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演进的基本逻辑与经验

沈华

2021年07月15日 09:34

何伟 杨新铭
《求是学刊》2021年第2期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构成要素,实际上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和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制度的三位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2]这一过程体现了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一贯遵从了“政策→实践→制度→理论”的认识论过程,也是我国经济体制现代化过程。这是促成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关键。除了渐进式演进特征外,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成功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独有之处还有合理发挥政府作用,而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得以持续、分阶段渐进推进的制度保障。这些独特的经验构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逻辑,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最重要的经验。202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的重要内容,开启了面向2025年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征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高水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的是推进高质量发展,也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主要内容。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4页。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26页。


一、渐进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也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演进过程。1991年之前,改革主要围绕市场调节和商品经济展开,但局限于目标模式和旧有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能兼容的思想认识,体制改革在产权关系调整、企业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并没有较大的突破。在市场体系的完善中,改革也未触及深层次的生产要素市场。[1]

  于是,在改革开放已经有13年经验的基础上,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化改革进入快车道。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摆脱了之前的计划与市场之争,这应该得益于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识的重大突破,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2]这在思想认识上突破了以往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能兼容的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往既有的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提出过的概念,是党的一项伟大创举。这一目标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此后的有关工作和任务都是围绕这一目标展开的。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并勾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指出“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4]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2000年“十五”计划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定位在打破部门、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并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引向结构调节,把培育和发展的重点市场定位在要素市场。

  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五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经历了目标确定、基本框架形成等过程。经过10年的建设发展,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此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改革的主要任务。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这一任务细化为“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5]其中,发展要素市场主要锁定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则要求强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需要指出的是,2005年在原有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将政府的作用限制于中长期和指导性上面,因此,从“十一五”时期开始,“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相应地,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企业、财税、金融等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6]

  经过20多年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地位得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的新时代。“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7]有鉴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8]这实际上明确了改革的重点已经由促进市场发育发展转向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深化重点领域价格机制改革,2015年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运输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充分发挥市场决定价格作用。2017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体制将在更长期内不会发生变化,与之相适应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也不会发生变化,相应的收入分配制度特别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要素按贡献分配格局也不会出现大幅度调整,这无疑会进一步激励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和积极性,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把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运行机制升级为经济制度确实是党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造,符合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的,也必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020年5月,《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发布,对新时代我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方向和任务等进行了系统性设计,“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9]对我国中长期经济体制的完善发展指明了方向。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课题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思考与政策选择》,《经济研究》1993年第8期,第3-24页。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3]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页。

[4]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65页。

[6]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52页。

[8]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页。

[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页。


二、合理发挥政府职能


  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在逐渐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同时,政府经济治理能力明显提高,政策科学性明显增强,这就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奠定了基础。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如何做到更好?一方面,政府要学会做减法,合理划定政府作用边界,将市场能够决定的交给市场,减少不当干预。另一方面,政府要学会做加法,即加强和完善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弥补市场失灵。党的十八大以后,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为政府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为了配合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2017年,国务院推出《“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相关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坚持“宽进”与“严管”并重,有效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由此,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党和国家机构进入深化改革的阶段。而深化党和国家结构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破除现有体制机制弊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职能,合理配置宏观管理部门职能;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完善市场监管和执法体制;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全面提高政府效能。制度化成为这一阶段改革的一大特点,通过制度化来巩固改革的成果,也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保障。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化的逐渐完成,决策科学化将是政府制定、执行经济政策,进行经济治理的基础,而科学化的依据则应该是科学合理测度和分析政府的边界和作用程度,这是党的十九大所提出“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意。从理论和现实看,政府参与经济治理的方式主要包括三类:其一是直接参与,即政府通过设立国有企业或经济组织机构直接介入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这种领域往往是消费弹性低,外部性强以及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行业。所不同的是,我国政府还肩负着转移支付的责任,即通过企业实现商品和服务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公平性分配,这部分供给维护了总体性效率,而不是单纯依据经济利润来局部考量的,如电、气以及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供给。其二是通过政策引导市场主体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商品和服务。这种方式以市场为基础,主要通过改变市场主体的激励体制来实现,可以说这是一种间接参与。其三是政府通过市场监督、法律仲裁、强制执法等职能,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净化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开展公平竞争审查,使市场主体能够按照市场指引发挥自身的活力,进而使市场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应该说,这既不是政府直接也不是间接参与经济生活,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因此可以说是为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法律和制度基础的活动。

  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府调控。政府调控,不同时期有着现实的考量和轻重缓急的侧重,是逐步完善和深化的过程。国有企业改革、消除地方保护、纠正行业不正之风,都曾成为政策的关注点。如2014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确立和完善。201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发布,明确要求改革市场准入制度,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清单以外的,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1]到目前为止,《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已先后出台了两个版本,全国实施一张清单,市场准入门槛逐步放宽。清单的出台和修订还征求了多个部委、省份、协会和相应市场主体的意见。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将有力促进政府治理方式的改变。

  2016年,“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自2016年5月国务院召开全国推进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以来,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内容的“放管服”深入展开,这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突出表现。“放管服”的内容包括取消涉及企业生产经营、个人就业等行政许可项目,削减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简化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和审批程序、多证合一、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互联网+政务服务”等,这些举措将极大激发市场活力。

  市场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角色的淡化或者削弱,政府的调控要更加灵活多样,注重灵活的政策搭配。2018年和2020年,中央在准确判断经济形势的情况下,分别提出了“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以及“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等“六稳六保”措施任务,也体现了政府的精准施策。

  应当强调,发挥政府职能与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并不是完全割裂、相互独立的,而是有机融合在一起的。一方面,即使在市场化程度最高、充分竞争的领域,政府也应当有所作为,“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2]进行科学有效的政府调控,推动市场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在政府经济治理参与度较大的领域,如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行业,企业也要遵重经济规律,按市场规则行事。不仅如果,连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等,也都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存在政府的职责。美国每年都公布《总统经济报告》,明确规定国家经济的重点和总体目标,并建立经济预测指标,体现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的必要性。[3]


[1] 《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66页。

[3] 刘树成:《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法制化研究》,《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3期,第4-11页;刘树成:《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法制化研究之二——兼对“中国应取消GDP增长目标”意见的回应》,《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5期,第4-15页。


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经济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这个复杂系统中如何突破原有体制惯性,开启一个制度转型和替代的过程,使新体制发挥作用并产生效率改进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事情。对比东欧转型国家和拉美发展中国家的体制转换过程,可以直观发现,决定一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原因不在确定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而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向的政策实施过程。梳理这一过程可以清晰发现,我国“计划和市场”“政府和市场”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进入退出的关系,而是逐渐协调科学分工的关系。如前所述,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得益于整个过程遵循了“政策→实践→制度(法律)→理论”的内在逻辑,改革的渐进式过程促进了计划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体制的平滑转换,有效规避了两种体制转换不顺畅可能产生的信息真空引起的资源配置混乱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如果细细考量为什么中国能够实施渐进式改革,就可以发现政治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这一系列政策与实践有序推进的政治保障。这是因为,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各种制度缺失使得政府退出和市场进入不能一蹴而就,而且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大量信息不对称甚至严重扭曲,这些都需要有充分的时间适应和完善,显然,只有一个持续稳定的政府才能完成这些任务。然而,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都经历了激烈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行了所谓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实行普遍的政党选举,然而,由政党轮换引起的政府执政理念和政策的左右摇摆就不可避免。因此,转型过程中,只有中国实现了快速稳定的发展,而其他国家几乎都陷入了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在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又重新恢复增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错位,恰恰满足了政党的稳定性和政府政策的持续性。不仅如此,各项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政策有序推进过程,中国独有的政治体制确实发挥了优越性。也正是有了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才使政策得以持续连贯地向深入发展,推动中国经济跨越一个个门槛,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实际上,不仅是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党和党领导下能够科学决策的政府,在正常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受到外来经济冲击的概率和程度也在增加,这需要政府能够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科学制定相关政策并不断完善法治环境,不断积累经济治理经验,提高经济治理能力。不仅如此,由于我国的发展阶段特征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周期性因素和发展阶段性因素相伴的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科学、持续、稳定显得尤为重要。总之,科学、持续、稳定的经济政策可以引导微观经济主体的合理预期,规避执政党的更替引发经济政策的不稳定从而引起的预期不确定性,进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在经济治理上的优势正是在不断积累经济治理经验基础上不断淬炼经济治理能力,通过在更长的时间内考量政策的制定与分阶段推进,不断通过分阶段的以具有战略性、宏观性特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为代表的“计划、规划”和整体的发展阶段划分来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国内经济面临严峻挑战。而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党与全国人民风雨同舟,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宏观政策应对力度不断强化,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和“六保”任务,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中国成为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首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些成就的取得,最根本的原因,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所具体指出的,首先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1]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页。


四、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指向


  基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梳理可知,体制上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两个方面。[1]产权界定和保护的重要性,在于它能为各种经济主体提供正当的激励,并鼓励充分的竞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产权的有效激励源于围绕产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对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合同的有效执行和纠纷的公平仲裁,这些被视为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支持性制度。各种类型(归属不同)的财产获得有效而同等的法律保护,是市场经济顺利运转的制度基础,也是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的前提条件。根据经济行为过程,法律对经济生活的作用包括:事前的产权界定,是市场经济下一切经济行为的前提条件;市场通过自由契约实现产权配置优化;经济成果的确认与保护,即保护合法财产不受侵犯。保护私有财产在目前阶段对于提高经济效率来讲具有重要作用。因为,保护私有产权与经济人理性内在激励相一致,为经济发展提供根本动力。历史发展经验表明,当前阶段完全的公有制与完全的私有制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来讲都不是最优的制度安排,恰恰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当前成为各国经济制度选择的主流,尽管公有与私有的数量结构存在差异。[2]因此,在当前必须明确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明确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由于长期对私有产权的歧视与排斥,当前重中之重是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而且要特别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保障非公有制经济合法财产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避免公权力对私有财产的侵害。

  近年来我国价格市场化的程度逐年显著提高。据统计,2016年,价格机制已经在全国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发挥着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而剩下的3%的领域的价格形成仍由政府管控,这些领域主要分布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部分自然垄断环节以及资源、能源等领域。[3]显然,与推进一般商品与服务市场化不同,这些领域的改革需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因为,这些领域不单纯是效率问题,更涉及外部性、国家安全、社会公平以及全社会福利的整体性评估。显然,体制性、制度性、区域性以及歧视性等因素导致的分割,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妨碍了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不能实现最有效率的配置。因此,需要破除这些障碍,推进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如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户籍制度,信贷配给中存在的规模和所有制歧视等。而对于具有需求价格弹性低、自然垄断以及正外部性的行业,则需要根据分类和分环节推进市场化改革。因为,这些领域不能单纯考虑微观效率,更重要的是要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比如水、电、气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教育、医疗等明显带有外部性的领域,成品油、公路等准公共品领域等,这些虽然不能完全进行市场化,而且还应当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府定价管理,确保政府定价的制度化和科学化,但可以将部分商品生产和服务环节市场化,或者放开准入以促进供给主体多元化的方式提高供给效率的同时,增加消费者的选择权,提高社会总福利。特别是2017年,国家发改委印发了修订后的《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主要修订之处是政府定价范围缩小、定价依据进一步明确、定价程序更加健全、定价后的评估与动态调整得以强化、定价决策中的公共参与受到重视。这些明显的改变正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原则在价格形成中的突出体现。

  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从农产品市场到生产资料市场,再到国有企业产权市场,进一步到要素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层次越来越广、越来越深,需要把社会主义原则与市场经济配置规则更好结合起来。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涉及所有制、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价格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决策层、政府部门、微观市场主体等对市场这一概念及其规则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市场这一“无形之手”深刻影响着人的行为、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出的13个方面显著优势,使我国创造了经济的奇迹,而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就是其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各方面的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

  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接下来是乘势而上,面向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4]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需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改革推向深入。


[1] 黄群慧:《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经济参考报》2018年8月22日,第A05版。

[2] 杨春学、杨新铭:《所有制适度结构:理论分析、推断与经验事实》,《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第46-65页。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改委举行输配电价改革及价格市场化程度测算情况发布会》, 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fzggw/Document/1559565/1559565.htm。

[4]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4页。


五、结束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确立的。这体现为上文所论述的中央在1992年之后的历次党代会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所确立的有关具体框架、目标模式等内容。还应当注意,在此过程中,中央决策层与学界深入互动,审时度势,在实践和探索中逐渐确立了中国转型与发展的路径、体制改革的目标,探求经济发展基本规律,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也存在几个发展阶段。1992年之前,经济学界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肯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并推动了相关研究和传播,当年我国报刊就发表了许多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论文、研究报告等。[1]随后,市场经济理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进一步不断丰富和发展。

  我们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将其上升为基本制度。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或仍需要解决的任务。具体包括:市场激励不够,生产要素的流动不畅通,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太高,微观经济的活力不太强,市场发育并不充分,市场机制的触角还需要进一步延伸。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矛盾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因此,需要深入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也与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有关,如供给与需求尚不对等、资源要素配置尚不匹配、产能落后与转型升级尚不连贯,新旧动能转换尚不到位等。同时,还存在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导致供需不匹配的问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导致增长放缓的问题;金融风险集聚的问题。以上一些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的环节,有些也是多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曾指出和强调的。

  同时,与过去相比,我国经济出现了以下一些新的变化特征或者趋势,有些甚至是以往所未曾出现的。第一,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前所未有发展。在互联网时代,市场权力的边界更加模糊,科技巨头掌握了较多数据资源和市场的份额,容易产生互联网平台经济中的垄断问题,忽视个人隐私保护,不利于社会公平和公众福利。第二,以新业态、新技术、新产业和新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和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新动能加速形成。新经济和新动能具有增长持续性和发展的韧性。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公布的数据,2015-2019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分别是124.8、159.1、204.1、269.0和332.0。[2]此外,在外部环境上,由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困难和风险增加,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不断出现,一些国家设置了阻碍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

  总之,随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的发展,新的经济现象、新业态不断涌现,昭示着新的一轮产业革命在加速拓展。我国的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融入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且需要进一步实施大范围、宽领域和深层次的全面开放。[3]我国也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同时,在改革进入攻坚克难的时期,来自多个方面的挑战和风险比以往要多。如果改革落后于经济发展,就会带来经济速度放缓。这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和新的情况,需要我们用更大的战略定力去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触及深层次体制性的问题,啃硬骨头,在关键性和基础性的重大改革上取得突破和创新,特别是加快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民生领域的改革进程。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已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展望未来,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是我国长期经济向好基本面的重要保证。[4]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不能碎片化修补和调整,更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十四五”时期仍然需要进一步高水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建更高层次开发性经济新格局。只要我们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的体制优势,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演进的基本逻辑与经验,注重顶层设计,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尊重市场规律,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合理发挥政府职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就一定能够妥善应对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和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充分发挥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客观优势,久久为功,为中国经济迈向2035年以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简介:何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新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动态》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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