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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

——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谈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赵庆秋

2018年07月12日 12:00

侯丽
《中国社会科学报》

 

秦亚青,外交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他生于山东淄博,1982年和1983年先后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员培训部研究生班,1984年进入外交学院任教,后赴美深造,并于1987年和1994年先后获密苏里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等,主要著作有《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1999)、《权力·制度·文化》(20052016)、《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2012)、《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2018)等。

 

  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创新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推出了不少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国际学术界更多的认可。现任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教授就是代表学者之一。2018年上半年,其英文专著《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正如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一样,秦教授认为“关系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哲学概念,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硬核中的形而上要素,这就是关系理论。这种理论及“关系”的非冲突性,被学术界视为理解国际政治的一种新的世界观。

 

菜单内创新与菜单外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理论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很强的创新思维作基础,您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一书近期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能谈谈对于理论创新思维方式的理解吗?

  秦亚青:我们现在都在谈创新,但其实很多时候,想要搞一点点创新都是件难事。我先谈一下创新的思维方式。

  有一种创新思维方式,我称之为“菜单内创新”(Within the menu),或者称之为某系统内的创新。比如景德镇陶瓷,当年从一般的民营陶瓷做到后来中国最好的陶瓷,便是因为其中加入了文人思想及其造诣,才最终变成了文人瓷。但整体上来讲,这仍然是在一个系统内的创新,就是在原有体系内向高、向远或者向小、向深去发展。

近代实验科学史上,伽利略是个重要人物。他可以用望远镜看得更高更远,这样就可以发现原来看不到的东西。透过望远镜,他看到有好几颗卫星围着木星旋转,于是,人们便知道了地球并不是宇宙中心。然后,人们根据观察到的这些事实,证明了布鲁诺的日心说。另一个科学家胡克用显微镜来做实验,他是向着更小、更细、更深入的方向去发展。我们现在使用的cell”(细胞)这个词,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他的发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了解科学知识会拓宽我们的思维?

  秦亚青:阅读科学史,或者最前沿的科学杂志,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如《细胞》(Cell)、《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等期刊。有一位学者,即美国著名博弈论专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他也是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其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合作进化。他的“博弈模拟”(gaming simulation)为进化论体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阿克塞尔罗德有篇文章发表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学期刊——《理论生物学》(Theoretical Biology)上。文中提到:如果你问医生癌症是怎么回事,医生可能会跟你说,癌症是细胞或者基因突变。那细胞变坏了怎么办?有三个办法:一是切、二是化疗、三是放疗。

  阿克塞尔罗德对此提出了质疑,100年多年来,人们依照这样的方法来治疗癌症,但疗效不大。难道不能换个思路?阿克塞尔罗德不是专业癌症研究者,但他所思所想比大部分研究医学、研究癌症的专家都要深刻。他所提出的观点是:癌症不是细胞变坏了,没有坏细胞和好细胞之分,只有合作的细胞和不合作的细胞。癌症,其实是出现了不合作的入侵者。

  这个道理和中医有点相似,中医认为通则不痛。不通了、纠缠在一起就是毛病。但为什么说阿克塞尔罗德仍然是在系统内的创新,是因为他实际上是与达尔文的合作进化论一脉相承的。合作进化的第三原则就是“合作”。

  如上这些例子,每一个阶段都有突破性创新,但仍然是体系内创新。正如国际关系理论,很多理论是体系内创新。比如,新现实主义体系内有一个变量——体系结构,这个结构又以控制性实力分布作为基本定义。它是一个主要的自变量,决定了其中各个单元(假设为国家)的基本行为模式。

然后有人就会想到,既然结构不变,那为什么行为模式会改变?于是我们又在体系中找到另一个变量——制度。制度的密集性和非密集性,对行为体起到重要作用。这是从制度经济学来讲的,但不管怎样,它都是在这个体系内去考虑如何发展新的元素、新的变量,所以依然是菜单内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说的菜单内创新,是一种常见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方式。那么,是不是还有一种类似于菜单外创新呢?

  秦亚青:对,另一种思维方式就是“菜单外创新”,这种创新是在原有体系之外的创新,即在某一个体系之内根本无法观察到的时空里进行创新。

  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一部分学者在做量子物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Quantu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已就此写了一本专著,今年5月在宁波诺丁汉大学举行的一个国际关系研讨会,其中有一部分内容便是讨论量子国际关系理论。

我们先谈下“量子国关”(Quantum IR)和“原子国关”(Atom IR)——两者区别其实很大。在量子国关中,原子国关的所有体系内的基本假定都消失了,如确定性假定——这个具有现代性的最重要的假定也消失了。对此,许多人并不能理解,原因是人们只是站在原子世界的角度去看它。人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你在这里而同时又在那里?为什么会出现量子叠加?为什么“薛定谔之猫”既死又活?这些都是在原子世界中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人们靠旧有思维无法去理解。这其中最难的,就是挑战自己的惯性思维。“薛定谔之猫”的提出也让一大批物理学家很为难:一只猫怎么说死就死、说活就活?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其中存在的叠加现象。近代科学的一大特点是发明概念,然后根据概念发明检测工具,再用发明的检测工具去观察,最后再得出结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其实,我们所说的“薛定谔之猫”不就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过的“真亦假来假亦真”吗?

  秦亚青:从这个层面来讲,量子物理国际关系理论便是国际关系理论在体系外创新的例子。

量子物理和原子物理完全是两个东西,但二者有联系、可沟通。量子集团和原子集团也是各不相同的。若将其引入社会理论,那么一种文明和另外一种文明、一种文化和另外一种文化是不是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呢?它们所造就的世界观是不是一定是一样的呢?从我的角度和你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又有什么不同呢?

 

文化决定认知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报》:听起来,菜单外创新似乎跟跨学科借鉴以及文化所带来的不同认知视角相关,您最新出版的英文专著,强调“文化决定认知差异”,能否谈谈您具体受到什么观念的影响?

  秦亚青:我在《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一书的序言中,引用了苏轼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正如苏轼所言,你不可能看到全貌,你看到的是“岭”还是“峰”,取决于你所站立的角度。那么,文化也是如此,它给人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我的诸多想法,具体而言,主要源于两种观念的影响。

  第一是伊姆雷· 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硬核理论”。拉卡托斯研究自然科学,他认为所有的研究计划,也就是“宏理论”(Macro-theory),都必须有一个硬核,随后,硬核慢慢发展,形成保护带来保护理论硬核。他的主张修正了证伪主义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理论。波普尔认为一个关键性试验可以推翻一个理论,但拉卡托斯却认为并不一定。他认为关键性试验可能被保护带保护住,而只有理论硬核不受损伤,那么理论才会继续成立。在这里,硬核就界定了理论,硬核是理论的灵魂。

  拉卡托斯主要研究自然科学,因此,这里有一个局限是,他没有考虑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即硬核是否可以再往下细分。而我认为硬核是可以再细分的,我们在观察世界和社会的时候,可以发现两个相互作用的元素:其一我称之为“形上元”(Mental physical component),其二称之为“形下元”(Substantive component)。通常来讲,“形下元”用于观察、接受和接触,而“形上元”则用于解释。自然科学理论大部分是用来解释的,但社会科学理论有三个基本功能——解释、诠释和建构,其中,第二、第三个功能大致上与理论硬核中的“形上元”相关。

如何理解世界上的事物,如何看待某一个所谓的社会事实?我认为要通过“形上元”的加工。“形上元”来自何处、由什么形成的,这些便是我之前经常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问题,便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影响您的第二种观念呢?

  秦亚青:第二个对我启发很大的理论可以说是实践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群体和共同体是从同一个背景中熏陶出来的。换句话说,不管在什么场合,经过中国文化的熏陶,毋庸置疑会或多或少带着中国文化的印记,这会体现在一个个体做任何事情的过程中。我认为这是“形上元”最根本的要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一开始便自认为是“普适”理论,我认为其中致命的一点,便是从未考虑过此问题。

  在《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这本书中,我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作了深层次的分析。我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核心的是个体本体和理性本体。其三大主流理论中,若缺失了如上两个核心,则没有一个能站得住脚。这就表明,不管是权力分布、制度分布还是观念分布,必须通过一个独立存在的理性的个体,才能发挥作用。西方长期的文化传统来自于它从实践中积累的背景知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对此都有相对系统的表述。

  总体而言,背景知识从文化体系中产生,并滋养、哺育相关理论的应用。所以,当我们从另外一个体系中提炼出新的观点时,原有体系便很难被理解,但恰恰是此种“难以理解”,极可能表现为一种创新。

  综上,“形上元”是创新的根本要素。它是由文化共同体的背景知识构成的,而文化就是“共享的背景知识”(Shared background knowledge),如中国的茶文化、酒文化、餐桌文化,实际上就是“共享的背景知识”。只要是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下,便会存在此种“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

 

最高层次的治理是“治理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英文著作《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理论创新的一件大事,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在写作时有哪些深刻的体验?

  秦亚青:我写这本书,是想在“形上元”层面有所创新。换句话说,就是要发现一个不同的初始视角。初始视角不同,就可能导致理论不同,由此可能导致创新。

  第一是关系世界观,即世界不是由原子构成的世界,虽然会有原子、有个体,但它首先是一个关系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应将关系本体(Relational ontology)放于首位,而非使个体本体(Individual ontology)居于其上。在这本新书的封面上,所呈现的是绿色的、网状的形象,就是这方面的隐喻。在中国文化中,绿和白意味着生命。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是充满生命的网络世界。

  第二是关系本体,即世界是由关系构成的,这是一种反原子主义假定。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的个体,但如果这无数的个体不连在一起,那便没有意义。同时世界是“过程本体性世界”,也就是说,我们更应该把世界看作一个过程。世界中充满了生命的流动,我将“过程”定义为“流动的关系”(Moving relations),此时用这种视角,人们便可以观察到一个不太一样的世界。在这种视角下,“流动的关系”是一个“过程”,“过程”才是关键。

  如果接受上述两种推论,那么我们便可以将“关系”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单位,这样,我们就把“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从个体移到了“关系”。这便是我的第二个基本假定。

  第三是元关系(Metarelationship)。在中国文化中,阴阳关系就是元关系,既有不同之处,又是“共在”的。但我们必须承认,“自在”只有在“共在”存在时才有意义。这一点上,我的想法跟哲学学者赵汀阳有所不同。他认为自在是共在的前提,没有自在就没有共在;而我认为,自在和共在永远是同时的、共时的。我们必须承认自在,否则一切都可以以共在的名义压制自在;但我们又必须承认自在和共在是同时的。那么,根据中国文化对元关系的理解,它就是一个以和谐化为本质的过程,这一点与黑格尔辩证法有根本性的不同。黑格尔辩证法将任何事物都分为两极,他对两极的强调是斗争、是冲突,这反映了西方国际关系领域提出来的一些观点,如“康德—黑格尔框架”,即是“以敌人来界定自己”。新马克思主义者,包括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他们发现社会力量中的最主要矛盾,强调通过解构矛盾、化解矛盾来推动社会进步;然而,这种矛盾其实是不可靠的,在中国的元关系、中庸辩证法中,从来没有这样激烈的二元对立。

综上,以上三个基本假定构成了这本书最核心的框架:关系世界观、关系本体、元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从这些基本的理论预设出发,人们对于世界政治会有什么新的不同解释?从中又能得到什么启发?

  秦亚青:第一,这可以帮助我们从关系的角度理解合作。合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知道现实主义从根本上是不认可合作的,它的合作仅仅是权力上的合作。现实主义研究领域中虽然也有做制度研究的学者,如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但从根本上来讲,他们认为合作是不靠谱的,认为最后还是要凭借实力说话;美国20世纪70年代始创的新制度主义则认为建立制度才能合作,人和人是不可信的,只能相信治理、契约,这是制度性合作;建构主义则相信规范性合作,在建构主义后期,大量较为成熟的研究议程在研究国际规范。

  不管是强制性合作(Coercive cooperation)、制度性合作(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还是规范性合作(Normative cooperation),大家都遵从了某一个规范(norm)。然而,关系性合作则跳出了这个范畴。我的这个想法是受到了合作进化论的启发。冯友兰过去曾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内容是关于“是否救落水小孩”的。孟子说,人都有恻隐之心,这是人的基本良知之一,一个小孩掉到井里去,旁边的人一定会伸手拉他一把。但冯友兰写到,这个人如果当时稍微停一停、想一想,这个小孩是我敌人的孩子还是我朋友的孩子,那结果便不一样了。思考“关系”,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但同时也表明,这也是人类的基本思维方式。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问题:你的妻子和母亲同时掉入水中,你救谁?这个问题还可以这样问:假设掉下的两个人是你的孪生兄弟,那你救谁?从基因遗传学的角度来讲,救你母亲或者救你妻子,会看到你在选择哪一方的基因,但如果这两个人是孪生兄弟,基因相关度一样,这时你便没办法判定跟谁的关系更近一点,这便产生了合作困境。

  第二是帮助我们了解关系与全球治理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之前一篇文章里做过论述,不想再展开,但其中有一个观点很重要,即最高层次的治理是“治理关系”。换句话说,最精明的政治艺术是“治理关系”。

  第三是使人认识到关系与权力的问题。权力的概念在国际关系中非常重要,基本无法绕开,否则会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缺失。但如果从关系理论的视角来看,权力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定义。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现在西方理论中对于权力的基本定义。第一种定义,个体性权力,这是最常见的定义。也就是说,你个人占有多大的资源,就代表你有多大的权力,或者说你的能力到了什么状态,是不是能迫使对方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这里面包含着几层意思,最根本的就是它势必把对方视为强制对象。这显然又回到了“康德—黑格尔框架”,认为双方一定是敌对性关系。

  随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开始向结构层面发展,提出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所谓结构性权力,就是福柯说的弥漫性权力。这种结构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但又不会属于某一个个体。比如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分布,就是这样的体系性权力。另外,温特提出了观念性结构权力(Ideational structural power),这也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权力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思维、行为方式,甚至是身份。

那么在结构性权力、个体性权力这两个最宏观和最微观的层面中间,会不会还存在着一个权力呢?我认为中间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权力,就是我所定义的“关系权力”(Relational power)。

 

  《中国社会科学报》:何谓“关系权力”?

秦亚青:“关系权力”即关系本身就是权力。首先,“关系权力”不是完全物质的,但它有物质的内容,兼具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其次,“关系权力”具有非绝对产权性,它很难说属于谁,它是一个“共享权力”,有点类似于共享单车的意思。再次,“关系权力”具有可使用性(accessibility),由此,西方经济学中最为清晰的产权概念在此变得模糊了。如今在欧洲、在亚洲,一些学者都在研究友谊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原来的“康德—黑格尔框架”以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沿袭基本将友谊排除在外,西方从来都是把国际关系看成一个丛林(jungle),然后在丛林无政府状态(jungle anarchy)的起点上进行分析。同时,“关系权力”还具有可交换性,它不是把强制与对方合作作为一种基本能力的表现,它强调加强权力。我们都说强强合作,强强合作就是让二者可以共同掌权(Mutual in power)。最后,“关系权力”具有非枯竭性。其资源不会随着使用越来越多而趋于减少,“关系权力”是:不去使用就没有,越用则越多。

 

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关系本位的世界观出发,世界政治可以从关系理论对国际合作、治理以及权力作出全然不同的解释,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出现了“关系转向”的现象呢?

  秦亚青:关于国际政治当前出现的“关系转向”问题,提出者是澳大利亚学者埃米力亚·卡瓦尔斯(Emilian Kavalsi),他在2017年出了一本书,名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The Guanxi of Relational International Theory)。他在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即在国际关系学科创建100周年时,应由东西方学者分别并共同提出关系理论。这一提议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可能是第一次。在书中他使用了两个词:英语文化圈(Anglosphere)和汉字文化圈(Sinosphere),其中第二章的题目就是“英语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圈的国际关系中的关系转向”,他认为中西方同时出现了对关系理论的研究,但提出了相通却不同的理论体系。

  这本书很有意思,但我认为西方学者最核心的论文并不是由国际关系学者提出来的,而是1995年由社会学家所写的《关系社会学宣言》(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随后,美国学者杰克逊(P. T. Jackson)和耐克森(D. H. Nexon)主要借鉴了这篇文章的理论框架,将其运用到国际关系中,并撰写了一篇很重要的论文:《国家之前的关系:实质、过程和世界政治的研究》(Relations Before StatesSubstance, 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他们在书中对中国学者的观点也进行了讨论,主要集中于两个人,一个是赵汀阳,一个是我,谈论了我们在国际关系方面所做的研究。

  去年我在英国某国际会议上也宣读了一篇论文,当时我谈的观点是“表象性的实践”。西方现代实践派学者认为知识有两类,一类是表象性知识,一类是背景性知识或实践性知识。在过去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存在表象性知识偏向,指大家都关注表象性知识,而忘记了背景性知识。然而,实际上人们很大一部分行为都是由背景性知识来推动的。我们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国际关系理论显然是表象性知识。但表象性知识能够脱离背景性知识吗?事实上,所有表象性知识的生产者都来自背景性知识的熏陶。

  事实上,国际关系领域中比较新的几大发展趋势如量子国际关系理论、关系理论,已经不仅仅是东方的或者西方的,而是大家都很关注、都在思考的问题。2019年将迎来国际关系学科创建100周年,我们希望在一系列的研讨过程中,主要讨论西方、非西方理论如何发展,如何互相交流、沟通和融合的问题。我甚至想提出一个比较激进的观点,即在国际关系学科创建100周年之际,最为革命性的变革,其实应该是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当然,我们也欢迎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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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7月12日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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