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永年：优化公共政策设计，以高质量教育促进高质量就业
宋扬
2024年10月23日 02:19
洪晓文
21世纪经济报道 2024年10月23日第01版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简称《意见》）。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强调要守住兜牢民生底线，做好重点人群就业工作。
《意见》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就业促进协调联动，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就业协同性、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提升区域协调发展就业承载力、培育就业扩容提质新动能。针对教育供给，《意见》则提出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的匹配度。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科学研判人力资源发展趋势，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扩大理工农医类专业招生规模，根据社会需要、产业需求、职业开发优化调整学科专业设置。
如何实现高质量就业？对于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公共政策有哪些解决之道？21世纪经济报道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进行了专访。
分类发展高质量教育
《21世纪》：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你如何理解高质量就业？
郑永年：当前，中国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我觉得最关键要解决的是人力资源从哪来的问题。
中国经济正在从过去的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在此过程中，我认为人力资源供给与经济发展的需求之间存在不匹配的现象。实现就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教育领域，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部门和机构，都需要更多地发展高质量的教育，不能仅仅满足于简单的数量上的扩张，教育部门也需要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各阶段教育系统的设置（包括学科、专业、选拔考试等）进行提前引导。
现在就业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供需结构性错位的情况，一方面一部分毕业生面临求职挑战，另一方面一些企业机构又急缺适配的专业人才。事实上，基础研究与应用型技术研究、训练都是非常有必要的。高质量教育不等同于发展高等教育，甚至意义完全相反，是既需要研究型大学，也更需要直接可以培养工匠的中职、高职院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把这三部分整合起来，由于这涉及教育、科技、工信、人社等不同部门，因此更需要从顶层设计着手改革，加强跨部门的协调机制，才能更好实现融合创新。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离不开适应时代的教育改革。
从世界范围来看，每一次人类社会划时代的进步都伴随着教育改革。所以，我认为目前我们的公共政策需要系统的思考，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家庭、学校、社会机构等等，要妥善解决教育资源、财政资金在不同的研究型大学和职业学校之间分配不够均衡等问题。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应该包括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我们作出的所有改革都是为了提升人本身的幸福。只有高质量的教育、高质量的人才、高质量的就业，才有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这应是最大的公共政策。
《21世纪》：实现人的现代化，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怎样的教育是“高质量”的教育，要实现哪些目标？
郑永年：重要的是通过各个领域公共政策的优化完善、通过教育的改革来培育一个有利于人的理性发挥的环境。例如，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如何坚守相关讨论的理性是一大挑战，这需要平台和监管部门的共同努力；再如，一些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扩张的过程中，应守住道德底线，而不是为追求流量而随波逐流，甚至利用公众情绪，这会影响社会公众信任的建立。
每一个人都有“性善”和“性恶”的一面，因此我认为好的公共政策应该致力于发挥和促进人性光辉的一面，克制和制约人性恶的方面。这意味着，公共政策在设计之初就应该充分考虑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这需要政策制定者、学者等群体积极走向一线，了解社会经济的实际问题。
重视政策制定的“公共性”
《21世纪》：怎么促进教育跟市场、产业更紧密的结合？
郑永年：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脱钩的情况，这其实跟经济发展的程度没有直接关系。一些产学研做得好的地方，社会资本对学、研的投入也更高，因为投入的资金需要更加高效的产出回报，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让更多的科研资金、科研资源流向年轻人，因为人的生命力、创造力的黄金时间正是三四十岁的青年时期。
此外，教育体系改革需要加强对学校属性的分类，既要有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也要有一流的培养技能工人的职业院校。中国制造业在模具制造环节遇到的挑战，其中一个因素是缺少相应的精尖水平的工匠，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培育相应的工匠精神文化。现在我们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需要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实现“学有所用”。
《21世纪》：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需要突破哪些挑战？
郑永年：首先人口规模的收缩是一个趋势，这在大多数的亚洲国家都在同时发生着。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优化人口结构、抓住人才红利？我们正在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培养的人才如何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配，需要系统的思考。此外，怎么让理性成为主流，避免一些社会经济行为的羊群效应，也是公共教育需要实现的目标。
《21世纪》：对于公共政策如何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你有哪些具体建议？
郑永年：首先，公共政策最重要的是“公共性”，哪怕是人口规模和土地面积再小的一个地方，都要考虑政策出台的普惠性、公共性，而不能仅从本部门、本机构的利益出发。其次，“公共性”如何形成？公共性是能够跨越社会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群体的，要使得不同利益攸关方之间实现利益均衡，那么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就要充分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若能做到这一点，政策出台受到的争议也会少一些。
当然，任何领域的改革肯定都会导致一部分群体的反对，因此需要在改革中尽量做加法，让绝大多数群体有获得感。
当前，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发展，从线下拓展到线上，生活空间和平台越来越广阔，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呈现出多样化；同时，这对政策制定的“公共性”要求也越来越高，线上线下的公共平台有责任维护这种公共性，监管部门亦有责任进行监督管理，让我们的公共空间更高质量、更理性，避免人类社会的“原子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其中精神文明的核心就是道德、社会的价值观体系，要通过教育建设好公共价值，凝聚人心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