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 理论研究

中国社会学学术体系创新的理论前提

沈华

2017年09月01日 12:00

刘少杰
《社会学评论》2017年01期

创新学术体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很多学者对此形成了共识,这在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发展史中,是一个可喜的进步。然而,要使创新学术体系付诸实践,却需要对中国社会学的学术现状做一个理论前提的深入反思,切实从学术传统、基本立场、方法原则和评价尺度等方面做到清楚的学术自觉,明确创新学术体系的基础与局限,然后才能清醒地迈出创新中国社会学学术体系的步伐。否则,学术体系创新很容易流于一场众人欢呼的空谈。
   
      一、中国社会学学术体系创新的首要局限
   
      学术体系亦可称之为学术系统,包括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方法原则和价值取向,学术成果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评价尺度,学术队伍的学术派别、学术传统和学术传承等。如此看来,学术体系创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性或整体性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涉及很多方面的因素。不过,尽管学术体系创新涉及多方面因素,而且有些因素是不确定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并且是任何学者或任何流派都不可回避的,即明确认识学术研究的思想理论基础、理论思维方式和理论评价原则,这是实现学术体系创新的先决条件,亦可称之为理论前提。
   
      可以说,在中国社会学界已经基本达成推进学术体系创新这一共识的新形势下,人们对开展学术创新的理论前提并非已经明确,而这正是有效开展学术体系创新的首要局限。道理并不复杂,虽然学术研究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学术研究必须从特定的思想理论基础出发,在某种学术传统的影响与承继中开展理论思维,并依据某种价值原则对已经形成的学术成果开展理论评价。不过,尽管当代中国社会学对自己的思想理论基础、理论思维方式和评价原则缺乏深入反思与总结,但当代中国社会学主流的这些理论前提都是实际存在的,只不过没有清楚自觉地概括出来或表述出来罢了。
   
      事实上,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理论基础、理论思维方式和价值评价原则,就是具有经验主义和操作主义特点的实证社会学。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是在努力借鉴实证社会学的基础上重建起来的。应当承认,注重经验考察和强调实践操作的实证社会学传统,能够在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初得到高度重视,与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对社会学的实际需求是分不开的。当时中国社会刚刚经过“文革”的十年浩劫,不仅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处于十分落后的局面,而且大量社会问题也亟待回答和解决,植根于发达国家之中又以重事实、重操作和重实效而著称的实证社会学,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社会学重建的模本。
   
      笔者并不反对学习借鉴实证社会学,但认为单纯效仿经验主义和操作主义的实证社会学,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并试图实现学术体系创新之时,还是坚持重建之初的道路或模式,就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严重局限。并且,经验主义和操作主义并非是实证社会学的本质特征,至多不过是实证社会学的一种流派或一种风格。实证社会学在创立之初并非单纯强调经验观察和操作对策的研究,而是主张从经验事实出发,在清楚了解经验事实基础上经过理论思维,上升到对事物本质与规律的把握,实现揭示现实矛盾、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追求。孔德曾强烈地指责经验主义者对社会现象的表面观察与直观描述:
   
      自从想象始终从属于观察被一致承认为任何健全科学思辨的首要基本条件以来,一种拙劣的解释常常导致滥用这一伟大的逻辑原则,使现实的科学蜕化为某种若干支离破碎事实的无谓堆砌,其主要功能是仅仅提供局部的精确性。因此,重要的是要好好领会这一点:归根结底,真正的实证精神与神秘主义也与经验主义相去甚远,它总得要在这两个同样有害的谬误中走出自己的路来。……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奥古斯特·孔德,1996:11-12)
   
      为了预测而观察,这个实证精神的根本追求决定了实证社会学研究不能停留于对经验事实的单纯描述和对实际问题的操作对策上,它不仅要求实证社会学研究在观察经验事实的同时进行理论思维,而且还要有对未来的推论与判断。因此,实证社会学也要开展思辨、解释、推论和评价。也正是为了实现这个原则,孔德和迪尔凯姆等早期实证主义社会学家,都不仅有对经验事实的观察,而且也有理论概括、意义阐释、价值评价、道德教化和理想憧憬,这与被经验化和操作化的实证社会学有明显区别。
   
      从经典实证社会学的建立初衷和根本追求来看,实证社会学同解释社会学、现象学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等社会学传统并非没有交叉和沟通的途径。事实上,很多非实证社会学在理论概括、意义阐释、价值评价和道德教化等方面不仅同实证社会学有不同特点,而且常常还要优于实证社会学。特别是对于处在复杂分化、快速变迁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单纯注意事实描述和对策分析的社会学研究,一定会面临很多无法回答的问题,难免常常停留在直观描述和简单对策层面。而如果能够吸收解释社会学、现象学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社会学的观察分析、理论概括和意义阐释等方面的能力都会大为提高。
   
    进一步说,单纯注重经验描述和对策分析的社会学研究,是不可能实现学术创新的。社会事实在不断地变化,社会问题也在不断地生成,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在不断变化的个别事实和社会问题中发现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规则、规律乃至必然趋势,并以明确的概念逻辑或深入的理论分析做出清晰而充分的理论阐释,在对事物的进一步变迁和发展演化中预测未来、引导现实。并且,也只有这样开展学术研究,才能使社会学不断面对新事物,回答新问题,进而持续地创新自己的思想理论。
   
      二、清末民国社会学学术创新的历史经验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前提的局限,还可以在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变迁中揭示其生成的原因和演化线索。如果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做出认真考察,不难发现单纯效仿经验主义和操作主义实证社会学的理论局限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学发端之时,单纯强调经验描述和操作对策的理论局限并不存在;而在民国时期,虽然有一些学者积极引入实证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但仍然有社会学家在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开展了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学术创新。
   
      笔者在考察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发端时曾指出:“中国社会学具有汇集百川的学术胸怀,而这种广阔的学术胸怀在其开创之初就通过严复和康有为得到了展开。”(刘少杰,2007:6)严复是引入西方社会学第一人,并且他引入的是比孔德更强调实证主义客观原则的斯宾塞社会学。然而,严复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斯宾塞,而是根据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在承继中国学术传统中把斯宾塞的实证社会学译为群学,凸显了社会学聚合民众、整合社会的价值理想。严复对斯宾塞的重构性译介,不仅实现了中西学术的交融,而且还表现了对四分五裂的中国社会的整合愿望与价值引导,而这本身就是融贯中西的学术创新。至于严复辩证中西的学术立场,活力、合群的社会进化观,“群己权界”的自由观等思想理论,都具有十分明显的学术创新。
   
      如果说严复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主要表现为重构性地把西方社会学引入中国的外引性,那么康有为对中国社会学的主要贡献则主要表现为发掘中华学术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古为今用地创新社会思想理论的内源性发展。康有为也接受了西方学术的很多影响,但他更多的努力是把西方学术的某些思想观点融入中国学术传统之中,在维新变法实践中阐发了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学思想。康有为对今文经学的继承与发展,托古改制的社会理想,去界求同的社会制度批判,处处表现了积极承继中华学术传统的学术风格。
   
      梁启超吸收了严复和康有为从西学和中学两个角度阐述的社会思想精华,更加深入地总结了中国学术传统的演化趋势,直面中国社会矛盾或社会问题,阐述了大量具有古今交汇、中西交融学术风格的社会思想理论。梁启超关于群体进化的“新史学”,以群术治群的群学理论,过渡时代的民族国家理论,化育新民的社会重建理论,这些充分表现了开拓性、创造性的新思想、新理论,不仅是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里程碑,而且也是对中国社会学的创立与发展具有重要贡献的新篇章。
   
      时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学开始了学科化发展。一批具有欧美和日本留学经历的青年学者,虽然没有接续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学术传统,而是模仿欧美社会学的研究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开展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但这个时期也不乏在中西比较中开展具有创新性研究的学者。梁漱溟、费孝通、潘光旦等人是这个时期对中国社会学学术创新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代表,他们学贯中西、善于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揭示中国社会的本质特点,借鉴西学又不简单模仿论证,而是立足本土社会,史论结合地阐述了很多具有丰富创建的社会学思想理论。
   
      近几年,很多学者开始重新认识民国时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成就,总结和阐释民国时期一些著名学者的理论创新和学术成就,得出了一些令人深省的结论。对中国社会学而言,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社会学近年对梁漱溟和费孝通等人思想理论的研究,也属于对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研究的一部分。梁漱溟关于中国文化路向、伦理社会和乡村建设等方面的思想观点,费孝通关于乡村社会的熟悉关系、差序格局、礼俗秩序和生育制度等方面的论述,都是在民国时期阐述的具有明显学术原创性和理论创新性的学术成果。正是在对梁漱溟和费孝通等人的民国时期思想理论的研究,中国社会学界关于文化自觉、理论自信和学术创新等社会学本土化追求逐渐形成了学术热潮。
   
      在一篇题为《“民国学术热”意味着什么?》的文章中,作者试图概括民国学术的重要意义:“民国时期,现代学术的先辈开始了新的学术传统的建构。重要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崇高品德,也不是因为他们以废寝忘食换来的等身的著作,而是他们能够在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的环境下,保持沉静的心灵和自由的思索。”(乐爱国,2015)在我看来,仅从民国期间学者身处困苦而不忘学术追求的执着精神,去评价民国学术的重要价值还远远不够。民国学术的最重要价值在于,像梁漱溟和费孝通等一些学者那样,在内忧外患的艰难时代,坚持在中西文化以及中西经济社会条件的比较中,揭示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积极吸收古今中外学术精华,立足本土实际创造具有中国实践根据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
   
    开展中西文化或中西社会的比较研究,是民国社会学能够创新学术的一个必要前提。事物的本质特征都是在比较中才能发现和揭示的,对于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这一点更不可轻视。不能明确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就不能清楚怎样植根中国实际地开展社会学研究,否则,即便深入了田间地头、街头巷尾,也未必能够发现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得出揭示中国社会矛盾关键的结论。然而,欲认识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不把中国社会同其他民族社会进行比较是无法认识的。特征是差别,社会的差别是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制度体系、价值理想、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比较中被识别的。从梁漱溟和费孝通等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很多有重要创新的思想观点,都是在中西文化或中西社会的比较中进一步阐发的。
   
      三、重返立足本土、汇集百川的创新之路
   
      注重对社会现实开展深入实际的经验研究,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一个普遍的特点,也正是这个特点使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能够不断发现新事物、提出新问题。因此,就立足本土实际而言,当代中国社会学具有比其他学科见长的优势。立足于复杂变迁和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是学术研究能够不断面对新问题、创新学术理论的必要基础和重要根据。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社会处于空前的复杂变迁与快速发展之中,这为社会学发现新问题、创建新理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现实基础和充分根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直面中国社会深刻变迁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并没取得令人瞩目的学术创新。原因何在?这就涉及到社会学学术创新的另一个基础——理论基础,如果理论基础准备不足,即便现实社会存在再多重大问题也未必能够被观察者及时发现,或者即使发现了一些重要社会问题,也不一定能够对其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做出深入探究。一个富有学术创新能力的学科,其理论基础不仅具有学术积淀的深厚性或充实性,而且还应具备思想观点和学术流派的多元性、开放性和兼容性。无论哪一个学科,学术创新离不开学术思想的活跃性,而学术思想的活跃性只有在具有差异性的思想理论或学术流派的充分交流中才能生发出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学在这一点上明显是薄弱的。
   
      当代中国社会学在多元性、开放性和兼容性等方面,不仅同民国期间的社会学研究相比明显逊色,而且同当代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态势相比也明显不足。自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社会学出现了很多在反思中创新重建的社会学流派,并由此而使西方社会学呈现了多元性、开放性和兼容性。以哈贝马斯、埃利亚斯和乌尔里希·贝克为代表的当代德国社会学,不仅发扬了德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和解释学等学术传统,而且还吸收了美国后工业社会理论、常人方法学,法国知觉现象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思想理论,他们阐述了具有深刻见地和重要实践意义的社会交往理论、文明历史演变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
   
      福柯、布迪厄、鲍德里亚等人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批判了实证主义社会学,吸收了德国现象学、解释学、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在知识、权力和话语实践,场域结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消费社会和符号价值消费等方面阐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社会学理论。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很多法国社会学家在实证主义故乡对实证主义开展了激烈批判,布迪厄等人甚至明确宣称自己从实践立场出发开展社会学研究,明确地表明了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深刻联系。
   
      吉登斯等人为代表的当代英国社会学,综合了欧洲大陆社会学和美国社会学的优秀成果,使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与其他国家的各种社会学传统发生了更广阔的学术综合,在当代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心理变化、社会信任与社会认同危机,全球化、信息化、时空脱域和高风险社会等方面做出了具有广阔理论视野和重大学术创新性的理论建树。汤普森(约翰·B.汤普森,2005:1-29)把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同当代文化影像化转变联系起来,阐述了信息化和影像化时代的新意识形态理论。弗格森(哈维·弗格森,2010:1-14)在德法现象学基础上,结合当代社会生活的实际变化,阐述了内容十分丰富的现象学社会学思想理论。
   
      美国当代社会学也出现了积极吸收其他国家社会学优秀学术成果的新态势,美国的制度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社会网络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等新社会学流派,纷纷呈现了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新趋势,很多学术流派已经超越了单纯注重经验性和操作性研究的片面性,在经验事实描述和思想理论创新的统一中推进社会学的发展。哈维关于城市时空压缩和空间权利的论述,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的论述,都具有把欧洲大陆社会学同美国本土实际结合起来创新社会学理论的重要贡献。
   
      总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当代欧美社会学已经呈现了走向综合、深化创新的崭新趋势,其理论视野、概念框架、方法原则、价值取向和基本内容,与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西方社会学相比,有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西方社会学的这种发展变化,十分值得当代中国社会学思考借鉴。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发展、复杂变迁时期,直面中国社会问题的中国社会学需要借鉴多种社会学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对十分复杂的中国社会矛盾做出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才能形成既能深入实际又能理论创新的学术研究。对学者个人而言,可以针对个别的研究对象作出术有专攻的个性化研究,但对一个学科的学术体系而言,特别是对一个立足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矛盾复杂的大国的社会学学科而言,没有博采众长、吸纳百川的学术胸怀,不能在多种学术传统、学术流派和多样学术立场、方法原则的多元并存中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学术体系创新不过是天方夜谈。
   
    作者简介:刘少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7年09月01日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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