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一味”的文艺风貌
胡小文
2025年09月10日 02:29
白浩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追求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一层面，马识途的“夜谭文学”是新时期以来文坛的“独一味”，“夜谭”不仅在社会经验层面具备坚实的生活土壤，更重要的是其对地方性审美趣味的内在把握，用马识途自己的话说：“我是四川人。四川人有四川人的气质……这就使我的作品具有一种‘川味’。”无独有偶，在近几年的文艺现场，具有“川味”风格的爆款作品不断涌现，从短视频领域的李子柒、音乐界的刀郎到饺子导演的动画电影《哪吒》，现象级的作品层出不穷，这些“热闹”同时也提醒我们理应关注当下巴蜀文艺井喷效应背后的深层逻辑。
独特的文化人格体系
文艺作品本质上是人的文艺，其所塑造的形象最吸引人的还是人的形象，人的形象既是作家最为熟悉的、亲近自我生活的投射，又是最能寄托作家美学理想的化身。不同的生活经验、体验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提供了丰富的主体性发展的可能性，中国的多民族、广地域以及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提供了文艺的多层级推动力量，而巴蜀文化正是这样的特色资源之一。
从地理单元来看，四川的高山造成蜀道难的分割阻隔，而盆地峡谷也形成“号为天府”的富庶之地。巴蜀文化既具有盆地文明的封闭性与自足性，也因其长期独立于中原文化而具有边缘文化的离心传统。这犹如一个坛子在酒窖里的发酵一样，巴蜀地区不光具有原料性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形成了独特而又浓郁的巴蜀历史、民俗以及文化风格，演化出了任性自由与反权威精神的文化人格体系。边地意识是非主流的、封闭的，同时也指向自在逍遥的生存美学以及自足倔强的人格特质。
这种双面合一的人格综合体特色鲜明，在现实生活中具有自相矛盾的喜剧性，而在文艺作品中，则是天然、独特而丰富的“这一个”与“独一味”。其文艺体现一方面是近代保路运动大乱下李劼人所描绘的 “死水微澜”，另一方面则是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邢幺吵吵的名言“老子这张嘴么，就这样：说是要说的，吃也是要吃的”，“乱整吧，老子大家乱整”。这正如原始生命野性无序的喷涌，是充满世俗反抗与民间文化狂欢的巴蜀宣言。巴蜀多狂生，从古代来说，有李白的狂傲放诞、苏轼的达观自适；从近现代来说，有邹容的“革命军”“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以及郭沫若笔下“我把日来吞了/我把月来吞了”的天狗，女性的个性解放既有李劼人“死水微澜”里泼辣的邓幺姑，也可以延续到当代网络热词“川渝暴龙”的“老子蜀道山”。
由此可见，动画电影《哪吒》里以魔丸为底的“吒儿”的个性魅力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何况魔丸与灵珠的二元综合体才更接近于巴蜀民间文化人格的综合立论。刀郎独树一帜的批判锋芒、李子柒的生态闲适都闪耀着巴蜀民间文化人格的丰厚底蕴。巴蜀提供了大熊猫式的温润安全与闲适丰饶的生存环境，也孕育出道法自然与现世肉身化的民间生存方式，闲适幽默的茶馆文化、麻辣火爆的火锅文化、川菜、川剧都是多元融合的高适配创造。在马识途的“夜谭文学”系列中，任性自由而又反权威的众民间人物、众声喧哗的“书场效应”，也都不过是将巴蜀街头、茶馆、火锅店那些具备“独一味”风范的人物搬进小说而已。
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支撑
在塑造丰富的人、讲好川味故事的背后是丰富的文化资源支撑。雄奇的高山峡谷形成天然的地理分割，一山之中因高度不同，形成地貌上的小单元的分割，相应地造成地貌的多样性、生物的多样性，以及经济生产的多样性，由此而产生族群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样性。一方面，从静态的生态资源来看，西南地区形成了地理学与生物学上的生态博物园系统。这里的海拔、气候、动植物物种等均相差极大，兼具热、温、寒多种气候和生物带，以致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来描述这种垂直差异的气候系统。在西方人最早的香格里拉梦——《遥远的地平线》中，希尔顿所描述的人间天国——香格里拉的外面是雪山与冰川，山谷里则温暖如春，这种神奇地貌有着西南生态特征的支撑。另一方面，从动态的文化资源来看，西南地区则形成了族群与文化的博物园。地貌分割造成诸多民族大混居、小聚居的格局，多民族文艺是巴蜀文艺的基本支柱之一。阿来的文学创作已众所周知，截至2024年，四川共有25部作品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在全国位居前列，在2025年春晚的童声合唱《玉盘》和2024年获“五个一工程”奖的童声合唱歌《小花》中，分别引入了彝族、藏族生活内容和音乐元素。
尤为重要的是这些资源存在形态的独异性。从地理到自然生态的多样性既决定了文明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明开发的复杂层级。因为西南山地的封闭性和西南社会发育的不完全状态，这里的族群文化认同也呈现出鲜明的动态共存性，人类学称其为涵化状态，有人比喻它如同一根燃烧炭化的木棒一样，部分是已经完全燃烧的白色灰烬，部分正在燃烧，还有一部分则仍是未曾燃烧的原生状态。因为这种难得的丰富性，西南地区成为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田野样本的热点区。
自近代以来，科技为西南开发插上了翅膀。交通建设的大力发展成为破解蜀道难这一千年大难题的关键因素，科技发展促使人们对于山地的认识与开发能力增强。现代社会通信、信息传播更加畅达，尤其是网络的发达使得整个社会全方位进入信息共享社会。从文艺的创作方式与传播形式来说，新的技术条件、新的艺术形态、新的信息共享使传统的艺术生产力发展障碍一一破除，多艺术门类的跨界融合创造出了许多新的文艺形态，电影、电视、戏剧、音乐、舞蹈、短视频等多模态文艺空前繁荣。马识途“夜谭文学”的广泛传播就得益于电影的传播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附丽于《让子弹飞》而飞了起来，跟着红火起来”。
现代社会自由宽松的文化语境有利于巴蜀民间文化资源的爆炸式释放。在历史上，西南区域的政权控制和儒家教化均相对较弱，四川的道教文化、袍哥文化十分兴盛，形成其自由与反权威的精神基因。近代以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西南文化与文学的原始野性获得了充分的爆发契机。当代，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物质的极度繁荣，市民社会与民间社会的地位空前提高，文化艺术消费需求升级，闲适幽默的生活方式和泛审美化的生活成为新的美学浪潮。后现代文化更强调发掘边缘的作用，传统的权力与文化秩序已被打破，这将创造出更为宽松和叛逆的外在语境，全新的价值坐标系与巴蜀民间文化资源的释放可谓是双向奔赴。
现代科技理性带来对世界的祛魅，全球化更带来现代生活方式的雷同与文化资源的庸常化，面临想象资源的衰竭，对于现代人而言，传统文化与地方文化由此具有稀缺的资源价值。尤其在“两个结合”重铸文化主体性引领下，民族性、本土性的文化资源更被推进价值重估与发掘再造的新空间。由谪仙人李白到东坡苏海而来的巴蜀艺苑，在传统艺术领域已有“自古诗人例入蜀”“入蜀方知画意浓”的箴言，在当代社会语境中，从“天狗”到“魔童”的巴蜀文艺将更加麻辣绚烂。
白浩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