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佐证：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共生互动

引言：华夏先祖昆仑族团分别向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大迁徙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著名人文史学家任乃强教授，依据对华夏文化源流的初步考辨指出：华夏古人类起源于青藏高原。他认为，我们的先祖只有一个民族即氐羌。氐羌族团始居于昆仑山北麓，大约在10000年至8000年前，华夏先祖族团由于物候变化的催迫，分两路大军分别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浩荡迁徙。这是一场历时两千年、绵延数万里、时走时停、沿途暂住流布、回旋往复、艰难曲折的长征，为了寻求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的空前选择。
    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量新的考古发现，以及国内外历史人文学者的多方面考辨，较充分地证实了华夏民族先祖起源于青藏高原并且向黄河、长江流域大迁徙的可能性。不仅于10000年至8000年前由昆仑山向黄河、长江流域移民，而且早在12000年前青藏高原一批先民亦沿黄河流域迁移并在今安徽、山东一带下黄河，组成艟艨帆船队和涕竹舟船队的混合编队出海，过日本三千诸岛抵达扶桑墨池汤谷日出国，艟艨船队过天之浮桥到达秘鲁和中美注入，乘涕竹舟到中美洲墨齿国，或向北穿过朝鲜海峡谷、日本海峡、千岛群岛、鞑靼海峡、阿留申群岛、阿拉斯加到北美洲，然后再南下，另一支经穿越白令海峡冬季冰桥到阿拉斯加再南下美洲。从血液、DNA样本和基因组序测定印第安人和南美洲人属亚洲黄色人种，从文化形构和图腾崇拜可以看到印第安人与中国彝族人有深远的渊源关系，墨西哥玛雅文明和秘鲁印加文明与亚洲东方文明特征惊人偶同，日本人寻根认为是今川滇一带纳西族的后代，朝鲜、韩国文化隐现着大量西羌文化的身影。本文将重点述及华夏昆仑族团沿黄河、长江迁徙而致的一系列共生文明及其对东方文化的辉煌创造所奠立的坚实基础，东方“(长)江(黄)河文明”的相互交融，和东方江河文明在世界古文明序列中的崇高地位，广汉三星堆文明与黄河长江文明的重要关系。
   
    上篇：黄河流域文明创生与流布
   
    古中国西北三皇伏羲、女娲、神农(炎帝)之后，5000年前，当文明曙光照临滔滔黄河和浩浩长江源头的时候，孕育出中华民族一个最伟大的英雄--黄帝。从此古中国步入英雄辈出、巨人崛起的“英雄时代”。先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无限崇拜把帝王将相酋长首领这些人传为神。
    座落在豫西黄河中游南岸的河南渑池县有一个神奇的村庄--仰韶村。“仰韶文化”遗址已发现1000余处，距今7000年到5000年，主要分布于渭河流域、豫西和晋南。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那些出土的红底上描绘着精美黑色图案的彩色陶片，在默默诉说着丰富的史前史，彻底打破了此前西方学者所谓“中国没有石器时代”的荒谬说辞。在仰韶轩辕黄帝铸鼎原，黄帝一统天下采铜在此铸鼎。那时人们已初步掌握了黄铜冶炼、红铜冷铸技术。
    仰韶发现的目光骤然擦亮，转向黄河下游的齐鲁地区，在城子崖“鹅鸭城”惊喜发现一处黑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揭开神秘面纱。这是继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里程碑。龙山发现的黑陶杯其中一只重不及50克，器壁厚处1毫米、最薄处仅0．3毫米，人们称之为“蛋壳陶”。“龙山文化”距今4600年到4000年左右。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京浦铁路复线工程动工意外挖出100多座大汶口墓葬，那远古灵魂6000多年的沉默后说话了。从昆仑山下来先期到达此地的先民部族中，6500年前以山东泰山为中心区域的大汶口人，创造了灿烂的中国东方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汶口勇敢而骠悍的男子平均身高172米，比仰韶文化的男子平均高出4公分。距今有5000年后，大汶口文化向北直达辽东半岛，向南扎入淮河流域直逼长江北岸。
    距今6700年前，从昆仑山先期到达豫西的仰韶人其中一支，回转选择了华山脚下一片沃土生存--那就是陕西半坡。这一支“仰韶人”成为了“半坡人”，营造着远古时代的东方伊甸园，宽8米深6米的一条大壕沟内由半地穴式向地面建筑过渡的房屋是既能防御又能生活的天堂。
    在甘肃、青海地区，人们又发现彩陶达至最高技术和艺术成就的“马家窑文化”，千变万化的彩陶纹样多达500余种。马家窑人是仰韶文化晚期距今5000年前，从炎帝部族后裔中分离出来的仰韶人的一支，他们回首西行驻足青甘，成为古史中记载的羌人的祖先。
    仰韶文化的另一支，应当属黄帝部族，沿黄河东岸与太行山麓之间的汾河北上，在今天河北省北部的桑乾河上游遇到了别一支文化的强力碰撞。处居辽西、蒙东南的喀拉沁左旗东山嘴--赤峰的“红山文化”，跨越年代为距今6000年到5000年。红山文化由此辐射吉林、河北地区。马蹄状玉发箍的出土地牛河梁积石冢是红山文化独特的墓葬形制，在积石冢旁边有一处砾石垒筑的三重圆形的三环石坛，外环正好是内环直径的两倍，来自于对冬至与夏至时太阳运行轨迹与运行速度的观察，派生出基于三环概念的中国传统宇宙盖天理论而反映了5000年前中国天文学最高成就。这片积石冢--三环坛分别祭地与祭天，就是中国最早的地坛和天坛!牛河梁一群神秘女人泥塑，其中最高一尊竟达5米，那威严而慈祥的老祖母形象就是人们对5000年前母系社会标志的先祖的顶礼膜拜。
    华山周围仰韶、半坡的黄帝部族形成黄河中游豫、晋、陕华夏“中州集团”。黄河下游泰山周围的大汶口、红山的东方部族形成“东夷集团”，东夷集团既有早于黄帝部族的炎帝部族支系，也有昊帝部落的太昊、少昊部族，还有一位显赫而神秘的英雄--蚩尤。昆仑--华山--泰山，在黄河流域的大迁徙的起点、中点和终点矗立着三大航标，一并成为华夏民族的圣山、神山和国山。
   
    中篇：长江流域文化创生与流布
   
    当黄河流域大迁徙分流驻行，沿途创造了辉煌文明的同时，长江流域仿佛是一片远离征战、和平建设的金色地带，人们误以为这一带尚处于蛮荒时代，而把由昆仑山下来沿长江流域迁徙流布的部族称为南蛮民族的“苗蛮集团”。与黄河下游龙山文化几乎同一时期，距离今4600年到4000年的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已出现环绕宽大壕沟的超过100万平方米的城池，并且制造出令今人惊叹和倾倒的鸟禽兽形精美玉器。
    同样在长江中游，洞庭湖一个偏僻村庄“城头山”，1996年发现一座高出地面5米、城内面积88万平方米的古城，引起考古学界的强烈关注。城头山埋藏着经过四次建造的古城，第一次最早的城压在最下面，依次是第二次、第三次、每四次，压在最下面的古城是距今6000年前所建。有着东西南北四座城门的古城，城墙顶宽13米，墙基宽度达35米，墙外护城河宽30多米，东门一条鹅卵石大路约最早把阳光引进城中。挖开厚厚淤泥，一处和而今一模一样的稻田及旁边直径2米深15米的圆形蓄水池，由一条山沟相通立刻显露出来。那时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稻作农业和彩陶艺术皆已出现。壮观的古城，精细的陶艺，鱼米之乡，这一切都显示着古长江文明的的高度发达。洞庭湖地区的种稻历史事实上可追溯到9000年前。从昆仑山下来沿长江流域东迁的一支先民可能比沿黄河流域东迁那一支更先到达中南和华东地区。
    沿长江而下，从昆仑山来到浙江东部沿海的宁绍平原余姚河姆渡，距今7000年前的华夏先民，在原达4米的文化层中，把河姆渡人的“河姆渡文化”故事堆积到今天。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对这里进行大规模发掘，如果将这里发掘的稻谷堆积换算成新鲜稻谷，足有12万公斤，差不多够500人吃一年。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饲养猪、牛，种植蔬菜，还把最珍贵的象牙雕刻成华夏民族共同崇拜的太阳鸟。初来此地，为躲避洪水和野兽害虫，用木头建起高高的房子，就象树上的鸟巢，与黄河流域半地穴式人居完全不同，河姆渡人在木桩上架设龙骨承托楼板，再在上面立柱、架梁、盖顶而成防水潮的干栏式房屋，过着亲密无间的集体生活，大房子足有160多平方米，他们就是“有巢氏”。他们建造房屋使用了非常先进的卯榫结构包括复杂的燕尾榫和带销钉孔的榫以及很高工艺水准的地板“企口拼接”技术--一直沿用至今的中国木结构建筑最基本的要素，在当时可能还没有金属的7000年以前的石器时代就成功发明，其工程的艰巨和人们智慧的高超，简直让今人难以猜想。
    长江下游泛太湖地区的浙江余杭“良渚文化”的发现和重新认定，揭开了距今5300年到4100年左右的缫丝技术和玉器制造之谜。据碳14测定，5000年前良渚人就已养蚕缫丝，7000年前这里就已有了蚕的形象。魅力四射的玉器多以透闪石、阳起石系列为原材料，称作比金属还硬的“软玉”，在还没有金属的石代，用什么方法刻画雕琢出如此繁缛而纤细的花纹呢?有的1毫米宽内竞微刻有5根线条，至今仍是不解之秘。
    由余杭北行到瑶山--莫角山，高出地面5至8米的长方形土台，面积30万平方米，至少需1万人工作一年才能垒筑完成，祭坛的东、西、南三面还有12座良渚人坟墓。这是一支良渚军队北伐至距良渚文化中心数百公里的苏北新沂而留下的战死纪念地，是良渚人与大汶口人激战的结局。
    话分两头，长江中游上段峡江地区，近年三峡工程文物抢救考古大开眼界，强力佐证着长江文化的悠久。丰都玉溪坪和忠县淦井沟哨棚嘴文化距今约4500年到7000年，反映出渔猎和农事兼有的经济形态，峡江地区与长江下游同时甚或更早地向新石器时期迈进。巫峡东段巴东楠木园文化、西陵峡东段城背溪文化、秭归柳林溪和宜昌杨家湾遗址，独特的刻画符号无法解读，应是早期文字的萌芽。巫山大溪文化清理墓葬208座、出土文物2000余件，屈肢葬和华美颈饰为长江新石器文化提供了特别的注脚。尤在忠县淦井沟，12米深的探坑底部往上数，自新石器时代、夏、商、周至宋、元、明、清每段地层，竟然堆积了5000年来绵延不绝的“中国通史”，是为绝无仅有的个例!三峡库区的考古发现使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长江，与黄河文化共生互动的长江文化，在长江三峡间如江水一样源远流长。长江三峡不仅是大江通道、自然画廊，更是中华文明和文明史的通道走廊。昆仑文化之一支一直沿长江上、中、下游流移，必经三峡。长期萦绕在考古学家脑海里“为什么长江上游成都平原距今4500年左右的城址竟与长江中游湖北石家河遗址的同时代古城址会惊人相似”的谜团，由此涣然冰释。长江文明的大发现，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摇篮只是黄河”的狭隘孤立的观点和说法。
   
    下篇：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和三星堆文明的奇崛形成
   
    前述“东夷集团”内部，长江下游良渚人与黄河下游大汶口人的殊死激战，最终结盟。结盟的前提是，东夷蚩尤联盟集团要与黄河中游与自己同样强大的黄帝联盟集团就要展开大战，矛盾关系转化了。在“黄蚩大战”发生前，炎帝后裔部族与黄帝部族结成“华夏集团”部族联盟。大战大约在5000年前于河南东中部始渐接触。战争与和平从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强权政治”是国家与国家间、部族与部族间的“国际关系”的本质。为了和平与发展，双方扩充领土，争夺财富，选择了战争以分高下。
    炎帝在世早于黄帝约600年，此前炎帝后裔部族同黄帝部族在结盟前也发生过小规模的争战。《史记·五帝本记》所载炎帝与黄帝当面打仗实则是“张飞打岳飞”一样的讹传。所谓“炎黄之争”和“炎黄结盟”都是炎帝后裔与黄帝之间发生的。“炎黄华夏集团”与“蚩尤东夷集团”的大战，即为历史著名的“涿鹿之战”。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在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交汇处，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文明的催生婆的这场黄蚩战争，在可能还没有金属的“冷兵器”即石兵器时代，同样残酷而壮烈。在5000年后挖出的将士腿骨上，依然嵌留着威力相当于一颗今天的手榴弹的石箭难以拔出!战争的的结果是：东部黄河下游与长江下游联盟集团，同中西部黄河中上游联盟集团达成共识，建立了涿鹿战后的大中华联盟，加强了政治、文化、经济交流与联系，共同融合为后来的华夏族核心，为夏、商、周三代文明奠立了最初的基石。涿鹿之战，使历经数千年的新石器铜石并用(当时只有黄铜和红铜)的“英雄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而且使黄河、长江文明互动相融更为深化。
    当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文明波谲云诡浩淼激荡地不断催生和发展，几被人们所遗忘的长江上游岷山地区岷江流域和四川盆地成都平原文明是否还在沉睡?从现有的考古发现，这一带以蜀地为代表的文明，最长也不过在距今5000年左右才显现端倪。其实青藏高原昆仑山北麓的氐羌族团，以及前文述及的马家窑人作为仰韶人的一支沿黄河回溯西行驻足青甘，成为羌人先祖，他们一部分从山口南下长江上游岷山地区的岷江流域，留居了一部分，另一部分沿龙门山脉南侧夹缝间经彭州来到川西平原腹心广汉三星堆，并且可能向北、向东、向西、向南散布延衍，逐渐影响至巴山西南、峡江地区、川东南黔江和湖南湘西地区。广汉三星堆原来并不发达的一、二期文化征貌和文物残片，说明当时古蜀川文明尚未显露惊人之处。但是，广汉三星堆同一、二期文化一道掩埋于祭品坑的完整全套精美异常举世罕见的庞大系列青铜礼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挖砖泥出土一不小心而惊震世界!此批器物掩埋于商代晚期，但从其形制、技艺、神貌、图饰符号及文化特征来探究，绝非巴蜀盆地当时的产物，而应是商以前的夏朝王室祭器。此前四川盆地尚未发现铜矿而无冶铜技术。连三星堆一、二期文化的陶片也零星而粗陋，根本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同位素碳14衰变测定对青铜器毫无办法，而只能对青铜器所埋藏的周围随葬的非金属物品和复土层进行测定而推断，故在不尽了解华夏文明源流和黄河长江文明互动交融关系的考古者，就尴尬地将三星堆(三期文化)青铜器姑且定为商代中晚期本土产生的，但又找不到更为切实的依据。问飞来文化源出何处?省外和国外许多专家学者尽皆茫然。
    其实早在1934年，当刚发现月亮湾石环不久，华西大学(川大前身)考古专家林名均就致信正在日本求学的郭沫若，郭当即复信称广汉三星堆古蜀文化与华北地区文化特征近似，可能曾有着接触和联系，那时并未发现精美的三期文化青铜组器，郭沫若敏感超人的悟性成为一直悬在新一代古蜀文化学者心空的钥匙。广汉三星堆三期文明青铜祭器的“文化飞来说”和“文物外来说”越来越响彻人们的视听空间。
    “蜀”最早究竟在哪里?《说文》：“蜀，葵中蚕也”；《左传·宣公十八年》：“蜀，鲁地也”；《左传春秋辞典》：“蜀为鲁地，在山东泰安西”……那么蜀为什么、于何时又在四川?
    如果说胡太玉将广汉三星堆比成《圣经》中伊甸园的想象还有些迷蒙的话，后来居上的古巴蜀文化学者白剑先生，是力排众议、富于实证、理性思辨与勇毅创见而探幽发微，揭示“广汉三星堆三期文明源自夏代并且从山东齐鲁古蜀地辗转而来”的第一人，对华夏文明的起源发展史和黄河长江文明共生互动史，找到大量的翔实依据和科学印证，解决了多少年萦绕于人们心中百思难求其解的广汉三星堆辉煌文明的源流问题，把华夏文明可考史和广汉三星堆文明史向前至少推进了数百年。白剑《文明的母地》和《无字天书--世界第九大奇迹》(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首版)受到省外尤其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首肯，在省内却曾一度遭遇冷遇和阻力。是独立思考还是人云亦云?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建立在假说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白剑对“三星堆青铜器的产生断代为商代中晚期”的误断提出大胆质疑：(一)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几百件精美青铜器，每件都不一样，不少大件器为多件组合，这需要一系列不会腐朽的模具来生产，而三星堆遗址从未发现哪怕一块模具残片，蜀地此前，亦未发现任何冶铜遗迹，而如此精美绝伦举世无双的青铜器，冶炼技术至少在1千年以上才能趋臻如此成熟；(二)商王朝大规模向各诸候国强力推广商部族所发明的文字，并一直尊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颛顼为图腾而传达为神龟，商代同期他地出土的铜器上必有神龟(玄武)图案，广汉三星堆如许庞大青铜礼器阵容，无一文字和神龟图案，而每一件都负载着和表达着夏文化，无论其形制、图纹特征都能找到夏文化的祖型，无一件与商文化有关；(三)广汉三星堆所有的青铜器冶铸技术都在同一水平线，无技术积累期的任何粗糙铜器出现，且以同一浇铸技术制成，这些冶炼技术又突然中断于器物入坑之时，再也没有流传，以至于蜀地其他文化遗址出土的比广汉三星堆至少晚1000年的青铜技术比三星堆时期却落后得多，且风格迥异。这显然是外来礼器。生于山东“汶川”的大华夏联盟集团新的首领大禹在山东临沂建立夏朝国家政权。《史证·封禅书》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说明夏朝开国的夏禹时代亦即龙山文化中晚期青铜时代的发端期，冶铜技术已相当成熟，因“鼎”是祭天祭祖的圣物，非一般技术可达。
    三星堆三期文化青铜礼器集群应当是夏王朝冶铸的祭器，那些精美的面具和头像就是夏朝的诸王侯，而高3．84厘米青铜“通天神树”亦是夏朝为纪念昆仑先祖太阳神而规范铸制的有金龙和十只神鸟的太阳树，纵目烛龙神就是夏朝部族早期敬祀的主图腾之一，乃史界公认的夏王朝经典祭器……。
    那么，夏王朝的“国器”何以突然来到遥及万里的长江上游川西平原三星堆且又突然掩埋于商代晚期而尘封数千年?白剑根据史籍《竹书纪年》等相关记载，描述了一个生动的故事，那是多么艰险而峥嵘的历程!三星堆青铜器的创造者和管理者，应是泰山南面齐鲁古蜀地的有绍氏蜀族，他们负责看护呈祭这些礼器的岱庙，由于政治原因不堪夏桀的暴政，而举部携带所有祖器逃迁，沿黄河而上，再自西北南下到长江上游的岷山之间岷江之畔，与先期由昆仑山青甘地区到此的羌人汇合，再迁移至川西平原广汉三星堆地区，与先期来三星堆定居的土著人(一、二期文化的创造者)融合长居，建立圣城都邑，同时带来了东部集团先进的的蚕桑技术和耕作文化，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古蜀文明，并且延续繁衍，向长江中游流布。那时的广汉三星堆是农田、河流与都邑、民居相间的圣城人居生态带，三星台就是朝祭华夏先祖的核心地。祭神是为了谢祖恩、许祈愿。直至商末，蜀族参与联军伐纣，行前埋藏了从祖地带来的青铜宗器，焚毁三星堆圣城以示决战。三星堆都邑由此消逝于历史尘封中。
    昆仑文化--夏文化(与长江下游文化交融的黄河文化)--三星堆文化(受黄河文化启迪的长江上游文化〔蜀文化〕)一脉相承。
   
    续篇：长江文明源头之一广汉三星堆文明造就成都并向峡江荆楚地域流移传播
   
    广汉三星堆都邑毁埋后，战后归来的将士和战前暂避的家属又回到成都平原，在新近发现的成都西区“金沙”遗址，就是继广汉三星堆之后的又一祭祀中心，新津龙马乡宝墩故城依从广汉三星堆圣城格局而建，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崇州怀远、犍为罗城、乐山沙湾以及后期的绵阳古城、绵竹古城、汶川古城、什邡古城，皆为广汉三星堆蜀人后裔所为，甚至秦汉成都故城即内环线以内区域的太城、少城和府南河、城墙等布局，都严格从广汉三星堆圣城遗址的基本格局。广汉三星堆直接影响和促成了成都的形成。三星堆的圣祭，傩舞雅乐，奠定了成都自古成为音乐之都、休闲之都和文化之都的基础。
    关于三星堆，实则就是三星台：时台、灵台(舞雩台)和囿台。广汉三星堆掩藏之后，在巴蜀各地都相继出现三星台。“三台”、“三星”为地名的上百处。崇州怀远古镇至今还存留着鲜为人知完整的三星台。川北有三台县，雅安沙坪乡有三台村，青川沙洲镇有“三堆”，达县“三星”村旁有土包寨，忠县、丰都有多处“三星”、“三丘”小地名，不远处还有“社坛”，三峡夔门之“夔”即雷神(“云中君”)的来由是广汉三星堆人将先祖泰山祀庙的夔神相沿袭传播。广安观塘乡南的两公里就有三台村名，周围遍布民星、河星、月星、红星、九星、天星、金星、明星、三星、光星、旭星、群星、新星、四星、五星、七星等众多自然村名。鲁地来川的蜀族离开山东后才“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建立商朝，故蜀地远离北方就只传承蜀族带来的夏文化及夏以前的昆仑山文化。“酉阳阳戏”以酒祭太阳神，黔江、湘西土家族就是由长江上游岷江羌族支系冉羌迁移至此与当地人融汇而形成，受成都平原三星堆傩戏巫舞文化的深远影响。先民有迁居新地时把祖地圣物、地名带走，甚至把祖先骸骨也掘出带到新居地掩埋之传统。三峡巫山、巫峡都受三星堆巫祭影响而得名。“雒城”实为“傩城”，由傩而演化为罗城、乐山、罗江等，尤其“罗江”地名，在今德阳市有古属绵州治辖的罗江县，达州通川区也有罗江镇，湖广、苏浙、闽东都有罗江镇地名。可见广汉三星堆文化的辐射之广远。
    去年6月28日，达川宣汉出土的巴国早期春秋战国时代的巴王侯墓葬中的镂空青铜残器，造型和工艺与广汉三星堆非常相似，说明三星堆器物虽然埋藏、其文化却未消失而向周边流转。
    三峡考古从秭归朝天嘴文化遗迹可判定，大约夏商之际，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已流播、控制了巴人故地的三峡地区，从而改变了生猛单调的三峡原生态文化格局。
    而且，长江上游岷江、三星堆文明、长江中游峡江荆楚文明、石家河文化、城头山文化与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及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一直遥相呼应，互受濡染。
   
结语：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共生互动而同构中华文明和东方文化的整体辉煌，三星堆文明当之无愧地成为长江文明源头之一和杰出代表长江文明的发掘尤其三星堆文明的崭新揭示，重新印证了原曾不被西方承认的称之为“史前文明传说史”的中华辉煌文明史。三星堆文明无疑是长江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华夏文明的典型代表。把世界四大古国文明版本从原来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希腊”校正为“古中国首当其前，与古巴比伦双子孪生，古印度、古埃及紧随其后”。广汉三星堆文明作为长江文明之源与黄河文明共生互动，其精美青铜文物全世界绝无仅有，其文化价值完全可以同古埃及的金字塔相媲美，而具有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同等崇高地位。广汉三星堆应吸收新的研究成果而重新定位其文化价值，同时慧眼发掘其产业价值，把保护、开发和利用有机统一起来，不辱传承巴蜀先进文化的责任和使命。
   
    (刘斌夫：四川大学非公有制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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