的了解或研究;于论词,他标举结构分析法,为新变词体结构论的创立奠定基础。施议对认为,吴世昌先生对于词的理解,其高明之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为史的联系,一为论的提升。史的联系,体现在个案与整体的关系上,着重于总结、归纳,为词史、词学史的撰著提供线索;论的提升,体现在个别与一般以及偶然与必然的关系上,着重于分析、综合,为词学结构理论的构建奠定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鹏认为,吴世昌先生词学研究的重要成就之一,在于其科学、深入、细致地研究词的章法结构。吴世昌先生不再如前人那样用诸如“沉郁”“顿挫”“曲折”“缠绵”“空灵”等概念模糊的抽象字眼来解说词的章法,也不谈个人对词的章法结构的主观印象,而是具体切实地分析词中情景事发生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探究词人对情景事的描写是实写还是想象虚拟。吴世昌先生指出,小令词一般章法简单,而慢词章法复杂,但第一流的作品都有严谨的章法,这些章法有的平铺直叙、次序分明,有的回环曲折、前后错综。他又指出写景抒情并叙事的词,其内容常常错综着事实与幻想,都有“追述过去”“直叙现在”“推想未来”三式。他将“从现在设想未来谈到现在”的结构概括为唐诗的“西窗剪烛型”,将“从现在追忆过去再回到现在”的结构称为“人面桃花型”。当代学者将这种论点概括为“词体结构论”,认为是中国词学批评史上继李清照的“本色论”与王国维的“境界说”之后的又一批评模式,把词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吴世昌先生学风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不人云亦云。他对包括王国维在内的民国词人和词学家的批评,即体现了这种批评精神。”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剑亮表示,依据《词林新话》等著作,吴世昌先生对民国词作及词学论著的批评内容,主要包括“词话”中的不恰当评价、词创作存在的问题以及词学批评存在的问题。这对人们客观、全面地认识与评价民国词史与词学有独到的意义,也体现了吴世昌先生所提倡的“如无创见确解,绝不下笔”的独立批评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郑永晓认为,吴世昌先生对柳永在词史上的贡献评价颇高,在他看来,柳永词有真趣、说真话,这是一切优秀词作必备的品质。吴世昌先生对柳永及其词作的观点,虽然只是其整个词学体系中的一个小问题,却能以小见大,窥见其词学思想的精华和主要观念。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界视柳永为婉约派代表词人,而视苏轼为豪放派领袖。对此,吴世昌先生先后发表《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文学遗产》1983年第9期)等文章,对长期流行的以“豪放”“婉约”简单划分北宋词派的做法进行了批驳,其观点在国内外学界引起巨大反响。郑永晓表示,吴世昌先生对该问题的独到见解,对于学界重新审视柳永词作的多样化风格、正视柳永词作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具有重要作用,也对长久以来的评词观念与立场、历代词学得失研究等具有启发意义。
吴世昌(1908—1986),字子臧,浙江海宁人,著名汉学家、文史专家,在古代诗词研究、红学研究方面均有突出贡献。1962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78年起,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历任政协第四、五届全国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共海宁市委宣传部、海宁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