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建东：我们需要的是三足鼎立的世界秩序
宋扬
2024年11月05日 02:34
刘 婷
界面新闻 2024年11月05日近十年来，中国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在欧美保护主义不断升温的背景下，中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指出，局部重建亚洲市场是破解美欧借贸易保护主义打压中国的一个关键点。
贸易争端的背后是世界秩序的重构
界面新闻：这一轮轮贸易争端的背后或者本质是什么？中欧和中美争端的有何异同？
鞠建东：我认为本质是世界秩序的重构。国家间的贸易争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从整体-局部利益、长期-短期利益来分析。短期看，欧洲是要保护自身汽车行业价格，长期看，则是希望吸引中国投资帮助它实现产业升级。
现在的中欧争端首先是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的贸易摩擦，与2009年前后的中欧贸易摩擦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了保护内部市场，但同时它又带有长期性和整体性。从整体性方面看，中国在制造业尤其是新能源行业的崛起，使得欧洲汽车制造等产业的全球垄断地位受到冲击，所以欧洲需要保护这种垄断地位。从长期利益出发，中国的产业升级也对欧洲的产业升级带来了冲击。
以新能源为例，其实新能源这面大旗是欧洲最先举起来的，这其中既有应对气候变化的考虑，也有实际利益的考虑，即欧洲意识到自己在信息产业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落后于美国，希望通过新能源产业的崛起，来重新获得制造业的领先地位。但是中国后来居上，在新能源领域遥遥领先，从这个长期利益出发，欧洲也希望能够抑制中国的产业升级来保护自己的产业升级。
与中欧摩擦不同的是，中美争端更具严重性。对于中美来说，一开始我们以为只是贸易摩擦，但是随着局势发展，中国认识到其本质是世界秩序的重构，这也是与欧洲不太一样的地方。中美方面，不是说中国要去争夺美国的领导权，而是中国的发展本身对美国来说影响了美国对世界霸权的掌控。但欧洲本来就不是世界霸权，在这个方面是有本质区别的。
界面新闻：既然欧洲在全球没有像美国一样的主导地位，中欧争端为什么也可以用秩序重构来解释？
鞠建东：首先欧洲是已有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就是美国所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但是2000年以后，主要是从2012年开始，全球价值链这个经济基础结构发生了变革，从原来美国主导的亚太价值链和德国主导的欧洲价值链的两极格局，转变成三足鼎立的结构，即：中国主导的亚洲价值链，美国主导的北美价值链，以及德国主导的欧洲价值链。
但与之不匹配的是，现在的全球治理体系尤其是经济治理体系还是由美国来主导，这个是世界秩序的基本矛盾，它会会反映到方方面面。中欧方面，也有从既有秩序向新秩序转变带来的冲击的因素。
另一方面，欧洲的保护政策很有意思，实际上是通过关税手段来推动招商引资。欧洲是通过提高关税，希望重组全球新能源行业的生产结构。就是说，他不太希望进口中国产品，但是希望引进中国的技术和投资，从而在欧洲本土实现其产业升级的目标。这跟20多年前中国所采用的招商引资的方法有点“异曲同工”，但是我们在产品市场上是开放的，没有对进出口方面的保护。
构建亚洲共同体是破解之道
界面新闻：中美大国竞争看起来似乎是避无可避。那在这种竞争中，决定性因素有哪些？
鞠建东：中国能不能构建一个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20亿到25亿人口规模的亚洲市场，也就是构建亚洲共同体，这是破解美欧打压中国的一个关键点。
既然本质是世界秩序之争，我不一定非要跟你对打“关税牌”。你可以与中国脱钩，但与亚洲脱钩就很难，所以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界面新闻：所以这也是中国加入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性自贸协定的一个意义？
鞠建东：不是。RCEP也好，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好，这些都不是中国主导的，也不能完全反映中国新近出现的参与新秩序构建的诉求。比如，我们想要突破美国的技术封锁、芯片战争，但这样的诉求在RCEP里面都得不到。
目前的亚洲秩序主要是美国和日本主导，中国要重起炉灶，首先要想清楚我们到底要什么。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需要找到和中国市场联系比较紧密、同时经济蓬勃发展的地区，重新构建一个中国主导的也符合大部分国家利益的市场规则，也就是WTO规则。这些规则是美国主导在全球构建的，但美国亲手把它打碎了。中国没有实力在全世界重构WTO规则，但我们可以局部重建，这也是我说的，这个亚洲市场规模是20亿到25亿人口，而不是60亿、70亿人口的原因。
过去多年，我经常会遇到西方专家。他们经常会问，在中美竞争中，美国的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要世界霸权，但是中国要什么？是要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吗？我在新近出版的《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一书，提供了非常明确的回答：我们要的是三足鼎立的世界秩序。
现在的世界秩序需要反映已经被改变的世界经济结构，也就是三足鼎立的秩序。这种秩序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更加有利于一直寻求自主的欧洲。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不称王”，这有两个含义，一是不试图取代美国的世界霸权，二是不与美国共治。首先，取代美国霸权不可行、没好处，也不应该。“不可行”是因为实力还不够，“没好处”是对中国得不偿失，“不应该”是对世界得不偿失。所谓“中美共治”是不改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国只是作为美国实力的补充，帮助美国管理世界，也就是类似“趋同论”，要求中国放弃独立的经济、技术、金融制度，而与美国绑定，这不是中国的最优选择。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重中之重
界面新闻：《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一书中，有一个观点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就是您认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可以与美元分担战争风险。您能和我们再多分享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吗？
鞠建东：人民币国际化非常重要。在重构世界秩序的中美竞争中，产业竞争、技术竞争、军事力量这些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人民币国际化，而这一点恰恰被大家忽略了，这个话题的讨论也不够充分。
美国的世界霸权主要有三方面的支撑：军事、技术、美元。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元。多任美国总统都明确说过，美国的最核心利益是美元。但是2018年之后，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基本矛盾，即全球价值链三足鼎力的结构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匹配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我为什么说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世界和平的必要条件？从理性方面分析，战争其实是一个权衡收益后的选择。回顾历史，当收益大于成本时，美国就可能不惜发动冲突。比如，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最重要的出发点就是保护美元。只要世界有动荡，资本就会流向美元资产。
若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则美元依然是世界货币，美元计价的资产是避险资产。当军事冲突发生时，全球资产就会流向美国，进而支持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技术与军事实力。若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则军事冲突所带来的风险对于中美双方是对称的，即风险主要由军事失利一方承担，全球资金将会从失利方流向获利方。在这一情境下，为了避免金融危机进一步带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美国有可能寻求与中国停止冲突，实现合作。在美国愿意停止冲突，走向和平的前提下，中国也可能“以货币合作换和平”，制止美元崩溃的趋势，从而逐步实现国际货币体系从美元主导向三足鼎立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和平转换。
我当然理解人民币国际化是件很难的事情。比如，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首先需要开放资本账户，这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比如资本外流。但我想说的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比技术利国更重要和迫切的事情，是绕不开的一步，我们需要首先下定决心。
此外，我还想强调的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美元也不复现在这么强势的世界霸权货币地位，这对美国也是有好处的。美元回归本位，美国经济结构更加健康，这对普通美国民众才更友好。因为美元作为霸权货币带来的利益主要触及华尔街、金融大鳄等富人阶层，对于很多根本没有股市账户的美国普通老百姓来说，其实获益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