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化专家胡小伟先生来我院讲学

4月6日上午，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邀请了著名文化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胡小伟来我院讲学。本次讲座主题为“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由文学所所长沈伯俊研究员主持。
胡小伟，1945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67年大学毕业，曾经作过煤矿掘进工及乡村中学教师。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1981年获文学硕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任研究员，2005年退休。
胡小伟先生1985年开始留意关公文化，1988年为中央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开讲三国文化，首集即为《关老爷现象》。1995年起陆续在海内外文学、历史、宗教、民族和民俗学专门刊物上发表有关论文二十余篇，并为中央电视台各频道多次策划或主讲有关论题。1997、1999年先后参加台湾宜兰、福建东山及山西运城的两岸关公文化交流研讨会，1998年应邀考察香港警界关公崇拜，2001年参加涿州“中国历史上的关羽”学术研讨会。20年来多次考察海内外关公崇拜各种遗存及现象。现已将研究所得辑为五册二百余万字，已经出版。
胡小伟先生首先从语义学的角度追寻了文化的涵义，提出文化是以核心价值观念、体系为中心，具有亲和力、凝聚力，以文字或其他符号为标准的体系。他认为，“文化”和“革命”是20世纪的两大主题词。但是，由于中国对文化体系理论的接受实际上是从日本翻译西方理论而来，因此，国人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态度是隔膜的、扭曲的。这种自五四以来的对自身文化研究的忽略，造成了我们学术体制的积贫。中国文化具有自己的特点。从纵向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承继性大于断裂性（而西方文化正好相反）；从横向角度来看，当代文化研究更多地凸现出多领域的互通共联性，而古代文化研究则相对单一集中，分支极细。就研究方法而言，胡先生认为，钱钟书的治学方法很好，其《管锥编》有很高的学术意义，它其实是一种“观念之书”。
在谈到如何在文化视野下进行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时，胡先生提出：文学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从他发现的材料来看，关公崇拜早在说三国的故事出现前就已经开始了，它的盛行受到宗教、民族、民俗、社会学等多方面的影响。对此，胡先生提出：1、关羽是比孔子更为重要的文化符号，因为孔子只代表了儒家，而关公崇拜却是融合了儒、释、道三教的结果。2、关公崇拜自宋、明后即覆盖了所有社会阶级。在建立社会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关公成为一个实践性的符号。另外，胡小伟先生还从《西游记》的成书、其主要角色的演变过程阐释了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以及中国本土道教的结合。
文学所科研人员、我院研究生、四川大学研究生约四十人参加了这次讲座，并提出了许多问题。以下是与会者提问和胡小伟先生的回答要点：
Q． 如何选择研究的立足点？如何解决研究中所遇到的困难？
A． 研究立足点并非是先验主义的产物。我们应该先看到文化现象，再在兴趣指导下进行研究。研究过程中当然会遇到许多困难，这时我们可以采用追根溯源法，研究的态度是不能歪曲事实。在研究中，要扬长避短，但决不回避问题。
Q． 如果已经选定了主题，但发掘出的材料和研究者最先的意旨不符，应该如何处理？
A． 在选定主题、确立观点之前，应该先阅读大量的资料，这样，发掘出的新材料就不会在观点上有颠覆性的变化。
Q． 强调文化视野是否会忽略文学精神？
A． 这牵扯到西方对文学精神的界定。中国研究者必须充分认识建立大文化精神的意义。
Q． 如何看待当代学者用西方理论看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语症”？
A． 中国古代文论本身就形成了一套逻辑。我们应该仔细清理中国古代文论观念，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术语。
Q． 对文学研究的文化介入会不会离文学研究本身越来越远？
A． 钱钟书本来就反对文学依附于政治或经济。我们只有摆脱这种依附才能建立中国自己的研究之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文学其实是西方传入的名词，它和中国传统对文学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我们并非一定要把文学纳入文化视野，但事实上，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文化介入是事实的需要。当然，泛文化化也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