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一、“三项学习”是社会科学全面梳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契机
    
    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一点，没有人会有歧义，但有所不同的是，我认为在马克思成为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之前，他首先是一个热爱科学和艺术的学者。1835年10月马克思考入了波恩大学法律系，但他对诗的偏爱和历史书的迷恋，使他的父亲为他忧虑，尤其是波恩大学的校风不好，当得知马克思因为夜间酗酒闹事被学校禁闭过一天，与贵族子弟决斗时，他的父亲把他转入柏林大学，在新的环境里，马克思发奋读书，把精力用在自学历史和哲学上。一年以后，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到了柏林以后，我断绝了从前的一切交往，有时去看人也是勉强的，只想专心致力于科学和艺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0卷，第9页。）。在柏林大学他研究了萨维尼论占有权的著作、费尔巴哈和格罗尔曼的刑法、克拉麦尔的论《词义》、韦宁-英根海姆关于罗马法全书体系的著作和米伦布鲁赫的《关于罗马法全书的学说》，后来他还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一部分，读完了著名的维鲁拉姆男爵培根的《论科学的发展》，为他的哲学思想打下了基础。尤其是为了写博士论文，他从1839年初便集中精力钻研古希腊哲学史，特别是对伊壁鸠鲁、斯多葛派、怀疑论作了大量研究，摘记了大量材料。博士论文实际上奠定了他的学术理念，他在论文的序言中，毫不隐讳地说：“我认为在这篇论文里我已经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专家们知道，关于这篇论著的对象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8页）马克思对学术的关注是其科学思想发展的摇篮。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给予高度评价，称赞马克思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是“科学巨匠”。在记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之际，北京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发表了一篇名为《马克思主义永放光芒》，指出在相隔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在英国，马克思名列公选的千年伟人之首。在人类历史上为穷人说话表示哀怜的思想家并不少，惟有马克思不是用怜悯，不是用眼泪，不是用同情的抚慰，而是真正用科学理论揭示他们的处境和获得自身解放的途径。马克思是用科学征服世界，用真理改造世界的。针对国内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怀疑甚至否定的思潮，邓小平坚定地说，“我相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
    
    思想性和科学性在马克思学说中是高度统一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易杰雄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得到西方知识界、思想界的推崇，跟西方社会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受益是分不开的。２０世纪上叶，美国爆发了经济大危机，马克思关于“幽灵”的警告和预言，关于生产高度社会化而资本高度私人垄断化的总病根的诊断，一下子变成了笼罩西方社会的恐怖现实。罗斯福新政表面上是采用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让美国扭转了经济形势，实际上影响最深、最远、最有根本效应的干预对策，是把马克思的“高额累进所得税制”、“高额累进遗产税制”和“社会失业保障制”通过立法程序，变成了可运行的法律法规，缓解了社会矛盾。罗斯福新政在美国见效后，西欧国家纷纷效仿。正是这场规模空前的危机，让西方知识界认识到了马克思的思想所蕴涵的力量和魅力。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加里斯特•琼斯感慨：“（《共产党宣言》）虽然出版于１８４８年，但我们现在经常谈到的全球化、裁员、跨国公司、世界经济朝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所有这些内容在书中都能找到，它有令人惊讶的现实意义，任何其他文献都没有这个力量。”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巨大。马克思主义不仅影响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许多国家的意识形态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英国罗伯特•马修斯认为，“不论你怎样看待马克思，有一个事实不容置疑：他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并称马克思是“把世界一分为二的人”。而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就来自于科学性与思想性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所说，“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8页）这突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正是这一点，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一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尤其是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家。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不意味着是全盘西化的典型。前一阶段，李敖在北京大学讲演时提到关于全盘西化的认识，他从马克思主义是洋学说谈起，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全盘西化的典型（据网上录音材料）。我想这里有一个作为科学理论所具有的普适性和一般性的问题，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是一个开放、包容、创新的典范。科学是当人类面临同样的处境时，我们可以把一些不同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摆在历史的长河中进行共同的探索，而全盘西化本身就是普遍与特殊的冲突反映，它拒绝不同的思想，拒绝不同的文化，拒绝不同的地域和民族。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有对科学理论作为批判武器的尊重，更是中国探索民族振兴的对走什么路的探索，因此当前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拒绝科学，更没有拒绝开放，它是社会主义避免资本主义窠臼，学习和借鉴人类先进思想、文化、学说的科学武器。当然，我们也要正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与背叛。
    
    被称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德里达认为：“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就国内而言，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反复解读马克思的过程。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解读和重读中，马克思的形象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马克思主义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但是在这些解读和重读中，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元问题”似乎被忽视了，或者说，仍然缺乏深入的思考。诸如：为什么需要重读马克思？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西方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何？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如何？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何？应当说，直到目前为止，人们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还在“反映论”和“还原论”的基础之上。正如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从“三个解放”中走出来，从世界进程的大背景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发展。在这里有一个值得提出的话题需要大家反思：与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地位不相称的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停留在政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上，而对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深刻变化，所面临的难题缺乏洞见，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还缺乏广泛的民众信服和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这就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生命力问题。
    
    二、对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现实思考
    
    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是科学理论的本质要求。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1页，）正是这一点，我们读到了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理论视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42-743页）的期待，在实践中继续发展他们的理论是科学性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可贵品质。一种理论，如果不需要发展，不可能发展，或者不允许发展，那它就不是有生命力的科学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吃过亏，摔过跤，付出高昂学费的。更令我们反思的则是西方社会也在总结这方面教训。
    
    从马克思当选为千家思想家所引发的思考说起。谁是现今英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哲学家？这是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广播四频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栏目所做的一个调查。1999年底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共产主义理论奠基人卡尔•马克思以２７．９３％的得票率荣登榜首，居于第二位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得票率为１２．６％，远远落在其后。柏拉图、康德、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更是望尘莫及，黑格尔甚至没进前２０名。在德国《图片报》和国家第二电视台携手主办的评选中，马克思被评为“德国最伟大人物”。马克思著作近来也成了畅销书。英国出版社出版的万余册《共产党宣言》，被抢购一空。柏林奥克曼书店录成CD的《马克思选集》，成了最热销的名著CD。而有关马克思的电视片和电影，如《马克思的一生》等也在德国热播。同时，在马克思的故居及欧洲各地的马克思塑像前，瞻仰的人数越来越多。很多欧洲学校还把这当作重要的教育活动。曾是美国记者后长期旅居中国的爱泼斯坦在他《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中说：“我已经进入暮年，但始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不是预言，而是一种分析的方法。即使在那些不同意马克思的人中间，马克思也被广泛地推崇为历史上第一个千年中最先进的思想家，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事实。”这些事实自动终结了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失败了、过时了、没有用了的错误言论与认识。随着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很多人认为将阶级斗争作为理解社会动力的传统理论方式，连同卡尔•马克思的其他理论，将一同被扔到历史的垃圾桶中。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度被边缘化，然而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潮，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国际性大型学术会议的召开。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７日，世界马克思主义者为了纪念恩格斯逝世１００周年，在巴黎召开了首届国际马克思大会。此后，国际马克思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１９９６年４月，“社会主义学者研讨会”在美国纽约召开。同年，来自世界各地的６０００多名代表云集伦敦，参加“９６马克思主义大会”，前后共举行２６０多场报告会和讨论会。１９９８年５月，“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１５０周年国际大会”在巴黎召开，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５００人参加。这些学术研究会是对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最好的记念与注释，这些活动本身说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力量，也说明了当今多元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基本的事实。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梅格纳德•德赛在名为《马克思的报复》的书中指出，马克思遭到了误解，这位伟人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都是正确的，他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今天为什么要读马克思？》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实际上，在欧美，也并不是把马列当成邪教，信仰马列的人大有人在，而且公开化，法律是允许和保护的，美国的大学还开设研究马克思理论的课程，信仰马克思没有罪，没有人强迫你改变信仰。所以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问题说到底就是要解决共识政治的问题，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阶级化和狭隘化，我有一个看法，没有共识，就没有科学性可言。在共识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我们要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获得广泛的传播和影响过程中，流失了其复杂与深刻的部分，大量教条的、庸俗的、封建的东西充斥在其中良莠难辩，使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大打了折扣。当前激活马克思主义生命力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意识形态的主流与包容。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主要是规范、引导、协调思想理论发展的方向 。这不由人想起林则徐著名的格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当今世界上，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用党章和宪法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确定为本党本国的主导意识形态。王贵明在《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环境的”合法性”》一文中提出，“一元主导，多元共存”事实上是21世纪中国的思想理论格局。他认为“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分化和各种‘主义’的凸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多元化现象是一个即成的格局。”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逝世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多谱系、多家族、多地域的发展历史，这多种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研究都或多或少地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果这是思想理论界思想解放的一个“共识”的话，那么就一般的情况而言，给予不同思想理论存在、申辩和相互批判的权力，也就是在坚持主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下，宽容地对待不同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理论环境具有合法性的表征。在这方面不宽容的历史教训值得吸取，我以为就是要注重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研究和变革。这方面，我在2003年曾经撰写了《从制度主义论中国共产党意识的与时俱进》一文，在该文中，我认为执政党要注重建构与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党意识形态；注重不同政治意识的融合。既要肯定和坚持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又要承认非对抗性的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存在。并提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具有三个基本特点：改革性、民主性、现实性。做到了这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会大大提高。二是“拒绝没有学术的思想，鄙视没有思想的学术。”翻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程，有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有两个方面没有得到理论说明：第一，它的哲学层面的过程在中国知识分子手中还没有展开。第二，中国知识分子无暇顾及在形而上层面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与精神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以及这种结合的理论表述。当然我们也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越来越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高校共同承担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伟大工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纵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需要在方法和学科整合上给予新的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现实不相适应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整体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滞后。中国社科院马列所所长、研究员李崇富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靠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一个是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全党、全社会是有共识的；但在进一步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理解哲学、社会科学也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可替代的工具问题上，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上，认识水平参差不齐。”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的大力推进，无疑为创新和繁荣社会科学带来了契机。
    
    实事求是地讲，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目前仍处在艰苦的思考探索过程之中，这个探索过程是艰难的。据文献资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研究综述，90年代中期，邢贲思发表长篇论文阐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以新的历史条件作为出发点。尽管只是个原则的十分重要的宣言和观点，但也被粗暴地批评。 90年代末，情况有了变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了《世纪脉搏》一书，汇集了近20位当前活跃的中青年理论家的理论成果。（《世纪脉搏》，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在这部书中，就马克思主义思想当代性问题作出了颇有新意的中国学者的见解。该书提出“回到常识、回到生活、回到理性”的原则，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发展100多年的历史经验的反思，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其实考察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看到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其他意识之间的交流、整合和比较在不断地深入，从整体的层面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的深入，而这正是思想性与学术性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最好的体现。我们当前要深入细致地全面了解他们之间的差异与相同之点，剔除糟粕，吸引精华、创新与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必须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后，面对一些人的“信仰危机”，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老祖宗，“老祖宗不能丢”。但现在的问题是老祖宗没有丢，但马克思主义却离民众越来越远，没有深入人心，甚至一些共产党人自身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执政党要思考，从事社会科学的理论工作者要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结合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我们注意到通过各种生动有趣的方式吸引群众参与是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提高理论联系群众的能力。这方面毛泽东是一个典范，为了学习宣传活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毛泽东还亲自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如写文章和上课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据史料记载，1940年前后毛泽东是高产作家，写了大量理论著作，毛泽东还把中国的哲学、文学、历史、小说、诗歌、戏剧、民谣等之中的群众听得懂，看得明白的句子借用来论述和讲授马克思主义，赢得了广大干部和民众的喜爱。（《解放思想史话》中央编绎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31-132页，）没有群众参与，群众普遍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无源之水，变成了一成不变的教条，误党误国误民。一生致力于科学与教育事业的北京大学原校长蔡元培曾说：“科学研究必须与国家及社会成密切联系，俾国家得学术之用，社会得学术之益”。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了，深入人心了，对国家有益，对政党有益，对社会有益，科学的理论与实践要求大力培养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是敢于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敢于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是一位美国教授在苏东剧变以后，有感于一些先前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忏悔而说的。我还想加上一句话就是要给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充分的信任与尊重，现在社会上对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并不看好，甚至他们中有一些人自身都轻视自己，因此敢于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勇气与智慧。现在，我们看到在学术队伍中，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某些标签所替代甚至庸俗化，马克思主义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万金油”，哪里需要哪里抹，缺乏科学性和思想性。对于这种现实，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批判“青年派”时就表明了立场，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第695页。）要改变这种不好的情形，有赖于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价值研究。当年毛泽东提出，要培养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认为这样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今天看来的确需要，敢于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关键还在于要避免零碎地、空洞地、自以为是的马克思主义。其次，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宏观管理。在这方面，我们要借鉴西方社会对哲学社会科学管理的方法，如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资助，通过财政拨款来影响和调控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对从事为政府服务的课题研究提供充足的研究经费，否则就不予资助。或者通过巧妙的又有明显倾向性的行政和学术手段，排斥和限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通过行政与法律的手段提高政府管理社会科学的能力。再次，要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着眼于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的深层次问题，着眼于提高全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水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根本所在。生命力，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就是不拒绝多元思想交流，不拒绝现实需要，不拒绝民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一再提倡的坚持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命力的源泉。1985年，我的导师周琳在《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主课》一文中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力量在于它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变迁，丝毫也不能减弱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相反会更显示出它无比的生命力，……但在社会主义已经突破单一模式的今天，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他还提出“针对新的实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无论对理论与实际根底较浅的年轻同志，还是对具有较多实践经验、较为熟知革命理论的老同志，都同样是重要的。”这一观点今天读来也是切中时弊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在执政能力的建设上，不仅要提高领导干部的“五种能力”，还要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创新研究和普及宣传的能力。真正实践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使“国家得学术之用，社会得学术之益”，我以为这应该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座右铭，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为之而追求一生，定不后悔。
    
    李 羚：四川省社科院政治学所 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