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创新与反思(1978-2018)

沈华

2019年03月14日 08:25

李刚 周加来
《经济问题》2018年第9期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引发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改革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方面的研究。中国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采取了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两种方式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其中,“存量改革”就是对长期形成的经济利益格局和制度安排进行改革[2],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方面。为了便于模拟和比较不同国企改革路径下的经济增长情景,许召元、张文魁构建了一个与中国经济实际情况较为吻合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通过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及经营模式改革,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较强的内生动力,对于缓解经济增速下行所带来的压力、促进经济以中高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3]。“增量改革”就是对新生成的经济利益格局和制度安排进行设计和指导,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改革方面。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对于民营经济持支持态度,并和国有企业一起构成了生产率竞赛和制度互补关系[4],为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提供了多种竞争主体。

   二是改革的调控方式方面的研究。无论是“存量改革”,还是“增量改革”的成功,都离不开市场机制。因此,市场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斯密定理认为专业化的经济分工只有在产品或者服务市场需求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出现和存在,而市场化改革则通过提升和挖掘市场潜力,促进长期增长[5]。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影响经济运行的两大力量——政府和市场,那么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责任和权利边界的划分也成了关注的话题。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分别出现了“市场依附于政府”“强市场—弱政府”和“弱市场—强政府”等多种模式。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形成了政府与市场关系“强政府—弱市场”的模式,这种模式与渐进式改革相吻合,毕竟市场体系的体制结构比大多数观察家想象的要复杂得多[6]。同时“强政府—弱市场”的模式也符合当时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认知,具有深厚的体制基础。在体制完善阶段,中央政府致力于构建“强政府—强市场”理想模式,既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能强调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作用,以便于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7]。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两种调控模式,原因在于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动态变迁过程,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很难按照预先设定的路径顺利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轨道。所以,在有限理性、转轨风险评估、利益集团博弈等因素的影响下,不仅仅需要考虑市场化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问题,还需要考虑各个利益主体对新制度的适应性问题。中国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非正式和正式制度与规则[8],加强对不确定性和转轨风险管理,突破原有经济运行路径依赖,确保在市场化过程中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发生大的波动。

   三是改革动力和约束条件的研究。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制度实现了从“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绝对优势”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蜕变;调控手段实现了从“高度集权的中央调控”到“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期基础性作用”的转变;经济体制从“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到“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些转变的顺利实现得益于中央政府的“帕累托式的利益改善”的顶层设计,以及“试验后推广、以点带面、先增量后存量”等具体政策的成功采用[9]。同时,中央政府还非常重视利用国际和国内市场,注重市场化与国际化之间的相互推动[10],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赢得了多种推动力量。

   在中国经济体制经过40年改革后,增长的动力悄然发生了变化。研究表明:在1978-2010年间资本投入是经济增长最主要动力源泉,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投资拉动特征;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呈现出逐渐下降态势,特别是2002年以后,出现了连续多年呈现负值的局面。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由改革初期的资本、劳动、净出口和TFP4个因素的平衡拉动,转换成现阶段的资本投入与TFP反向角力态势[11]。致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和经济发展背景也不同于以往。经济增速下行、资源环境承载力束缚趋紧、关键领域实现技术突破等构成了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条件。而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转变发展方式,贯彻新的发展理念,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小康[12],以及国际经济发展格局的悄然改变,构成了现阶段经济发展背景。

   为了破解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约束条件,在新的经济背景下抢占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从中国实际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被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念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为现实背景而提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13],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不仅要从生产力的角度,还要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理解,把生产关系调整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不仅包括构建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内容的新型所有制模式和市场供给主体,同时,还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又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治理产能过剩等难题,以便于增加有效供给,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当然,从客观上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改善产品的供给结构,但是由于市场上不仅有供给者,还有消费者,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总需求管理相配合[15]。

   总体而言,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基础理论作为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二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工具,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否协调的角度研究对该问题展开研究。前者主要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与中国在资源配置方面方式的变化是契合的,但是忽视了制度和结构的变化,以至于无法解释不符合“华盛顿共识”条件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依然保留了“强力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力量,这显然与后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和东欧及中亚各国的经济转轨相比,中国的市场导向型改革最主要的特点是:完善的法制和良好的市场秩序[16]。当然,目前尚无法对渐进式和激进式改革模式绩效进行全面的对比,但是渐进式模式的优缺点还是较为明显的。东欧和中亚等地区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40余年的历程,但是无论是民主化目标还是市场化目标均未能完全实现。其根源主要是没有考虑内外部制约因素和是否具备转型必备前提条件,使得整个国家不得不面对权威与民主的双重作用使经济转轨面临两难窘境[17],因此,对于大多数转轨国家来说,经济发展和政治转型均差强人意。但从较长时间来看,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激进式改革方式也蕴含着诸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积极因素必须抛开意识形态的局限,从客观和辩证发展的角度予以认识[18]。

   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述,对于认识和理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帮助。本文拟在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绩效和演进路径的基础上,总结出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创新,同时,也对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并以此为根据指出未来经济改革的方向。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绩效与演进逻辑

   在经历了4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后,中国实现了预期的经济绩效,人均收入水平从低收入顺利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累积的一些问题开始显现,加之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于是经济体制改革也从需求端进入到供给端。

   1.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绩效

   中国自1978年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无论是在经济总量,还是人均量均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世界其他经济增速较快的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良好绩效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变迁。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运行是有效率的,那么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生产过程中增加投入,这种增长方式被称之为粗放型增长;另一种是使用更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方式被称为集约型增长。新古典经济学和新经济增长理论都认为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提升的唯一动力。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首先是要培养经济行为主体的创造力;其次要培育运行高效的资本市场,从而为有能力且愿意创新的经济行为主体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三是健全市场体系,促使企业有创新或规避风险的内在动力。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言,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构建了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同时,也制定了与保护知识产权相关的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保障创新者能够获得足够的创新收益,激发创新者的创新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纯粹的粗放型方式,也不是纯粹的集约型方式,而是二者兼而有之。在改革初期,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者,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可以快速地创造就业岗位;同时,政府非常重视通过技术引进、以市场换技术、加大研发力度等多种渠道促进技术进步。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和注重技术进步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

   2.演进逻辑:从需求到供给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滞胀”现象,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衰落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决策层吸收了新自由主义思想中的合理部分,比如重新审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等。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在经济领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消除经济短缺,满足居民消费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问题,因此,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增加供给,缓解消费端的压力。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没有为农业生产增加劳动和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仅仅是依靠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就使得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以至于中央政府在1984年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19]。而后将改革开放的重心转移到城市经济发展上来,通过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大力推进改革开放。

   从总体上看,这些政策措施是围绕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展开的。其中发展生产力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因为这些改革措施的目标大多是提高劳动者或企业等微观主体的积极性,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改革成败的评价标准。为了顺利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中央政府分别发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初级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特征”等三次涉及全局问题的大讨论,并最终达成了改革开放的共识。

   在这一阶段,中国经历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泰国、韩国等东南亚和东亚各国经济遭受重创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不仅自己顺利度过了危机,而且还对中国香港施以援手。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为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二阶段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契机,但是中国通过大量修建基础设施的方式和2001年加入WTO的契机,再次走向了高速增长的道路,掩盖了改革开放20年所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再次爆发,再一次为中国提供了深化改革的机会,中国实施了大幅度的刺激经济计划,试图延续高速增长的态势。经济增速从2010年开始回落,特别是从2012年以后回落态势更加明显,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经济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供给侧改革。从中央政府处理两次金融危机的政策看,均是以扩大总需求为调控总目标。理论源头来自于凯恩斯主义。该理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必然引发经济危机[20],仅仅依靠市场机制调节作用是无法熨平经济波动,使经济处在充分就业状态,因此,必须实施政府干预政策。

   从学理上讲,市场经济实际上是由许多单个市场组成的具有自发调节功能的系统,这种调节功能主要是通过市场价格引导资源配置。从理想化的状态讲,市场机制或许是有效的,但是事实上经济运行的环境是无法达到理想状态的。首先,经济行为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其次,信息不完全的;再次,市场大多是非出清的。在此情况下,“经济学家们所熟悉的供需分析框架假设的市场原本就不存在”[21],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失效。譬如,房价上涨并未引发需求下降,因为人的行为中还包含投机、炫耀性消费、攀比性消费等非理性行为。另外。由于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一些“自发市场”和受到地方政府或行业保护的“市场”,导致了市场秩序的混乱[22]。与之相匹配的是人们之间的劳动分工不再按照地理位置、个人禀赋等因素进行,而是按照经济主体所拥有的资本的多少和权利的大小进行。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经济行为或许没有侵占其他人经济利益的动机[23],依然使得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利分配效应。一方面加剧了贫富分化,另一方面促进资本向某一行业过度集中,形成了产能过剩。同时,尽管经济体制改革是帕累托改进式的,但是不同个体之间福利增加的数量不尽相同,加上市场机制过于强调经济行为的效率,而忽视了公平,结果导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出现了不平等。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和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谨慎,导致了高库存、产能过剩、高杠杆等问题的出现。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适时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

   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1.理论创新

   (1)经济运行体制创新。中国用以指导和调控经济运行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的有关思想,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分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这些理论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完善、丰富和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为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鲜活的素材,而且还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把一些看似相互矛盾的、对立的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解决了人类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中的一些难题。

   在改革目标方面,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机制进行有机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引入市场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目标的实现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从主流经济学的发生基础看,市场经济只能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匹配。私有制度越纯粹,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越充分。相反,如果缺乏私有制基础,市场机制就无从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特征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在未来取消私有制的社会中不可能存在商品关系和市场机制。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机制都是不兼容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人民却敏锐地发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不仅未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且也未消除不同经济主体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个体经济利益是人们积极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源泉。而市场机制尽管有其无法避免的内在缺陷,但是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是无法代替的。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它也可以被社会主义国家所使用,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便巧妙地结合起来。

   在改革内容方面,把所有制结构改革与培育市场主体相结合。从1982年首次承认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有益补充,到1992年明确提出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1997年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既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也是中国对经济发展规律逐渐了解的过程。“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供了具有活力的微观主体,“以公有制为主体”为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保证。

   在改革路径方面,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价格形成机制相结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不存在满足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也缺乏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因此,必须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价格形成机制相结合。通过实施“扩权让利、经济责任制、利改税、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等措施,建立起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现代企业制度,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使得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同时,通过建立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逐步完善了竞争性市场体系,为价格机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改革手段方面,把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卡尔多改进性质,使得每个人的利益在改革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不仅盘活了原先已经存在的各类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而且还通过制度创新的方式促使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受益于国家政策的放松和农村经济发展,催生了大量的乡镇企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另外,通过设立经济特区的形式,既解决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又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标杆,同时还协调了改革与开放的内在关系。这明显有别于东欧或前苏联的经济转轨。

   总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创立,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首创精神,是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完善。

   (2)改革理论创新。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有些学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源自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的主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24]。在20世纪80年代,供给学派针对美国的滞胀问题,提出了放弃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政府干预政策,转而实行放松管制、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减税、压缩政府支出等措施,试图提高就业率和促进经济增长。但实践证明,这套政策主张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因此,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根本不可能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结合具体国情而提出的具有创新性的一种调控经济运行的新理念,标志着经济政策重点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25]。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美国的供给学派的区别是明显的(见表2)。

   中国供给侧存在的问题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高库存、高杠杆、高成本等,属于结构性问题。形成原因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主要在于企业在利润丰厚的行业或领域盲目扩张;外部因素主要是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的冲击等。从历史上看,20世纪60年代针对中国农产品供给不足问题进行过一次结构性调整,主要是通过指令性方式完成的。当时的经济环境是以公有制为主,而经过几十年发展后的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所有制结构也由以公有制为主演变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其中非公经济在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对利润的追逐是资本的内在要求,而资本之间的竞争,把它“作为外界的必然性现实地表现出来”[26],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市场机制理论中可以发现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实质——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资本追逐利润的结果。

发现了问题的实质,中央政府就给出了创新性的解决措施:一是要把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结合起来。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个人与社会、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从微观个体的视角来看,二者似乎是对立的,但是从宏观的视角来看,二者是相互兼容的。政府有为,市场才能有效,因此,离开了政府有效的调控,市场机制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反之依然,市场有效,政府才能有为。没有一个运行高效的市场体系,政府的调控也就呈现出低效率。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要充分确保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要充分确保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作用。二是把优化结构和提高经济总量结合起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处理好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不能以调整结构为借口,淡化经济总量的提升。这是因为优化结构的根本目的是确保经济处在中高速增长状态,为社会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保证既提升增长质量,又有一定的速度。同时,只有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才能为优化结构提供足够的回旋空间和稳定的环境。具体而言,优化结构就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降低成本,为居民和社会提供所需的适销对路的产品;而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利于消化吸收过剩产能和企业非合意库存,降低金融债务杠杆;另外,涉及到经济运行的科技进步、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等短板的修补也需要足够的经济实力和资金投入。

   2.实践创新

   (1)改革模式创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东欧以及前苏联的市场化改革所采取的模式分别是——渐进式和激进式的(也称“休克疗法”),其中后者由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所倡导。在采取激进式改革模式的国家中,除了波兰外,其余的国家在经过10年的转轨后均出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绝对量下降、贫困人口上升、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而前者是中国政府依据自己的实际国情,设计出的一套改革模式。总体而言,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呈现出不断发展态势,不但避免了经济大幅波动问题,而且还在居民素质、科技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两种改革模式的不同主要在于,激进式道路主要聚焦于转轨速度和政策强度上,过分求快,而忽视了转轨时的经济背景、社会基础、意识形态等重要前提条件;而渐进式改革模式恰恰是在充分考虑这些前提条件的基础上,设计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一整套政策措施,很多学者把中国渐进式改革经验总结为“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不仅构筑经济发展方式,还注重社会结构的重新塑造,并适度地进行政治领域改革以及不断地提升国际地位等,体现了一种追求平衡、快速发展的思路,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从理论上讲,“北京共识”既不是完全依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也不是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是在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合理的部分,结合中国国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尽管“北京共识”是由中国人民首创,但是对于与中国改革开放时基础条件相似的国家来说,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从目前情况看,对“北京共识”进行较为全面复制或借鉴的国家有越南等;局部复制或借鉴的国家有古巴(如土地承包制就是借鉴中国的经验)、朝鲜(如通过引入韩国资金设立开城工业园区)等。另外,还有一些非洲国家也在借鉴和模仿中国的做法发展经济,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北京共识”之所以受到重视,首先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较其他国家更加成功,并迅速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中国并没有向西方国家那样向其他国家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因为各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是不相同的,而且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统一的发展方式。“北京共识”并不是事先设计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完善而形成的。可以断言的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向前推进,“北京共识”的内涵也将不断地丰富。

   (2)经济组织形式创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其中“共享”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落脚点,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将共享理论设想演变为现实的经济组织形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行为。共享经济组织形式和传统经济组织形式相比,具有明显的去中介化和平台化的特征。其中“去中介化”就是改变了厂商对中介组织或流通环节的依赖,直接向消费者或需求者提供服务或产品;“去平台化”就是指厂商虽然脱离了中介组织或流通环节,但为了更便捷地搜寻需求方,厂商必须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共享平台。这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比如在嘀嘀打车平台出现之前,消费者和车主可能会因为搜寻合适的信息成本过高,而不得不放弃潜在可能的交易。目前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方兴未艾。据统计,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交易规模逾2.4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倍,累积5亿人参与这场风潮,拉动1亿人次就业机会,为社会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民生价值[27]。共享经济不仅是中国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具有创新性的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的理论,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公共产品和信息不对称都可能会造成市场失灵。其中公共产品因为具有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产权上的非排他性,加之消费者会隐匿自己的消费偏好,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造成市场失灵,因此,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成了解决该问题的唯一选择。共享经济的出现,将会改变这一论断。首先,共享经济中的共享商品的产权是明晰的,部分商品(如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在使用上也是竞争性的,消费者也无法隐匿自己的使用需求;其次,共享商品的提供者也会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获取消费者对共享商品的需求数量,并依据供给成本和消费者的消费意愿进行定价,确保获取合理的利润。换句话说,在共享经济组织形式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公共产品不一定会导致市场失灵,政府也不再是唯一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另外,共享经济组织形式还有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而导致交易双方利益受损现象。消费者可以通过在相关平台上查阅服务质量信息来判断服务或产品供给方的信用记录;同样地,如果客户延期支付或逃避支付相关费用,共享平台将会终止该用户的使用权限作为惩罚。在交易双方的行为均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提供完全的交易信息就成了他们的首要选择。

   马克思把产权看作是由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支配权、索取权和不可侵犯权等一系列权利组成的结合体。这些权利可以发生分离或重新进行组合,共享经济就是采取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方式而实现的。共享商品所有者通过让渡部分使用权,提高了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这种经济组织形式使得所有权不再是消费者欲望的最终表达形式,进而弱化了“所有权”,强调了“使用权”。通过“只求所用,不求所有”的方式实现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因此,一个“后所有权时代”可能正在走入我们的生活[28]。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劳动产品的占有权的角度分析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把社会成员划归到不同的阶级。共享经济组织形式促使产权私有观念向产权共享观念转变。因此,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萌芽正在生成。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可以看成是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产权的雏形,“自由、平等、可持续、按需分配”这些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特征都可以在共享经济中得到体现[29]。

   当然,由于共享经济组织形式还处在发展完善阶段,它对人类的生活、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将会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如何通过立法完善和规范人们在参与共享经济时的行为?如何利用由共享经济衍生出新业态对传统行业进行改造?如何防范和化解由共享经济带来的道德风险、金融风险?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在未来的实践中得到回答。

   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反思与未来方向

   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目标是为了消除短缺经济,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既然把欧美国家作为标杆和追赶的目标,在发展经济的政策措施和理念上,也难免与其有相似之处。但是西方国家的发展理念是以“人是自然的主人”为哲学依据的工业文明思想,试图通过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这种思想不但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还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物质经济价值观[30]。受到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反思之处。

   1.改革的反思

   (1)经济增长模式粗放。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总量还是在人均收入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加大“铺摊子”“扩规模”等方式获得的,使得自然环境遭到很大的破坏,居民的身心健康也遭到了较大影响。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个体理性”和“资本逻辑”两个视角进行反思。

   从“个体理性”的角度也可以解释粗放式这种方式及其产生的后果。在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行为主体(包括单个家庭、厂商等)的决策大多追求“利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他们或许认为自己增加消费或扩大生产规模不会对社会、自然环境造成太大的或显著的影响,但是如果社会上不止一个人而是很多人这样决策,那么就会出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具体而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经济发展面临着两方面的约束——技术进步落后和资金匮乏,政府分别采取“以市场换技术”和“招商引资”的办法解决。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中国的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以后,再想依靠引进技术的方式提升劳动生产率已经行不通了。按道理说,企业应该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提升产品国家竞争力,但是由于研发风险较大,因此,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大多是采取加大劳动投入或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试图在竞争中以量取胜,导致粗放式生产方式的局面。另外,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纵容甚至是强化了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的存在。如果把地方政府看作是一个经济行为主体的话,也同样具有经济理性的特征。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其辖区内的经济活动越多、越频繁,一方面,可以收取更多的税收,用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获得上级领导和选民的认可;另一方面,可以创造更多用来寻租的机会。虽然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也会破坏自然环境,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官员采取任期制,只要在任期内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成就,或因升职而前往其他地方任职,因发展经济而使环境遭到破坏的后果就不需要地方政府承担。

   资本具有追逐利润的本质,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生产活动一般是围绕着资本增值进行的,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也就是“资本逻辑”的具体化。资本对利润无止境的追逐,使得生产规模不可能停留在一时一地,而是不断地在所有可能的地方进行扩张和渗透。这种扩张直接触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规模的扩大,需要更多的自然资源投入作为支撑,需要更大的生态环境承载其废物、废气和废水的排放。但是自然资源的数量和生态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不是依据人的意愿而随意增加的。无限与有限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演变为人与自然的对抗。同时,资本行为也不可能局限于经济活动内部,而是以此为中心,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扩散蔓延,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泛资本化的局面,于是各种社会要素都被牵扯到“资本逻辑”中,导致人的行为资本化。另外,在“资本逻辑”的影响下,人们行为发生扭曲,在消费方面出现了“消费异化”现象,使得人们对某种商品的消费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而是为了“攀比”或“面子”,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其原因在“资本逻辑”使得人们以“功利”的心态去衡量一切。比如往往根据一个人财富的多少来判断其成功与否。由此可见,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弊端,已经超出了经济活动本身了。当然,这些现象已经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并提出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来消除“资本逻辑”的负面影响。

   (2)经济增长的社会后果。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采取粗放式增长方式不仅导致自然资源消耗大,导致环境遭到较为严重破坏,还带来了一些诸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分层结构不合理等社会问题,对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于收入差距而言,库茨涅兹利用经验数据发现: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会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当人均收入增加到一定数值后,收入差距开始缩小,这一规律被称为库茨涅兹倒“U”型曲线。于是人们便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收入差距的现象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31]。但是自库茨涅兹倒“U”型曲线被提出以来,很多专家学者对此进行实证检验,越来越多的文献质疑其正确性[32]。因此,对于居民收入不断扩大现象应保持足够的警惕。

   假设一个人的周边的人的经济条件在不断改善,他对于这些人经济条件改善的反应将取决于他对于自己未来前景的信念。如果他相信,其他人的好运意味着自己未来的前景将更好,那么即使他现在的收入比较低,他也会感觉很好,因为他对自己未来的收入有更好的预期。赫希曼和罗思奇尓德把这种由于其他人的经济条件改善而导致个人效用增加以及对更大的、更高的不平等程度有着更强的忍耐称为隧道效应。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隧道效应很微弱(也就是对不平等程度的忍耐力低),那么“优先考虑增长,然后再调整分配”的战略不仅不可能取得成功,还有可能触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即使最开始阶段的隧道效应很强,如果政策制定者对于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减小的这种效应不敏感的话,也可能阻碍经济发展的过程。因此,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较大问题应给予高度的重视。

   另外,收入分配不均等还会阻碍稳定型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成。社会分层的不合理,不仅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

   2.未来改革的方向

   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是“以人为本”,即“人之道”,而非“以物为本”,即“物之道”。在人们面临“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的两难选择时,始终主张以“人之道”弘扬“物之道”。这种价值观使得中国具有一种超强的精神文明,并一度决定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以人为本”的“人之道”开始无法左右“物之道”,取而代之的是“物之道”对“人之道”的左右。换句话说,现代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异化现象:重物质、轻人本。在今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溯本清源,回归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来。

   总体而言,中国“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天下为公”整体观念,而西方“以物为本”的价值观则强调“天下为私”个体理念。尽管两种价值观各有优缺点,无法简单地比较孰优孰劣,但是我们希望在现实中,能发挥二者的长处,回避各自的缺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则综合了东西方两种价值观的核心要义:既有“公”又有“私”。决策层应该在改革过程中和发展经济时,一方面,要注意利用“以人为本”的优势克服单纯强调“以物为本”的弊端。在西方国家率先进入现代社会后,在高度物化、高度功利和高度理性的行为准则指导下出现了私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使得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福祉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也要巧妙地利用“以物为本”的长处避免单纯强调“以人为本”的弊端。到了近代社会,中国的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开始出现衰退,无法进一步推进物质文明的发展,导致中国在物质建设方面落后于西方。因此,中国在未来经济体制改革中,要扬长避短,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包容性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需要整个社会一起努力才能实现的伟大的目标。由于目前很多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政策措施大多具有强制性,所以,从深层次讲,人们并未能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对待环境的态度上形成自觉。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人的经济活动应该集中到满足人的经济需求方面,因为一旦这些需求得到满足,其他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和必然地变得井然有序了。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现实生活中,人们还有很多诸如需要清洁的饮水、洁净的空气、优美的环境等“非经济需求”,如果“非经济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出现所谓的“富裕中的精神贫困”现象[33]。因此,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依靠制定一些规章制度来实现,更需要养成可持续发展的行为习惯。

   包容性发展突出发展的包容性这一本质特征,从而把“发展”和“增长”明确区别开来,避免打着“发展”旗号的“增长”。包容性发展所指的对象从微观上讲是个体与个体之间要实现权利公平、规则公正;成果共享、共同富裕;利益共容、价值共建的包容性发展机制。从中观上讲城乡之间要实现一体化发展,消除城乡统筹、分布合理、均衡发展的新格局。从宏观上讲要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国古代把人类社会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追求的是“天、地、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要摒弃“人与自然”对立的认识,重塑“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

   五、结论

   经历4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后,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总量方面,还是人均收入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制度变迁。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看,改革前期的重点主要是消除短缺经济,处理消费端的问题,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供给端出现了产能过剩、高库存和高杠杆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和相应的措施。

   中国改革开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理论方面的创新主要有两点:一是包括改革目标的设立、改革内容的选取、改革路径设计和改革手段的运用等在内的经济运行体制创新;二是为了消除市场机制内在缺陷给经济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创新。在实践方面的创新主要有:一是创立了渐进式改革模式。这种模式不仅避免了经济大幅波动,还在塑造社会结构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二是创新了经济组织形式。共享经济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失灵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诸如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变、社会结构分层有待改善等方面的问题。因此,中国在未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应该扬长避短,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包容性发展。


作者简介:李刚,博士,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城市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周加来,安徽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城市经济学。蚌埠 23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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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3月14日 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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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动能重塑与地方创新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