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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

黄兵

2023年11月17日 02:32

孙福万 夏莹
《光明日报》( 2023年10月28日 12版)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 武斌 著 辽海出版社

【读书者说】

中华文化是一个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生命体。北京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武斌先生在其新著《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中说:“中华传统文化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注重其传承的自觉意识,也具有完善的文化传承机制。”重视自身的文化传承机制,或许就是中华文化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的密码之一。

独特的文化传承载体

说到文化传承,我们首先会想到载体的问题。文化传承的载体有很多,在某种意义上,举凡人的衣食住行,包括人类社会的一切创造物,都可以视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但在所有的载体当中,语言文字因其高度的抽象性而显得极为特殊,尤其是中华民族创造的独树一帜的汉字,自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开始就未曾中断,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有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参照这个观点,汉字就是中华文化的“家”,也是中华民族的“家”。对此,中国人是有着明晰的自觉意识的。比如自汉代开始,中国人就以文字之学为“小学”,对汉字的学习和研究不遗余力。在古代,一个人的“小学”水平往往成为衡量其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这是因为,在一个个汉字当中,深层积淀着中华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价值观。

与此相关,中国人对历史书写的重视在世界各民族中也是绝无仅有的。早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大史”“小史”“西史”“东史”等称谓,其职责之一就是“作册”,故《尚书·多士》曾讲:“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后来,中国历朝历代都很重视这个传统。一部二十四史,将中国各朝各代的兴衰记于文字,为中华文化的延续传承注入了巨大的力量。

中国人还最早发明了印刷术,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祖先十分热衷于书籍的编纂、整理和保存。《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一书就对宋四大书以及清代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故事,作了浓墨重彩的介绍。另就藏书而言,官府方面有汉代的石渠阁、明代的皇史宬和清代的四库七阁,民间方面则有著名的天一阁、海源阁和皕宋楼等。如此重视历史的记录、经验的总结和知识的传承,对塑造中国人的文化品格,作用自然不容小觑。

多元的文化传承主体

“文化”二字,原出《周易》贲卦《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人文化成”,本来就是中国士人的人生理想。因此,从文化传承的主体来看,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其实都对文化问题无时或忘、极端重视,并由此形成了多元互动的格局。

我们知道,中国素有“天下”的概念。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车同轨,书同文”,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普及和发展。比如我们上面提及的宋四大书和《四库全书》等大型史书、类书的编纂,均是由国家出面主持完成的。其实像这样巨大的文化工程,如果没有官方的组织和支持,任何个人都无法完成。

这里还要提到中国古代著名的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科举制度自唐正式创立,至清末废止,在我国历史上共存续了1300多年。在此期间,科举考试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教育形式,对于巩固统治、安定社会、传承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科举制度传入西方,促进了欧洲文官制度的形成。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已经具有了相当完备的官学体系,既有中央一级的国子监,也有地方的乡学、县学、府学等。科举制度的教材以儒家文化为主,通过科举制度,儒生进入统治阶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士人的学习热情,当然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

除了官学,中国古代的私学也相当发达。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孔子开了私人讲学之先河,他主张“有教无类”,曾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的美誉。此后,中国历代退休或半退休的官员,甚至有些在职的官员,作为饱读诗书的儒生,都特别喜欢讲学、游学,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古代书院的勃兴。武斌先生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一书中说:“书院作为教授生徒的教育机构起源于唐末,历经五代、宋、元、明,数百年间发展滋蔓,遍于中土。宋明时期,著名学者多以书院为讲坛,阐发学术,培植学派,在士子中的地位傲然于官学之上,遂成为与官学相辅而行的教育组织。”著名的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嵩阳书院,被后人称为四大书院。其实古代其他大大小小的书院还有很多,比如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和陆九渊、吕祖谦等曾在江西铅山鹅湖寺讲学,各抒己见,展开激辩,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此后的明代,在此地建立了鹅湖书院。

当然私学不光有书院,还有作为私塾而存在的家学,以及免费为穷人举办的义学等。清末武训行乞兴办义学的故事,就曾广为人知。这些办学形式,与官学相辅而行,并形成互动。可以说,它们都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文化因交流而精彩

一种文化或者一种文明的形成,肯定要经历漫长的孕育和成长过程,其中不仅会有内部各种思想的交流、辩论和融合,还势必要与其他文化和文明开展广泛的交流互鉴。在这方面,中华文化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诸子蜂起,相率论道,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繁荣,并由此奠定了中华文化的主要根脉。武斌先生就此指出:“百家争鸣意味着思想的交锋与激荡,也意味着空前的文化交流。诸子百家,各持己说,相互驳难。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党同伐异在所难免,但更多的是相互吸收、借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是百川汇流、多元融合,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就可谓这个“汇流”“融合”的交汇点。

关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一书更是多有强调。在谈到元代的文化发展时,作者指出,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不仅包括“外国文化特别是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且包括“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向西方传播”。代表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最高成就的四大发明,随着中西文明交流互鉴而逐渐向外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秉持这种理念,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将继续焕发新的光彩。

(作者:孙福万、夏莹,分别系国家开放大学教授、辽海出版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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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17日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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