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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学人的更名问题

赵庆秋

2023年10月10日 02:38

王晚霞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更名问题在避讳文化中可谓常见,避讳是人类各民族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体现在语言、行为等方面对相关名物的回避。中国避讳学奠基之作——陈垣的《史讳举例》指出:“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可知避讳文化源远流长。 

古代避讳文化中的更名 

避讳的方法一般有四种:空字、缺笔、改音、改字。其中,空字指遇到需要避讳的字就留空白,或称某,或直接写一个“讳”字,如《南齐书》为避梁武帝的父亲——萧顺之的讳,遇到顺字一般改为从字,遇到其名字则以□代之,有时也加注说明。缺笔例开始于唐代,为避太宗李世民讳,贞观三年刻的《等慈寺塔记》中称王世充为王充,乾封元年的《于志宁碑》中,“世武”中的世字做卅。改音也始于唐代,此种方法实行不严、不久,仅存一说罢了。改字例最常见,秦代称楚为荆,是为避庄襄王的名字——子楚,之后历代沿袭,陈垣将所改的种类大致分为23种,主要是改名和改字,包括人名、字、号,以及改官名、地名、物名和干支名、常用语等。

古代避讳文化中的更名不止于改本朝名物,还牵扯到改动前朝已故人的姓、名、谥和官名、地名、书名、年号等。这样一来,因避讳而造成的名和字的错综复杂可想而知,讹误在所难免,或造成同一人在两个史书中异名,或在同一史书中前后异名,或将多个人误认为同一人,或将一个人误认为多个人,地名、书名亦如是。研究避讳可考证校勘人物、年代、典籍。而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避讳的具体内容并非一成不变、永恒回避,设若如此,后代就很难依此避后之讳展开考辨工作。

避讳文化并不能无限覆盖时间、空间,前朝应避之讳改朝换代后多数就不再避讳了。汉代为避高祖刘邦讳,改邦为国,但魏晋以后就不再改了;唐代为避高祖李渊讳,改渊为泉或深,到宋代就不再改了。宋代为避太祖赵匡胤讳,改匡为正、辅、规、纠、光、康,改胤为裔,但元代以后就不再改了,只是不同朝代执行的严格程度不同。甚至不用改朝,有的是同一个朝代七世以内避讳,以外就不再避。个别数朝同讳的字,字虽相同,但意义迥异,如恒字在汉代、唐代、宋代均避,各因于汉文帝刘恒、唐穆宗李恒、宋真宗赵恒。空间上,中国的避讳之规到其他国家往往无效。

1912年以前,中国古代因避讳所改之名,多数复其原名,不再使用讳改名。以清代康熙皇帝玄烨为例,为避其讳,当朝改玄为元,东汉学者郑玄、元代学者欧阳玄,在清刻本中作郑元、欧阳元,但现在的出版物中,则当时因康熙帝讳所改之元字,均复为玄字;当时因此避讳而缺笔之玄、絃、晔,均写作正确字。古代文学史中提出神韵说的清代文人王士禛为避雍正帝胤禛讳,改禛为祯,现在高校通行的马工程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中均写作王士禛。正因避讳覆盖的时间、空间都有一定限定,过了相关的时间空间,因讳被改之名,多实现了正名的复归。

当然也有个别避讳名在改后持续使用下去的例子,均各有原因。有些是因为改朝换代后原名不再继续使用,当然也就没有再更改回去的必要,比如官名、年号;有些则是已形成称呼习惯,如地名、书名等,为避免引起指代混乱,这些讳改之名本没有复原旧名的必要。但有些书依然放弃讳改名,而复用本名,如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在唐代为避太宗李世民讳而改为《齐人要术》,现在多数人都不知此书还有这一曾用名。因避讳而生的错误、误会、浪费的人类必要劳动时间可想而知不在少数。

而北宋周濂溪(1017—1073,字茂叔)先后三次更名,历时一百多年,迄今在中国不同情形中仍用字不同,在东亚各国的古今史书中亦复如此,则是至今仍用讳改名的典型例子。 

周濂溪更名始末 

周濂溪因其故居前一溪名濂溪,世称濂溪先生,其学称为濂溪学。1241年,周濂溪与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一起获从祀孔庙的殊荣,濂溪学作为濂洛关闽之首在南宋末传入日本,元初传入古朝鲜后,在整个东亚思想史上都有较大影响。正因此,周濂溪之名至今仍然受到东亚学者的关注。

第一次更改:周敦实→周惇实。濂溪名字最早的写法,较为可靠的文献依据是宋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而该年表流传至今出现不同版本,形成两种说法,最常见的一种是濂溪原名敦实。濂溪父周辅成去世后,1031年,周敦实与同母异父的兄长卢敦文携母亲前往河南,依附舅舅郑向。因郑向皆以“惇”命名自己的孩子,故郑向改周敦实、卢敦文名中“敦”为“惇”,以示视如己出之意,也是为1036年奏补濂溪试将作监主簿做好准备,时濂溪19岁。明清多数濂溪学文献和康熙、道光《永州府志》中皆持此说。还有一种认为濂溪最初就叫“周惇实”,以最早的濂溪学文献——南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为代表。

第二次更改:周惇实→周惇颐。1063年,宋英宗赵曙(原名赵宗实)即位,为避其旧名讳,濂溪改“实”为“颐”,惇字不变。时濂溪46岁,此名使用10年后濂溪离世。此次更名为濂溪自改,史料无异议。

第三次更改:周惇颐→周敦颐。濂溪去世116年后,宋光宗赵惇即位,为避其讳,时人将“周惇颐”改为“周敦颐”。改字就等于改名,再改之敦字或源于濂溪父为其所取之名“周敦实”中,也算有所依凭。

在古代典籍中,“周惇颐”多见,“周敦颐”少见,其他两名不常见。南宋人因避讳替濂溪所改之“周敦颐”,在宋刻本中已被弃用,而复起用“周惇颐”。在明清多个濂溪学文献中也均作“周惇颐”,如明鲁承恩《濂溪志》、周木《濂溪周元公全集》、胥从化《濂溪志》、李嵊慈《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王会《濂溪集》、周与爵《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清吴大镕《道国元公濂溪周夫子志》、周诰《濂溪志》、彭玉麟《希贤录》等较为重要的几种。也有个别作“周敦颐”者,如清邓显鹤《周子全书》。古代朝鲜和日本多称濂溪先生、周濂溪、周子,极少直呼其名,古朝鲜金时习作有《周敦颐传》。

近百年来,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通行作“周敦颐”。以被选入中国义务教育七年级下册人教版语文教材的《爱莲说》作者署名为典型。也有个别作“周惇颐”者,中国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为代表,日本以关西大学吾妻重二为代表。作为研究东亚朱子学的知名学者,吾妻先生在其著述《朱子学的新研究》等中坚持使用“周惇颐”。

就此问题,当代学界同仁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是依现行习惯,继续使用“周敦颐”。中国以杨柱才先生为代表,韩国以成均馆大学崔英辰先生、建国大学郑相峰先生为代表。他们认为“惇颐”是对的,但在宋代就有“敦颐”的写法,且目前学界习惯已成,改字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第二种是没必要改,但要改也可以。以周建刚先生为代表,他说:“‘周敦颐’我觉得并不算错误。惇改为敦,是避讳皇帝,今天看来毫无必要。但改了几百年了,约定俗成,南宋以后都写成周敦颐。改不改都可以,我觉得没那么重要。”第三种是科普文化类著述为从俗从众可不改,学界则可改为“周惇颐”,还濂溪本人一个正确的名字。以粟品孝先生为代表,他说:“我喜欢从俗从众,所以还是用敦颐。但周的名字改成敦颐,已是周子死后的事了,所以很多人不认,学界应该把正确的书写还给周子。” 他还说,中国宋史研究会前会长王曾瑜先生也主张改成“周惇颐”。 

名学中的“周惇颐” 

出于迷信、畏惧、政治、礼制等多种原因的避讳,皆起于对名的重视。正名问题从孔子提出“必也正名”始就是儒学中的重要问题,苟东锋在《孔子正名思想研究》中指出:“正名体现的一是对言语名词确切性的注重,二是相信文字有一种神秘力量,期待文字正则教行,天下正。”其中不仅牵扯出正名、正实、正道的问题,又有名号、名分、名实、形名、名声等多种名学论题和人文内涵,交叉探讨于语言学、逻辑学、政治学、伦理学之中。

与人名避讳相关的主要是名号的文字写法和含义训诂,即名字解,从文字层面强调名的确切性。不同的字当然含义不同,之所以要改字,正是出于对文字本身的重视,郑玄甚至认为名等同于字。作为一种语言文字的名,意味着区别和界限,首先得有个确定的写法,否则其他问题无从落脚。在没有身份证号码准确定位一个人的古代,名字写法不同,往往就意味着人不同。所以,正名向来都是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在思想史上影响较大的濂溪来说尤其如此,正可谓实已至,名未归。

正名,必要探求名的本源,厘清名的内涵。敦与惇声训虽同,形训、义训却不同。循名责实的话,敦字使用于濂溪未成年时期,并无多大影响。然这是被濂溪本人放弃的字,于成年后的濂溪来说,堪称为不当之名。对濂溪来讲非常重要的郑向更换其名为惇字,其中蕴含着舅舅的关爱。这是濂溪成年后唯一没有更改过的字,是获得濂溪认可的正当之名,当为濂溪立身处世之名。若依宋刻本,则惇字是濂溪名中自始至终没有更改过的字,对濂溪来说更有符号性价值,假设能回到宋初面问濂溪,大概他会同意复其惇字。

在新旧时代的文化交接之中,濂溪先生的更名既有生前主动自更名,也有逝后被动更名,包含避帝王敬讳改字例和空字例。至今,其讳改名字和本名字都同时广布东亚,可谓古代避讳文化中古代学人更名问题的典型案例。现在,我们对姓名用字依然非常在意,名字仍是识别人的重要符号。时至今日,古籍整理工作可依底本见其旧,此类情况也将被一一揭晓,为我们探寻更加真实生动的古代社会开启一扇轩窗。(作者单位:天津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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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10日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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