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北京：只为途中与你相遇

         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大的我，今天终于站到了它的面前。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骑着自行车走过了令世人赞叹而让人向往的长安街。那一刻是多少年曾经梦想的一幕：站在长安街上，凝望着古老而崭新的天安门，环顾英姿飒爽的国旗卫士，注目着人民大会堂雄伟地屹立在东方，此时此刻所有的对国家的情感得到淋漓尽致的张扬。故宫的凝重，新华门的威严，还有国家大剧院的华丽，都一古脑地涌上眼球。作为中国人的那份认同如投向心湖中的石子泛起涟旖。世界最大的广场上涌动着南来北往的如潮的人群，只为了目睹国家这一无以代替的圣地。北京，是一个值得人以各种方式(当然单骑是相当浪漫的)来此旅游之地，只因为它凝聚了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只因为它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不过，这次旅游的机会可是难得，以游学的方式来到北京，小住半年。一到这里就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像当地人一样从从容容逛古迹名胜，寻各色市场，穿大小胡同，品北京老字号，可谓不虚此行。真好，北京真是一个自行车王国，自行车之多，自不多言。但是道路宽敞，行车安全是成都无法相比的。不瞒各位，此车虽破，但带着我走南识北，体味东西，功劳不小。

试想一下，高高的天穹下，路边只有川流不息的汽车，你一个人自由自在路上行走。不为周围所绊，如出入于无人之地，但又真实地踏上老北京的土地上，是怎样一种心情和快乐。

　一溜烟，我从元大都所在地明光村，就自由穿行在梅兰芳大剧院的途中。小息片刻，一路狂奔，从复兴门到长安街，也就是个把小时。如果中途感觉肚子叫，你可以寻找一家地道北京老面馆吃一碗杂酱面，也不失为一种既饱口福，又体验北京小吃之韵事。或是对一个地方有点兴趣，边走边看，反正行走也是阅读，就这样，我们有时结伴看过北京的胡同，徐悲鸿记念馆，但更多的时候，一个人行走在大街小巷，拿着地图，到处乱穿行。就这样，什么什刹海、钟鼓楼、琉璃厂、故宫和天安门都尽收眼底，好不自得。从三环到二环再到一环，十里长安一线牵，这就是到皇城根的主据点了。（当然条条大道都可以通，在北京不用发愁找不到回来的路，四四方方的大胡同，是典型的“方脑壳”。如果实在找不到，就打个的呗，只要你不怕花钱。）

那是到琉璃厂的路上，我被一片低矮但又整齐有序的胡同迷住了。因为之前，老是听人说，北京胡同有特色。就想瞧过究竟。没想到，真让我遇到了。

先说我遇到的胡同-达智桥胡同。可别小瞧这个胡同，这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维新改革的所在地-松筠庵，又叫杨椒山祠。是明朝著名忠良之臣杨椒山的住所，由于不畏权贵严嵩，向皇帝谏书，揭露严嵩祸国殃民之举，要求诛杀贼臣。后被之迫害致死。后人为记住之，在其住宅处建立松筠庵。１８９４年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康有为，梁启超等二百人聚集此，请愿，反对割地赔款，要求变法维新，即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１９８４年，此处被列为北京保护文物的胡同。从此，这一胡同有了政治身份。这一胡同就是北京胡同的一个缩影。走进去，错落有致，成行成列，就像在迷宫中游走。说起胡同，老北京人可自豪了。

　北京是五朝古都，名胜古迹、名人故居及庙宇、会馆很多，而相当多的胜迹隐藏在大小胡同之中。其实胡同一词是街巷的泛称，它比大街的宽度要小，长度要短。明代张爵所撰《京城五城坊巷胡同集》一书记载，明代北京街巷胡同有1170条，直接称胡同的有459条，而清代朱一新所著《京师坊巷志稿》所记载，当时北京街巷胡同2077条，直接称胡同的有978条（主要是指老城区）。截止到1949年,北京城区有名的街巷有6074条,其中胡同1330条，街274条，巷111条，道85条，里71条，路37条。有人称古都文化为四合院文化，并不为过。北京最窄的胡同是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钱市胡同，胡同中间最窄处只有40厘米。还有些曲折幽深的胡同呈九曲回肠之状。2007年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对胡同数据进行处理，实际上只有1320条。在一串串胡同的数字变化中，它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说起胡同，那就有历史了，可以追溯到元大都时代。胡同一词最初见诸元杂曲，元人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得明白：“胡通二字本方言。”何处方言呢，元大都的。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进一步说：胡同本元人语。是与居住区有关，当时元建大都，是在一片荒漠上，为了解决吃水问题，必挖井，然后考虑建房。胡同都是“因井而成巷”。直到明清，每条胡同都有井，这是毋庸置疑的。

行走在达智桥胡同里，依稀看到胡同的现在和未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房地产业的高歌猛进，胡同是留还是拆，一直是久争不休的。留者，认为这是老北京的传统文化，是老北京民居的典型代表。拆者，认为胡同占地，破旧不堪，影响北京的市容。从仅剩下的千条胡同来看，北京胡同需要一个定位和规划。围着达智桥胡同，就是一个小世界，商贸居家合而为一。胡同口清晰地写着校场口一条，二条……环境相对整洁，从公告栏中可以得知这里已经开始使用天然气。

纵横交错的高压电线分布在胡同的上空，家家门脸上都挂着电表，虽显得乱哄哄。但是在现代文明的社会，电是光明之源，电是动力之源，电意味着胡同里的人家生活环境的改善。更有一处值得一说，过去的胡同住户最恼火的就是卫生间，有条件的人自家改善基础设施，修洗浴室，挖管道建卫生间，舒乙回忆在胡同的日子里就称，他父亲是比较早的进行基础改造的人，为胡同的保护提出了一条思路。但多数家庭是没有条件的，只有依靠公共卫生间。这次，我着实体验了胡同里的公共卫生间，方便、干净和紧凑。每一条胡同两头都有卫生间，这对于外地旅游的人也是一个便利。

这些在我看来，是意味着胡同进入了保护和改造相兼营的阶段。胡同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拆或留的问题，目前胡同中的房中房让胡同难以承载特色美名，以致于一些老北京也希望有机会脱离胡同。在胡同的社区公告栏上，我注意到贴有一张小告示，上面写着“有小院一百平米的预售，价格在135万元，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胡同的价值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让当局者难，更让老百姓难。在改造中保护，在保护中改造，既符合北京的传统文化元素，又可以改善胡同人家的生活水平。我们看到政府已经在采取一些举措改善胡同的基础设施，让胡同的老百姓生活的更好。

经历了现代化的发展，北京有什么？正如钱穆所说，“人类社会断断不能没有文化，没有都市，没有大群集合的种种活动。但更不能没有的是自然，乡村，孤独和安定的生活。”这对于北京是一个深刻地写照，没有了胡同的北京可能会更让人遗憾现代北京的浅薄。在胡同的存留背后，其实还藏着老北京难以忘怀的一段痛。  

长安街修建于明代，是兴建北京紫禁城、皇城和内外城时最主要的道路。据有关资料记载，明朝永乐四年至十八年，与皇城同时建造，是明代兴建北京城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有６００年历史。其名取自盛唐时代的大都城－长安，含长治久安之意。

现在的长安街不可谓不长，全长已达94公里，宽1000米和当时的十里长街绝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一切都是以历史为代价的。台湾建筑师汉宝德先生在《建筑笔记》一书中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但也是保留文物最少的国度。深究其中，他认为中国建筑蕴藏着一个传统的环境观，即中国人对时间的看法。最核心的是以新和旧的观念来代表的。他认为中国人喜新厌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他从建筑角度考证中国历史，发现“除了少数的例外，更换朝代的时候，多半迁都，而把前代的古城一把火烧掉。建筑使用的材料都是暂时性的，我们并不是不产石头或砖头，而是没有人动脑筋去建造比较耐久的生活环境。因为我们知道变动不居的道理，永恒是强求不来的”。从这个视角他得出一个结论，“在骨子里中国人一般认为如果对祖产不进行更新，重建，就是不孝”。这就是中国古建筑容易失去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

老北京就是在现代化的发展中逐渐遗失了传统古代建筑。据一些老北京和外国人的回忆，解放初期北京依然是城墙，城门和护城河组成。在参观徐悲鸿纪念馆时，在一个北京风土人情的素描展板前，有幅画下面注解说，天安门前朝房多年因失修，杂草丛生，一片苍凉。不明就里，上前细问，展馆的解说同志告诉了我们一个中华门的故事：当时清王朝处于摇摇欲坠，皇室大部分人迁移，辛亥革命正如火如荼，皇宫没有人维护，所以出现此景，当时还称大清门。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成立了民国。当时就想把大清门改成中华门，不想，翻过牌子，另一面赫然写着大明门。没办法，只好又赶制了一块由京兆尹王冶秋书写的“中华门”三字的匾额。 

 中华门位于天安门和前门之间，此门曾是皇帝、宗室参加重要庆典出入之门。此门始建于明代，为明清两代皇城第一门。初称“大明门”，顺治六年(1644年)上大清门牌额，改称“大清门”；民国(1912年)改为“中华门”。据《大清会典》记载：“大清门，三阙上为飞檐崇脊，门前地正方，绕以石栏，左右狮各一，下马石碑各一”。明清年时，每年冬至，皇帝要到南郊天坛去祭天，夏至要到北郊地坛祭地，孟春祈谷，皇帝还要到先农坛亲耕田。遇到这些大典，午门、端门、天安门、大明(清)门豁然洞开，皇帝头戴金冠，身穿龙袍，坐着御辇，威风凛凛地由此门出行去举行祭祀典礼。

三朝门，在500多年的历史里一直是真正的国门。但我们现在只能在照片上见到它了，从老照片上我们依稀看到中华门两侧的朝门，左文右武，中央各部衙署对列东西。广场两侧宫墙之外，明代时集中布置了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钦天监、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锦衣卫等衙署；清代袭之，仍为权力机构所在地。这些中央行政机构通过中华门、天街与紫禁城连为一体，象征着皇帝拥有最高权力。解放初期为了迎接庆典被拆掉了。

中华门的故事让很多文物家们感喟，“如果这一片古城可以存留至今，那将是世界上惟一得以完整保留，规模最宏伟、气势最磅礴的历史文化名城，就连今日之巴黎、罗马也难以企及。”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和徐会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表达了看法。

但是，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也不可假设。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我们惟一可以追忆的事实就是政治决策总是有缺陷的。当时人们的经济水平，城市化发展和政治的影响。对于新中国而言，一个迫切的难题就是如何在重重压力中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北京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代言人，保护北京必须服从这个政治。也难怪，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势单力薄，被人称为老保守。当时作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在会上批评梁思成：“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在这个背后就是关于公共政策的择优问题，但建国之初，我们缺乏科学民主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而是简单地把不同方案的讨论归结为政治之争，正如当年马寅初先生，“提出控制计划生育一样”，都被视之为异端。可是，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感谢马寅初先生和梁思成先生的深刻的预见性和前瞻性。

现在为了打造特色，又开始盘算“再造一个老北京”。虽然是一个真正的膺品，但好歹是中国的土地上产生的建筑风格。我们只能铭记这样的教训，只能不断反思不能改变的历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北京的现代化的确有成效，我们也领略了现代化北京的种种发展。但历史证明，现代化越发展，对传统的恢复就越陷越深。遗憾总是难免的，但关于北京古城是拆还是留，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永恒的政治哲学话题：真理有时的确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公共政策，要兼听，要宽容，但更要符合民主程序，不能仅凭政治意志或热情来决策。

公共政策关系到一个城市的不可替代的未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人们总是想找到现代化标准以外，一个特色的，不可复制的，带有不同时代特征的会说话的可以触摸历史的载体。北京与伦敦、纽约、巴黎是因为不同才让人神往，犹如老北京人喜爱稻香村一样，老北京是有独特内涵的。我喜欢北京，不是因为有七环，也不是因为有地铁，有世界级体育奥运村。而是因为老北京人地道的京味和朴实的生活。他们是北京城最让人感到温暖的特色群体，听他们说话，看他们做事，与他们聊天，你都有一种家人的感觉。不瞒你说，有几次逛北京，走迷路了。天尽管黑了，但我没有惧怕感，一路上北京人的热情帮助和指点，让我安全回家。

在二环路和一环路上的自行车道上，你不时可以看到大马车与大集市并存，虽乱七八糟但不阻碍交通，也不失一种自在。现代与传统并存，高楼与胡同并存，精典与粗糙并存，多元发展，管理有序才更能体现北京的大气和迭荡融合。

　触摸传统文人的琉璃厂

琉璃厂，就是我们通常称的古玩市场。一走进琉璃厂，就被文化气氛所感染。它与成都古玩市场不同，中国书店和荣宝斋各占了西琉璃厂的半壁江山，看到各式各样的艺术珍品的影像、制作工艺和鉴赏方法，让人如临其境，难以挪步。

北京琉璃厂在宣武区和平门外。辽时为海王村。元明时曾设琉璃窑厂，因有“琉璃厂”之称。清初古董商开始在此经营，乾隆时（1736-1795）已成为古玩字画、古籍碑帖及文房四宝的集散地。过去，书家、名士如何绍基、陆润库、康有为、华世奎、翁同、梁启超、沈尹默等都曾为书铺、文物店题写牌匾，名人书写的牌匾给人以文苑意境的清雅古朴之感。

在中国书店我逗留了大半天，有很多的收获。因为我喜欢中国茶道，也小有了解。就专门挑选关于茶道方面的书籍，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吓一跳。原来，茶道的发展，与茶叶的制作，茶具的变迁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书店里，我不仅看到了如何区分紫砂壶与陶瓷，而且也读到了陶瓷的发展历史，陶瓷与茶文化的关系。以江西景德镇陶瓷为例，江西景德镇是陶瓷业发展的缩影。陶瓷在宋朝是一个大发展时期，当时已经有官窑与民窑之分，起初江西景德镇尚属民窑，处于发展阶段。当时陶瓷业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发达的有一定竞争性的手工业，是商品率较高的行业。明朝后，江西景德镇成为官窑，并为陶瓷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领域。据学者研究景德镇明代官窑瓷器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其中永乐的甜白、宣德的青花、成化的斗彩精美绝伦，代表了明代官窑瓷器的最高成就。

它不断创作出丰富多彩的陶瓷用具，在文房四宝上就有体现。让我惊诧不已的是读书人镇纸的造型，过去习惯看到的就是长条尺型的乌木制的，但今天眼界大开。有玉兔及各种宠物的圆形镇纸。原来早期古代文人时常会把小型的青铜器、玉器放在案头上把玩欣赏，因为它们都有一定的分量，所以人们在玩赏的同时，也会兴手用来压纸或者是压书，久而久之，发展成为一种文房用具——镇尺。古代镇纸大多采用兔、马、羊、鹿、蟾蜍等动物的立体造型，面积较小而分量较重，材质多为玉、陶瓷、铜以及水晶等等。文人们对文房用具的追求注重实用性的同时还要追求观赏性。已经包括了文人休闲雅趣的一种体验。又拿茶具来说，由于茶从烹煮到点泡，带来了茶叶制作方式的变革，更是茶具变革的动力。其中最精致的一个提包式茶壶让人精叹中国陶器制作工艺的高难，以及惟妙惟肖的造型。古人的制作创意和功力非同一般。遐想一下，在书房中，不仅有精美的文房四宝做陪，而且还有造型别致的茶具赏观，墨香茶香散发出的淡雅与恬静让我们回归读书人的田园，何不美哉！乐乎！

在琉璃厂，在中国书店，我透过一件件有形的艺术品触摸到中国古代文人的秉性和灵气，能感悟文房四宝所具有乐趣和闲适，这些物件都成为我们触摸古代文人最具观赏性的遐想的载体。也就是于丹所言的“行走是一种触摸”。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存在方式，正如寄情于山水，书画和诗词、工艺品以及宗教、哲学和建筑等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将以什么样的存在方式让后人触摸？

“生命本没有那么复杂，它不过是你自己的耕种”，这是在读艺术品中品尝出的一种真感觉，所以，这一趟寻觅老北京的行走，值了。

（写于北京明光村 201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