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青铜剑研究综述
钱翥
2016年09月08日 00:00
李龙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 年 6 月
剑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冷兵器之一,在中国兵器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百兵之君”的称号,其影响极为深远。巴蜀青铜剑则是我国古代青铜兵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专家学者在巴蜀青铜剑的起源、品种分类与分期以及纹饰等方面研究颇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拟对巴蜀地区青铜剑的重要研究成果作一梳理和综述,以期对青铜剑研究有所裨益。
我国青铜兵器在商周时期已臻发达,惜无著述流传,汉代所著《考工记》继承商周文化,对于合金之术有所论及,但十分简略,而且仅仅涉及到周末之兵器,而青铜剑是青铜兵器众多类型中的一种,自然论及很简略。但就其专著而言,目前似乎还没有,只是在青铜器或者青铜兵器的研究中学者有所提及。著名考古学家张之恒先生在《中国考古通论》一书中,对商代青铜器的铸造、分类、分期及其特征都有所论述,在商代青铜器的分类中,作为兵器的青铜剑只是顺带提及,尚非其论述的重点[1]。但是青铜剑在中国兵器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极为深远。因此,杨泓等在其著作《中国古代兵器与兵书》中说: “铜剑,有‘水试断鸿雁,陆试断牛马’的美誉。”[2]马承源先生在《中国青铜器》一书中,结合诸家将剑各部位命名,把剑身部分分为锋、脊、从、锷、腊,把剑把部分分为茎、格( 镡) 、首、缑,并将剑的形制发展分为早期短剑、薄腊无格圆茎剑、无格斜从扁茎剑、厚格剑、薄格剑五类[3]。随后,周纬先生是中国古代兵器研究的集大成者。先生穷三十年之精力,收集大量文献资料,观摩实物兵器,著有《中国兵器史》一书,系统研究了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源流、形制流变及制作工艺,并汇集了大量兵器实物图片,图文并茂,全面展示了自夏以降,由铜剑到铁剑的兵器发展史[4]。该书范围之广,用功之深,堪称力作。
一、巴蜀柳叶形青铜剑的起源研究
在巴蜀地区的青铜剑中,以柳叶形为剑身的青铜剑是使用最为普遍的青铜兵器。那么,西南地区柳叶形青铜剑究竟起源于何时? 它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外来品? 如果是外来的,它又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传入古蜀文明区的? 这些问题有待专家学者深入研究。至今,关于柳叶形青铜剑在中国出现的最初年代是在商代这一点上,学术界的看法基本上达成一致。但是对于柳叶形青铜剑的发源地,学术界争论仍然比较激烈。以童恩正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柳叶形青铜剑可能起源于中原地区,他在《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研究》一文中,以巴蜀地区扁茎无格青铜剑广泛见于陕西、北京以及甘肃等省市的西周墓中,并由此推断该型青铜剑有可能发源于中原地区,传入巴蜀地区后逐渐与地方风格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了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柳叶形青铜剑[5]。基于此,江章华先生有不同的看法。他在《巴蜀柳叶形剑研究》一文中,将巴蜀地区已出土的 100 多件柳叶形剑进行了分型分类的研究,提出了柳叶形剑本地起源说的观点。他还认为巴蜀柳叶形剑对湖北、陕西、中原等广大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兵器的性质是与巴蜀地区的自然条件紧密结合的产物[6]。孙华先生也认为柳叶形剑为巴蜀地区所特有[7]。田伟先生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8]。而林必忠先生在《试论柳叶形青铜剑的源流》一书中,通过对已出土的柳叶形青铜剑作一统计与研究后,得出了柳叶形青铜剑在陕西宝鸡出土数量最多,使用时间最长,而且延续的时间也最长,并以西周中期为下限,从而进一步推断柳叶形青铜剑可能起源于陕西宝鸡[9]。朱世学先生对林先生的观点持肯定态度,他在《巴蜀柳叶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中指出: 仅以成都十二桥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三件柳叶形剑来断定巴式柳叶形剑起源于巴蜀地区不够科学,缺乏足够说服力。不管从文化演进的规律还是从巴式柳叶剑出土的年代看,柳叶形剑都应该是起源于陕西地区,尤其是宝鸡[10]。而王炜先生在《三星堆器物坑出土人身形铜牌饰辨析———兼论巴蜀地区柳叶形剑及剑鞘的起源》一文中,把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文物作为切入点,详加考辨,最终提出了多元起源说[11]。虽然存在争议,但是大多数学者都对柳叶形青铜剑起源于中国这一观点表示赞同。
最近,有一些学者对柳叶形青铜剑的来源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卢连成先生在《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一文中指出,青铜剑在西亚杰姆代特文化出现的年代为公元前3100—公元前 2900 年,是当时普遍使用的短兵器,认为中国的柳叶形剑可能受到西亚杰姆代特·奈斯文化以及后来的苏美尔—阿卡德青铜文化的影响,经伊朗高原传至中亚、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12]。林梅村先生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并且在《商周青铜剑渊源考》一文中,进一步认为柳叶形青铜剑是由印欧人于公元前2000 年迁徙到罗布泊和哈密盆地时随同带至,并认为“剑”是吐火罗语月氏方言,在陕西长安张家坡、贺村、甘肃灵台百草坡,以及北京琉璃河等地西周早、中期墓中出土的柳叶形青铜剑,应是周人所接受的北方草原文化影响所致[13]。这一新观点的提出,使以前没有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鉴于此,段渝先生在《商代中国西南青铜剑的来源》一文中,根据近年来大量出土的考古文物,通过对中国西南与中原和北方系青铜剑以及与印度和近东青铜剑进行概略比较的方式,对中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来源问题作了深入研究,认为柳叶形青铜剑起源于公元前三千纪的近东文明区,这种剑型由西亚、中亚,从伊朗通过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进入南亚印度地区,再从印度地区辗转传入中国西南[14]。段渝先生在文中还分析了中国西南柳叶形青铜剑来源的路径为何只有南方一条。鉴于此,周勇先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古巴蜀柳叶形青铜剑来源再探》一文中通过对西南地区出土的柳叶形青铜剑与中亚“塞伊玛·图尔宾诺类型”出土的青铜短剑详加比较,认为柳叶形青铜剑是分南北两条路线辗转传入古巴蜀地区[15]。我们相信,随着大量地下文物的发掘,西南地区柳叶形青铜剑起源的时间、传播路径、分布范围必将呈现在我们面前。
二、巴蜀青铜剑的品种分类与分期研究
在对巴蜀青铜剑品种分类与分期的研究方面,童恩正先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 20 世纪70 年代末,童先生撰写了其力作《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研究》。他认为可以将西南地区青铜剑类型划分为巴蜀系统和西南夷系统,并在这两系统下对青铜剑制作的年代、类型以及分区作了深入探究,同时对我国古代西南地区的阶级关系、民族迁徙、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也有论及[5]。随后,江章华先生在《巴蜀柳叶形剑渊源试探》一文中,将巴蜀柳叶形青铜剑分为 A、B、C、D 四种形制,并指出虎斑纹多见于剑身较宽、圆柱形中脊、脊侧有较宽血槽的 A 类[16]。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以及巴蜀柳叶形青铜剑的大量出土,江章华先生对柳叶形青铜剑的认识更加深化,进一步将柳叶形剑划分为六型,并将其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商代晚期( 初始期) 、西周早期至战国早期( 发展期) 、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 成熟期) 、秦至西汉早期( 衰落期)[6]。继之,吕建昌先生对商周之际到战国末期的巴蜀地区扁茎柳叶形青铜剑的形制作了进一步研究与分类,在其《先秦巴蜀青铜兵器研究》一文中认为可以将其分为六型九式[17]。而张继合先生在《春秋战国剑文化研究》一文中认为,巴蜀地区青铜剑在战国时期形制变化并不大,都是柳叶形青铜剑,并以有无圆柱形脊和血槽将其划分为两大类[18]。张鹍先生从之[19]。
三、巴蜀青铜剑的纹饰研究
巴蜀地区青铜剑上最常见也最典型的纹饰当属虎纹和手心纹。几十年来,专家学者对其研究用功颇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虎纹也叫虎斑纹,这种纹饰只见于巴蜀地区青铜兵器的表面,多以黑色、银色为主,有规则和不规则之分。对于虎斑纹的制作工艺研究方面,何堂坤先生是较早研究巴蜀式铜兵器虎斑纹的著名学者。他在《部分四川青铜器的科学分析》一文中,通过对两件戈上的虎斑纹的初步研究,提出了巴蜀式铜兵器表面虎斑纹的制作工艺可能系采用鎏锡铅而成[20]。马承源先生也基本赞成此观点,并在其名作《中国青铜器》中进一步指出: “巴蜀式青铜剑上的虎斑纹应是采用分铸法中的后铸法铸造而成的,它是将熔融的含铅量较高的锡铅合金流填在预留于铜剑表面的凹处,冷却而成的。”[3]曾中懋先生通过取样、分析、讨论的方式,将巴蜀青铜剑虎斑纹纹饰的制作研究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他在《巴蜀式青铜剑虎斑纹的铸造工艺》一文中认为先在剑的外范上铸成凹凸状,铸剑完成后,在剑未冷却之时先投锡铅液,再投锡铅合金液中熔融,待冷却后,对青铜剑面进行精心打磨,从而形成了银白色反光的斑纹,此即虎斑纹[21]。其用功之深,研究之详,是近几十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此外,国外著名学者约翰·特威利和亚历山大·科索拉波茨针对私人收藏的巴蜀青铜剑使用双减显微镜、X 衍射、X 荧光等技术手段作了现代科技下的深入分析,他们认为青铜剑上的虎斑纹是使用锡贡剂法所获得的[22]。这对于我们研究青铜剑的纹饰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和方法,有助于探究其真相。美国著名学者 Chase 在研究蚀刻纹饰兵器时认为,青铜兵器( 主要是剑和戈) 的纹饰部分不仅含有铜、锡、铅等基本元素,而且含有足量的铁元素,并由此推测该纹饰是由于化学药品比如三氯化铁溶液刻饰的结果[23]。曾中懋先生通过对巴蜀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地址出土的铜剑、铜矛、铜觚进行了发射光谱成分分析,都发现微量元素磷的存在,并通过与中原地区青铜兵器所含合金成分的比较,最终坐实磷乃巴蜀式青铜兵器所特有的合金成分[24]。对于柳叶形青铜剑上出现虎纹的缘由,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与巴蜀地区先民“崇虎”有关。朱世学先生持此种观点,并进一步指出“虎”是古代巴族尚武善战民族精神的象征[10]。吴怡先生在《试析巴蜀青铜器上的虎图像》一文中,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研究后,认为巴蜀青铜器上的虎纹是华夏族对蜀地的影响所致[25]。杨华先生在《巴族崇“虎”考》一文中,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考证出了虎纹、巴族、巴人崇虎三者之间的联系[26],有力地推动了巴蜀青铜剑的虎纹的研究。
巴蜀青铜剑上的手心纹因其纹饰特殊,同样引起了大量学者的广泛关注,对其研究的起步也甚早。卫聚贤先生率先提出了“手心纹”的说法,但卫先生并未对手心纹作过多的解释。随后,邓少琴先生、徐中舒先生对手心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①。纵观老一辈学者对手心纹的理解和看法,他们似乎都尽量将手心纹与巴蜀历史文化紧密联系起来,从历史性、民族性寻找根源。陈宗祥先生在《巴蜀青铜器“手心纹”试解》一文中,通过对民族地区的调查与研究,认为“手”纹是制刀工匠的徽帜,“心”纹指藏族宗教的白海螺纹,也可以称其为八吉祥纹,有着吉祥如意的文化内涵,并大量引证《史记》《汉书》《三国志》《南齐书》《新唐书》等正史史料以及考古文物,还考证出了白海螺纹乃藏族族徽[27]。此观点一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纵观青铜剑上的手心纹饰研究,专家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意义、内涵的阐释,较少关注其制作工艺。总的看来,专家学者在巴蜀青铜剑的纹饰释义、制作工艺等方面仍处于争论之中,随着考古学的深入和高科技手段的运用,我们相信许多未解之谜、争论之题必将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四、巴蜀青铜剑研究特点及展望
巴蜀青铜剑在我国兵器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纵观几十年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专家学者对巴蜀青铜剑,尤其是极富特色的柳叶形青铜剑的起源、品种分类与分期、纹饰、制作工艺等方面研究成果突出。但是许多问题至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如柳叶形青铜剑的起源、纹饰释义、制作工艺等。基于此,笔者拟提出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第一,随着考古学的不断深入,考古新材料的不断涌现,强化出土实物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 第二,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双减显微镜、X 衍射、X 荧光等; 第三,拓宽研究视野,将巴蜀青铜剑的发展演进过程与巴蜀历史文化演进过程乃至中华民族的演进过程结合起来; 第四,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吸纳国外考古学的有益经验,推动巴蜀青铜剑乃至国内考古学的研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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