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鸣研究员谈小额信贷

今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孟加拉国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创立的格拉明银行（GrameenBank），引起世界轰动。尤努斯，因为首创针对贫困人群的小额贷款模式被誉为“穷人银行家”，其小额信贷模式（GB模式）风靡全世界，有1亿贫困人口从中受益。

早在1994年我国就引进了GB模式，但效果差强人意。尤努斯的乡村银行为什么成功？我们搞的小额信贷为何效果不佳？10月31日，记者采访了省社科院农经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郭晓鸣研究员。

有效地消除贫困的金融工具

记者：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尤努斯创造的小额信贷都被视为一种非常有效地消除贫困的金融工具。小额信贷与扶贫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

郭晓鸣：作为金融行业的一部分，小额信贷是指专向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度的持续的信贷服务活动。国际主流观点认为，各种模式的小额信贷均应包括两个基本层次：一是为大量低收入，包括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二是保证小额信贷机构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从本质上说，小额信贷是将组织制度创新和金融创新的信贷活动与扶贫到户项目有机地结合成一体。

记者：小额信贷有哪几种模式？

郭晓鸣：银监会把我国实施的小额信贷分为三种模式，一是由政府，如扶贫基金开展的小额信贷；二是由国际捐赠等方式形成的民间小额信贷组织；三是由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小额信贷。

记者：作为金融业发展的一种工具，小额信贷与其他的金融服务有什么不同？

郭晓鸣：不同之处在于，它既是一种金融服务，也是一种社会服务。它的主要目标客户是中低收入家庭和微小企业。它有着与传统金融模式完全不同的几个基本理念：即让贷款成为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让所有人摆脱贫困，相信贫困人口具有良好的还款信誉，贫困人口缺的是机会而不是能力。

记者：四川是中国最早开展小额信贷的省份之一。从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仪陇实施小额信贷试验开始，四川无论在项目形式还是数量上，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反而偃旗息鼓，这是为什么？

郭晓鸣：我们有太多的教训。一是过多过强的行政干预，破坏了小额信贷自身运行规则，有的地方的农民在政府的安排下几乎每一两年就换一个发展项目，人为造成小额信贷还款率低。二是小额信贷没有形成体系，都是在一定区域小范围内独立运行，相互之间没有支撑，也没有纵向系统，一旦一个地方的项目失败，机构本身持续性就会受到挑战。三是管理成本过高，特别是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几乎都是新建一套组织系统，聘请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运行成本很高。

不能忽视的商业化原则记者：我们注意到，GB模式其实很商业化。扶贫和商业化的问题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好，很多商业银行就因为小额信贷的利率低、风险大而不愿意做。

郭晓鸣：GB的商业化，是基于扶贫的商业化。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走出一些误区。比如，我们屈服于一种扶贫就必须低利率，小额贷款以扶贫为主要目标也必须低利率的压力，实际上，孟加拉的小额信贷利率是很高的，在20％左右，完全是市场化的利率。实践证明，只有实现利率市场化，才能使小额信贷获得一定盈利，继而有后续发展的能力，也才能实现扶贫目标。而且市场化利率与小额发放贷款的结合，可以防止运行中资金被少数有权势的富裕农民所独占，保证资金能够到达贫困人口手中。另外，我们的小额信贷发展至今，无论是政府的扶贫部门，还是国外基金会，都不能吸储，只贷不存。尤努斯最近访华，指出只贷不存如同锯断了小额信贷的一条腿，所以小额信贷生存环境比较艰难。

记者：只贷不存的依据是什么？

郭晓鸣：按照我国现行金融法规，任何一个非正规金融机构都没有吸收存款的权利，否则就是非法吸纳存款。如果让小额信贷可以吸储，从制度为其解决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问题，那么现行金融法规就需要调整，首先要给予小额信贷一个明确的法律定位。

政府的作用还是很关键记者：近年来，农村的金融环境在恶化。这对四川6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来说，是一个严峻的现实。

郭晓鸣：调查表明，四川80％左右的农户很难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现在小农户小额、短期的资金需求在供给方面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农村信用社对一般农户尤其低收入农户惜贷倾向非常严重，农村内部金融抑制的矛盾不但未能缓解反而进一步在加重。小额信贷除了有市场需求外，还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即通过帮助贫困人口脱贫，促进农村内部稳定和构建农村和谐社会。

记者：那么，四川发展小额信贷更具体的意义表现在哪些方面？

郭晓鸣：小额信贷在通过信贷支持扶贫方面有独特的作用，是其他扶贫方式不可替代的，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近10年来，小额信贷覆盖了四川70个县，帮助12万贫困户脱贫，扶贫效果显著。同时也提高了参与农户的能力，通过信贷小组互相帮助，他们选择项目、发展项目、经营管理的能力都有提升。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促进了农村社区的民主管理，农民自己讨论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这是农村社区自我发展、自我管理的雏形，这方面的积极意义不可低估。

记者：小额信贷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一般商业银行都不愿意做，而愿意做的又没有合法地位，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政府能做些什么？

郭晓鸣：政府的作用还是很关键。最重要的是，明确小额信贷的法律地位；强化政策支持，让小额信贷能形成稳定资金来源。值得指出的是，政府还应强化对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虽然小额信贷有一套制度让农民以自主参与的方式选择项目和实施项目，但是他们毕竟受到认识能力、信息渠道等方面的限制，需要有效的外部支持让他们有更大的选择项目的空间，更强的实施项目的能力。

记者：如何防范小额信贷的风险？

郭晓鸣：正是为了规避金融风险，所以现在的小额信贷通常采取“只贷不存”的政策，但从长期来看，我们必须建立一套针对小额信贷的监管体系，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小额信贷能逐步形成体系，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应继续在全社会加强诚信教育，增强社会诚信观念，深入细致并切实有效地开展基层社区和借贷客户，以及金融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信用制度建设，为小额信贷的开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专家简介 郭晓鸣，1957年12月生，1982年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农经专业，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现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农村经济》杂志主编，四川省农经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主要研究成果：专著《中国乡镇企业：现实与选择》、《农民与土地：历史现实未来》、《四川农村经济发展研究》、《农户金融需求：现实判断与政策选择》等。获省部级二等奖3项、三等奖4项、省“五个一工程”奖2项。
　　
尤努斯的小额信贷

它是一种非正规金融模式。这种小额信贷特点明显：不需要担保，主要面向贫困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村妇女；有自己的组织结构和风险防范机制，如，实行连带责任制，在一定的社区范围内，5—6户组建为一个信贷小组，相互帮助选择项目，相互监督项目实施，相互承担还贷责任；贷款数目不大，整贷零还，好处在于减轻农民整体还款压力，并合理抑制消费欲望。

观点

未来小额信贷可能的主力军

■杜晓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未来10—20年，中国小额信贷的主要力量，在农村，很可能是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以及少量中大型的民营小额信贷机构。在城市，则可能是不同性质的商业银行。如果政府放开银行小额信贷利率管制，推行鼓励商业银行开展可持续小额信贷政策，则中小银行，尤其是民营银行可能成为城市小额信贷主要力量。在小额信贷行业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如政府政策进一步放开，则专业小额信贷机构/银行、商业银行、金融（信贷）公司、信用合作联盟等都可能成为从事小额信贷业务的重要力量。

既是制度创新也是金融创新

■李天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学术界对于小额信贷的界定大体上分为两种观点：福利主义认为小额信贷是一种扶贫制度上的创新，而制度主义认为小额信贷是一种金融创新。实际上，二者都没有完全否定对方的观点，而只是机构的扶贫性和“自负盈亏”的可持续性孰先孰后的问题。基于我国目前改革中出现的贫困问题，我们必须同时注重“效率与公平”，因此，小额信贷既应是一种扶贫制度的创新，又是一种金融创新。小额信贷机构在为大量中低收入人口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又要保证机构通过“自负盈亏”，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采访札记　　相信穷人

1976年，尤努斯在孟加拉国吉大港附近的贾布拉村将27美元借给42位赤贫的农妇时，并没有想到，30年后的今天，这种小额信贷项目会风靡世界，让上亿贫困人口从中受益；更没想到，他会因此而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尤努斯相信，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缺的不是摆脱贫困的能力，而是机会；他坚持认为“信用”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一个人无论再穷，都有权利被人信任。

相信穷人———这种理念，以及基于这种理念之上建立的银行制度体系，决定了尤努斯的小额贷款模式的成功：几百万贫困人口因此受益，贷款偿还率高达99.02%，格拉明银行保持了9年的盈利记录。尤努斯用他的实践完成了一个伟大经济学证明：穷人是讲信用的，公益与效率也是能够实现双赢的。

让信贷成为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对郭晓鸣整个采访中，让记者感触最深的一句话。但审视我们的农村金融体系，农业银行从县级以下区域全面收缩，农村信用社资金更多投向专业户和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从农村“抽血”的角色。嫌贫爱富，已成为大家对银行的“共识”：没有抵押，不贷；没有担保，不贷；信用，凭什么相信？

其实，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小额信贷的还款率都高于普通银行贷款。也许我们的金融部门不是不相信穷人，而是以赢利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决定了这一切：小额信贷利润薄。

不否认贫困人口受自然条件以及思想观念的限制，脱贫的路更艰难，不否认帮助其脱贫是一件费力的事情，但这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主席奥利在宣布这一奖项颁给尤努斯时说，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多数人脱贫后才能实现。这让大家认识到一个全球所关注的问题：贫困与和平的关系。对于中国来说，其实就是贫困与和谐的关系。因为，缩小贫富差距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需要我们为减贫工作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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