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笔下的“第三帝国史”
《第三帝国史》
孙喜
2020年06月11日 04:28
庆雪海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6月03日 10 版）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也是纳粹德国垮台75周年。连月来，一批关于“第三帝国”的图书问世，形成了今年的一个出版热点。“理想国”陆续推出纳粹历史研究名家理查德·J.埃文斯的“第三帝国三部曲”，译林出版社重版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格致出版社引进了威廉·谢里登·阿伦的《纳粹掌权》。这些著作的共同点是均系由海外引进。读者们不禁要问，国内的第三帝国史研究到了何种水平呢？近日，江苏人民出版社《第三帝国史》问世了，或许我们可从中一窥中国学界的研究特色和水准如何。
《第三帝国史》的作者是郑寅达和陈旸，这是中国长时间深耕纳粹德国历史研究的一对师生。郑寅达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陈旸博士师从郑寅达教授，是国内德国史研究领域的新锐学者。师生二人持续接力，用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在纳粹德国史领域精研覃思，这才有了今天这本《第三帝国史》。
据郑寅达教授介绍，他对第三帝国的了解也是从阅读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承担了国家重点社科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郑寅达负责承担德国部分的研究工作。后来，他又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牵头的“法西斯主义研究”“法西斯体制研究”等国家重点社科项目。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和同事们逐渐感觉到《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局限性。该书对纳粹德国的毁约扩军、对外扩张的叙述比较深入，相比之下，关于纳粹德国的内部改造，尤其涉及体制机制性的改造的内容却比较薄弱。《第三帝国的兴亡》是一部“兴亡史”，希特勒的崛起，纳粹德国的强盛、扩张和覆灭，自然是该书内容主线。该书的成书年代比较早，威廉·夏伊勒的写作不能不受到“正统学派”（Ortho⁃doxSchool）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问题上，“正统学派”占据英美史学界的绝对统治地位，学者们大多把二次大战的起因完全归之于希特勒。1961年，英国学者A.J.P.泰勒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从总体上向正统观点发起正面进攻，在英美史学界引起了一场激烈论战，形成了二战历史研究的新流派——修正学派（RevisionistSchool）。在这场大争论后，学界对于二战起源问题和背后隐含的战争责任问题的观点要中肯得多，学术研究回归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
在正常情况下，要写好一个国家的某段历史，最有优势的应该是本国的历史学家。但是，德国学界关于第三帝国的研究，未必能够代表这方面的最高水平。郑寅达介绍，“欧洲史学界曾经认为，一百年以前的事件与人物，才有资格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而百年以内的事物，在研究中很难摆脱各种因素的制约”（《第三帝国史》703页）。这可能是制约德国相关研究达到较高水平的一个原因。在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盼到来自德语世界关于第三帝国历史研究的令人满意之作。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或许能为国际史学界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有别于《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三帝国史》在研究和阐释的过程中，特别注重第三帝国改造和运行的内在逻辑。纳粹分子如何看待魏玛民主体制，他们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纳粹头目们的主张是什么？他们的总体主张是什么，在各个领域内的具体主张又是什么？这些主张是否得到推行，怎样被推行？郑寅达介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撰写《法西斯体制研究》一书时，他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不过由于篇幅、精力有限，当时只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重大的领域。从《法西斯体制研究》定稿到开始撰写这本《第三帝国史》，中间隔了一段时间，这使他们获得了“喘息之机”，因而可以深入到第三帝国其他领域进行探索。这为《第三帝国史》的写成提供了条件。
中国学者如何看待纳粹德国的体制机制？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打击下，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体制窘境毕露。政府中没有出现类似美国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明智人士，同民主体制已经处于穷途末路，严格说来是两回事儿。但是，一般老百姓不一定能看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纳粹宣传家们则有意把两件事情混为一谈。希特勒上台后，一改魏玛体制的协商、表决、投票等法定程序，大刀阔斧，以凌厉的攻势，取得了明显的政绩。如推行“松财政，紧货币”的方针，迅速恢复并发展了经济；采用行政手段，增加就业机会，缩减失业人数；鼓励出口，阻止进口。（第189—196页）小试牛刀后，即向各个领域普遍推开。小尝甜头的德国人，上至总统兴登堡，下至普通百姓，先后认可了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为了所谓行政效率的提高，德国国民竟然容忍希特勒把国家运转机制中的刹车装置也卸掉了。“《魏玛宪法》的制定者为了使国家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设计在国家处于危急状态时，内阁可以获得立法权，但前提是获得国会2/3多数票的赞同。”（第88页）希特勒为了建立“领袖国家”，实施个人独裁，于1933年3月23日强行通过“授权法”，将立法权从国会转入内阁，将德国引上了独裁之路。等到国民发现“上帝不是派遣希特勒来拯救德国，而是派他来毁灭德国”时（第640页），居然已经找不到罢免希特勒的合法途径，只能借助于暗杀等非法手段。据不完全统计，自希特勒从政以后，针对他的谋刺行动有40多起，谋刺动机是多元的，实施者的背景也不尽相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慕尼黑啤酒馆爆炸案和“七二〇事件”。（第634—640页）但我们知道，这些行动都没有成功，希特勒最后是在第三帝国覆灭前夕自杀而亡的。
历史是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纳粹政权从初期的政绩亮眼，民众支持，到后期的恶行不断，快速灭亡，其中有没有必然性呢？《第三帝国史》的回答是：有。第一，同纳粹主义理论有关。纳粹理论中有不少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甚至违背人类基本道德的内容，如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这些理念依附于强势的国家权力，很容易导致灾难。纳粹德国鲸吞欧洲各国与屠杀犹太人等，激起了全世界的正义力量联合起来进行反击。同时，纳粹政权为了取悦国民，做了很多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事情，再加上疯狂扩军备战，最后导致财政赤字急剧上升。而指望占领他国来转嫁危机，无异于饮鸩止渴。第三帝国最后就是被鸩毒死的。第二，纳粹体制把全国的命运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希特勒是一个只能胜利不能失败的人。面临胜利时，他神清气爽，妙招连连，很容易就能“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是面临失败，他要么想自杀，要么就气急败坏，昏招连连，甚至破罐子破摔。纳粹德国的大起大落，应该同希特勒的这一性格特点有关。
作为原创学术著作，《第三帝国史》努力呈现第三帝国的全息图像，揭示纳粹体制的荒谬真相。作者拒绝历史解释的“好莱坞化”，不预贴标签，不夸张演绎，从细节出发探寻第三帝国历史的真实情况和内在逻辑。这一研究著述成果，应该说代表了当下中国学者研究纳粹德国史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