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走出近代史
《走出中国近代史》
孙喜
2020年06月19日 01:54
张向荣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6月10日 10 版）
章开沅先生的随笔集《走出中国近代史》收录了他新世纪以来的演讲、序言、评论、发刊词，以及在一些重大历史纪念日写下的文章。这些随笔不是游戏笔墨的闲谈，而是章开沅先生在晚年出乎毕生阅历、又切合当下时弊的思考。乍读这些文章的话，读者可能会觉得语言十分平易，意思通俗易懂，思想也没有惊世骇俗的地方，显得颇为平淡。不过，熟悉章开沅先生、熟悉中国近代史研究、熟悉中国当代大学生思想状况，以及对当代中国学术和社会思潮有过一些了解的人，就不会这样看，而是从这些文章中看到颇为宏大的学术思考格局、发现毫无隐讳的批判力量。1926年出生的章开沅先生今年已经94岁，这不由得令我想起了那首常常被引用的诗歌：“不要温和地走进那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这本随笔集的题目，取自书中一篇文章的名字。如果只是一般性地为这个集子取个名，那么书里收录的第一篇《读书与做人》，以及《历史的公正》《史学的品格》等都可以拿来做书名，其中《读书与做人》是2005年章开沅先生给学生所做的演讲，当时在网络上曾广为转发。但本书却取了一个更“小”，也更学术化的名字：走出中国近代史。何谓“走出”？为什么要“走出”？
凡是接受过中学历史教育的人，都能说出中国的近现代史的分期，一个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时期”，一个是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前一阶段以往被称为近代，后一阶段则被称为现代。但从上世纪以来，对这种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划分为近代和现代的史学主张，学术界就颇有反思。直到1980年代以后，随着章开沅等诸多学者的努力，才逐渐厘清这一问题，把从1840到1949年统称为近代史现在已是共识。罗志田先生也论述过，称其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最显著的变化”（罗志田：《转变与延续：六十年来的中国史学——偏重中国近代史研究》）。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覆盖的时段也正是1840到1949年，而且十卷本的分卷作者，出自章开沅先生门下的就有多位。
那么，如何“走出”？在这篇文章里，章开沅先生用了八个字来概括：上下延伸、横向会通。前者是从时间的维度，强调历史的连续性，认识到近代史是古代的延续，“首先就是走出这八十年或一百一十年，在基础知识与学术视野两方面至少要向上延伸到清史乃至明史；同时也要向下延伸到1949年以后，因为旧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经济、政治、文化……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诞生而立刻消亡”（p39）。后者则是从空间的维度，强调局部与整体的内在联系，认识到中国近代史同样属于世界史的一部分。
走出僵化了的时间范围，走出囿于一域的空间局限，这就是章开沅先生对“走出”的论述。而他本人，当然是实践者和先行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一生在学术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到中国；二是让国际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敢为人先章开沅》，载《光明日报》2016年7月28日）
如果说“走出近代史”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已经基本取得了共识，那么就有必要将目光从学术问题转向社会问题。这当然符合章开沅先生一贯关注社会、关注青年学生的取向。这本随笔集里收录的其他文章，大部分都没有直接谈论近代史，有的谈历史学科的价值取向，有的谈治学之道，有的谈某个具体人物或事件，有的谈知识分子的立场本位，有的谈读书与做人。章开沅先生不厌其烦地讲，知识分子要有社会良心、要有批判的本能；要用超越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要建立“理性爱国主义”；要反思过去的苦难，不要倒退回自我的浩劫；知识分子要把“真实性”作为命根子，不要曲学阿世，等等。这些难道不是常识吗？不是“老生常态”吗？为什么还需要一位老先生在晚年苦口婆心地来说呢？这恰恰说明，“走出中国近代史”在学理上已经基本完成使命，但社会价值和社会心态层面，还未实现。什么时候，我们再也不需要重复讲这些“常识”，那才说明我们真正走出了中国近代史。
章开沅先生有一句名言常被引用：“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他中学时，因为写作文表达了进步思想而被开除，反而给了他加入抗战军队的契机。抗战胜利后，他进入金陵大学学习农业经济，又因为相似的原因，尚未毕业就跑到了解放区。1980年代，他成为被选出的大学校长，又在
1990年代以近七十岁的年龄申请“留学”。前几年，他又因主动请辞“资深教授（等同院士待遇）”而受到关注。这不是很像他的这句话吗？不断给自己的过往划上一个又一个句号，却在个体的品格、思想的追求、人生的境界上不断远航，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