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信仰问题上的四个模糊认识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陈学明在《文汇报》撰文指出，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就在于有崇高的信仰，也就是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上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模糊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苏东剧变是不是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义的失败？
随着苏东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垮台，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究竟如何的问题一下子毫不留情地呈现出来。造成苏东剧变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有一点确信无疑，即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致。德国的哈贝马斯在苏东剧变后指出：东欧剧变和苏联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即官僚社会主义。在21世纪，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广阔的前景。
确实，没有剥削、没有两极分化、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先人后己、先公后私等社会主义风尚和道德，与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两极分化、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相比，无论如何要崇高得多、持久得多。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剥削、贪婪和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就不会过时，就具有感召力和吸引力。人们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就永远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西方资本主义是否已变得无限美好，从而可以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
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只要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充满矛盾和危机的制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武器就不会失去力量。
法国思想家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一口气列举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十大祸害，随后指出，面对这十大祸害，人们只有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才能获得正确认识。德里达指出，现代人要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激励。德里达认为，唯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才能使人们充分认识这一伎俩的实质。
只要我们平心静气地了解一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一些其他西方学者的这些最新研究成果，那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当代资本主义绝不是一幅歌舞升平的画图。面对这样一幅画图，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大旗呢？有什么理由不通过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进一步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呢？
三、步入21世纪的人类是否可以离得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人类在过去、特别是在20世纪后半期已步入了生活的严重误区，这就是以消费主义、享受主义、现实主义、科学主义、个人主义等作为生活准则，直接导致了人把明明是属于人的东西当作动物的东西加以体验和享用，与此同时却把明明是属于动物的东西当作人的东西加以体验和享用，于是出现了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人类不是越来越远离动物性、而是越来越返回动物性的悲剧。他们要求以新的价值观念来指导21世纪的人类生活，在他们看来，这种新价值观念只能由马克思主义所提供。马克思所提出的价值观念在当今世界上仍是代表了人类的最高境界，它不仅崇高而且科学。
人们或许可以对马克思其他方面的理论提出这样那样的指责，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几乎无可辩驳。只要这两方面的理论能为人类未来指出一条正确道路，我们就有充分理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胜利前进的旗帜，也有充分理由对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四、马克思主义能否仍然成为当今中国的唯一选择？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曾深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唯一的选择。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复兴要不要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就是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的问题、为了使中华民族大步进入现代文明的阶段，我们应该积极学习和吸取西方物质文明、政冶文明、精神文明中一切优秀的东西；但我们不能把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模式照搬到中国来，我们一定要创建一种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模式有别的新文明模式和新生活方式。一种文明样式总是建立在特定思想文化的基础上的。要建立新的文明样式，当务之急是构造一种与西方思想文化相异的当代中国思想文化。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西方思想文化是当下中国的三大思想资源。构建当代中国新的思想文化，离不开对这三大思想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必须明确，当代中国人开发和利用这三大思想资源肘，不能把它们相提并论，尤其不能全盘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在构建中国新的思想文化的过程中有着特殊地位和功能，甚至可以把这种特殊性与轴心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的这种指导地位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为之提供理论支撑的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当年的判断仍然十分正确：中华民族要实现复兴，唯一的选择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如果这样来认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难道还不能确立和巩固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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