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 四川与历史对话

2001年年底，当我写完《“西进潮”与西部开发》的后记，我把眼光同时投向了大洋彼岸的美国。那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横跨北美大陆的“西进运动”（Westword Movement）——也就是“西部大开发”，造就出一个繁荣的美国，在世界经济史上留下了盛名。我即将前往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希望亲身感触美国西部开发的精神和由之而来的强盛。

我们的课题，主要是研究中国西部开发问题的，尤其是四川自身纵向的“西部开发”史。但是，我们也研究了美国的“西进运动”，并且把它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做了简短的横向比较。我们的学术关切点，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东、西方文明对话”，也就是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有人说过，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一种大历史观，他把东方和西方的眼光结合了起来，这话不无道理。我们课题组需要的，也就是这种大历史观。

2004年年中，我从美国回来，国内的“西部开发”已经如日中天，气象万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一个个项目在西部实施；城乡建设、金融改革，一幢幢高楼在西部拔地而起。我发现，当年美国发生的一切，正在中国的西部悄然诞生；我体悟到，早前数代人的梦想，正在逐步变为社会现实。在这样的历史时刻，重温我们已经做过的跨时空课题，仍然豪情激荡、思绪难抑…………

一、西部大开发，当代主旋律

“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东部，但最终落脚点在西部。”
一位长期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布局和现代化进程的专家如是说。

西部开发的号角，面向21世纪吹响。
2000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1月16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全面展开。

西部大开发的范围涉及国土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2/3强，总人口约3.72亿人，占1/3强。按照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精神，西部大开发在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有四项：一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三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工业结构，发展特色旅游业；四是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卫生事业。
在2000年-2004年的五年中，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在西部地区累计投入４６００亿元，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资金累计安排５０００多亿元，加上地方建设资金，总数超过万亿元。
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西部的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近５年，西部开发新开工重点项目达６０个，规划投资总规模８５００亿元。国家投入带动了社会投入，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２０％左右。
5年来，西部地区新增公路通车里程９.１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５６００公里；新建铁路铺轨４０６６.５公里，建成投产铁路新线２８１９.６公里，青藏铁路线下工程已完成９５％左右。西电东送工程，累计开工项目总装机容量3600多万千瓦，输变电线路13300多公里，新增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电网建设任务提前一年完工。建设了四川紫坪铺、宁夏沙坡头、广西百色、内蒙古尼尔基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４３座。改造了115个灌区、建设了535个节水示范项目、安排了621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西气东输工程全线贯通，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０日实现向上海的商业化供气。
据统计，5年来，退耕还林工程累计完成退耕地造林和荒山荒地造林２．８８亿亩，退牧还草工程已经安排治理严重退化草原１．９亿亩。江河上游水利枢纽、公路国道主干线、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江河上游水污染防治、西部中心城市大气污染治理等重点工程全面展开，许多项目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开始显现。
此外，进一步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5年来，累计安排投资71亿元，解决了西部3200万人饮水问题。国家投入46亿元，将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不具备基本生存条件地区的102万贫困人口实行了生态移民。安排10亿元，用于农村96万口户用沼气池建设。解决了969个无电乡通电问题，6.8万个行政村通了广播电视。教育方面，国家累计投入150多亿元，支持西部地区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投入65亿元，加强西部农村公共卫生设施建设。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

四川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战略地区，拥有丰富的水能资源和矿产资源，拥有高科技产业及人才配备，还拥有广大的农村腹地和少数民族山区，在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保护、西电东送、城乡综合建设、民族地区的开发治理等方面已经有所作为、有所受益。
当前，四川面临着以下四个方面的历史性机遇：
一是新的产业转移机遇。沿海发达地区要素成本的显著上升，必将逐步给西部带来实质性的产业转移机遇。四川地区具备“要素低成本”和“配套细分工”两种优势，沿海地区转移过来的产业无论是“扎根投资”，还是“飞地投资”，对于我们而言，都是有益的。
二是矿产资源优势和高科技优势的机遇。宏观经济的需求条件，已经更多地有利于西部的产业基础，为四川的矿产资源优势和高科技优势的发挥提供了难得机遇。
三是发挥教育、科技资源优势的机遇。面对新一轮经济增长，西部地区的教育、科技产业应当作出积极反应。高科技带来高成长，以基础教育推动科研机构产业化，推动应用技术的发展等等，是竞争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是发挥环境资源优势的机遇。四川一些环境优美的地方过去未被开发，没有点火办工厂，曾经被认为是“落后”了。但时过境迁，在现在的人们眼中，这些地方成了很有开发价值的资源，这是一种“未开发的优势”，是西部发展旅游业的“泉源”。
   
我们已经有了“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已经有了开发西部的机遇和条件，我们还需要一种精神——“西部精神”：一种对历史和后代负责任的精神，一种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精神。

二、人文精神：由“湖广填四川”奠定

“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
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成都竹枝词》

“湖广填四川”比美国的“西进运动”早发生100多年，起始在清代的康熙年间。如果从魏源所说的“江西填湖广”算起则更早。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运动，持续时间达一个多世纪，移民人口达500多万。移民们从中国广大的地区，包括湖南、湖北、陕西、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山西、甘肃等十几个省迁往西部的四川，开垦荒地，群居创业，其中湖南、湖北移民的人数最多。大移民促进了四川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不同民系的交融，提高了四川人的文明素质，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西部文化精神，一种勇于开拓、开放包容的精神。
空前规模的大移民使四川土著与全国十几个省的移民形成“五方杂处”，经过较长时期的融合，他们在语言、文化、婚丧、风俗等精神层面逐渐相通，在汉文化的大系统里形成西部一个较为独特的亚文化圈。
移民们大多数是为追求生存、追求发展，背井离乡，不畏蜀道艰难，千里跋涉来到四川的，他们身上不乏艰苦创业、“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那时候四川地广人稀，开放包容乃是必须的。但是，移民运动并未彻底改变四川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面貌，入川以后，“天府之国”沟渠纵横、水旱从人的富饶，封建小生产者的狭隘自私，以及四川盆地山水阻隔的自然环境，容易使得它的居民故步自封、小富则安。一直就有人认为这是四川人闲适的原因。李〖HT5，6”〗吉〖KG－3〗力〖HT〗人就说过：“因为生活程度低，大家容易生活，费不了多大的事，衣食往行完全解决，因此大家便养成了一种懒惰行为和苟安心理。”这就是“盆地意识”。

尽管如此，在四川人堆里，“湖广填四川”的故事仍然是永远挂在嘴边上的“龙门阵”。什么“我们的祖先是被捆绑着双手押来的，他们要解大、小便就得松绑，所以现在的人叫解大、小便为‘解大手’、‘解小手’”；什么“四川人喜欢背着手走路的习惯，就是我们祖先在捆绑押解的路上养成的”，等等……
我小时侯就听过不少这样的“龙门阵”。我想这种“口述历史”的传承，尽管有“小说家言”的妄添成分，其基本脉络还是缅怀先辈移民创业的艰辛，不要忘记历史和传统，不要忘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人文精神。我后来有兴趣研究“湖广填四川”的历史，就受到过这些“龙门阵”的影响。
流沙河先生似乎也听说过这些创业的故事，摆起“湖广填四川”的“龙门阵”来情有独锺。他说：“说起这条‘湖广填四川’的道路，万分有幸，鄙人走过，就是从湘西吉首到川东酉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扩宽了的湘川公路，车到三角地（此系地名），湘西友人介绍说：‘湖广移民走到这里，要作最后选择。前面路分岔了，右去四川，左去贵州。’”沿着先辈的足迹前行，他是引以为自豪的。
不仅流沙河先生是这样，在朱德、陈毅、郭沫若、李〖HT5，6”〗吉〖KG－3〗力〖HT〗人、巴金等人的文字中，也不难发现尊崇先人移民创业的“湖广填四川”情结。进而言之，恐怕在全四川，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也有着缅怀先祖、崇敬创业的激情。

“湖广填四川”如此牵动人们的心扉，说到底，是因为它创造了一种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从废墟上拯救了四川，在早前的西部开发中树立起一座丰碑。一句话：“湖广填四川”，奠定了近现代四川社会开放与开发的人文背景。
 
三、对话历史：追溯古蜀人
   
古老的中华民族曾经长期居住在“西部”，今天黄河流域中上游和长江流域上游一带，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人文始祖的历史就是从“西部开发”中崛起的。
——题记

根据古史记载，古代黄河流域分布着不少的部落。在陕西一带有姬姓黄帝部落和姜姓炎帝部落，他们之间世代通婚。后来，炎、黄部落逐渐强盛起来，联合打败九黎部落，杀掉蚩尤，统一了黄河流域中上游，这是古史中“西部开发”的起点。据说，黄帝发明了衣服、舟、车，以利人民生活；炎帝教民农耕、四季田作，因而炎帝又被称为神农氏。如果这些传说属实，那么，中华民族的历史无疑应该从西部写起。

四川的历史印证着西部起源说——
大约在200多万年以前，四川地区便有了人类活动。1986年，在四川巫山县发现了距今204万年的巫山人的门齿和下颌骨化石，这是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此外，1951年在资阳黄鳝溪发现古人类化石，被命名为资阳人。据研究，资阳人距今数万年至十万年。1980年，在筠连县又发现筠连人化石，其年代与资阳人相近。这就是最古老的、真正的“蜀人”。然而，最古老的、真正的“蜀人”，并没有留下多少骄人的事迹，他们的言行、社会，至今，恐怕只有古人类学家能够猜想；相反，倒是外来的民族声名显赫，建功立业，丰富了巴蜀古史。蜀族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就是外来移民不断加入融合其中的历史。
故老相传，蜀王国的创立者是蚕丛氏，蚕丛氏就是外来的移民。《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诸文献皆有这方面的记载。据专家们研究，蚕丛氏生活的时间约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代，其活动区域，先是在岷江上游一带，随后迁徙至成都平原。一般认为，蚕丛氏部族属于氐羌系民族。当时，氐羌民族过着居无常处，以畜牧为业的生活，随着人口的增殖而产生的人口压力，迫使部分氐羌人沿着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南迁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蚕丛部族很可能便是其中的一支。
蚕丛氏蜀王国的建立，标志着本土社会跨进了文明时代，蜀地的开发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
三代蜀王之后，进入了杜宇王统治时代。不少专家认为，蚕丛、柏濩、鱼凫等三代蜀王部落，包括杜宇部落，都是从岷江上游迁入蜀地的。杜宇的妻子名朱利，徐中舒先生认为 “朱利原为藏语牧场之意”，借用而为“一个牧女的名字”，说明朱利部落也是来源于岷江上游的。杜宇和朱利教民务农，蜀地的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黑水青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都广即广都，泛指成都平原。看来，四川盆地的农耕发展，应该归功于远古移民。
杜宇之后，蜀王国进入了开明氏统治时期。《蜀王本纪》说：“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至蜀复生，蜀王以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帝自以德薄，不如鳖灵，委国授鳖灵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从这段传说可以得知，开明氏应该是荆楚之地的一个部族首领。荆楚，指泛今湖北、湖南、川东和贵州部分地区。开明氏便是沿长江迁入成都平原的，在入蜀之初，曾经定居在今乐山一带。《华阳国志》也有一段记载：“江州以东，其人半楚”，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开明氏入蜀。如果单纯从时间与地望上考量，开明氏入蜀，可以算是四川历史上第一批“湖广移民”。
开明氏部族来自荆楚河湖地区，具有相当丰富的治水经验。当他们到达成都平原时，正值洪水为患，于是开明氏“决玉山，民得陆处”，取得了排涝救灾的胜利。除此之外，开明氏在成都平原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治水活动，《水经注•江水》记载：“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氏所凿也。”《蜀中名胜纪》载：“(金堂)峡口，相传为鳖灵所凿。”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由于开明部族迁入成都平原，带来了先进的抗洪排涝技术与经验，使蜀地治水技能有了提高，这又为蜀地农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保障，因而开明氏统治期间，蜀王国的国力强盛，曾一度与中原秦国分庭抗礼。

唐代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曾经发出哀叹：“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迩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蚕丛至开明入蜀的历史，打破了《蜀道难》的断言，证明四川盆地，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三、情牵四海：巴蜀大移民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大的民族迁徙，系指秦汉、唐宋与明清。每一次几乎都与战争相联系，呈现国破家亡、哀鸿流离的苦境。但是四川与此有差异，中原内乱，四川恰好偏安一隅，带来加紧发展的机遇，几乎每一次人口流入，皆与对外开放、经济开发相辅相成。四川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就是外来移民不断加入融合其中的历史。

 四川从来就是一个移民大省，具有对外开放的文化传统。历史上，四川既不保守，也不愚昧。四塞的高山与相对封闭的盆地环境，未能阻挡外界新经济因素的植入。恰恰相反，每当四川濒临灾难，历尽折磨，倒是外来文化的浸染，激发了四川社会再生的活力。从某种义上可以说, 一部四川经济史，也就是四川土著与移民在“西部开发”中走向繁荣的历史。
    简而言之，四川历史上约有八次较大的移民迁入活动，曾经对四川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第一次是秦灭巴、蜀，“乃移秦民万家以实之”。如以一户五口估算，则达四、五万人之多。这些移民对蜀地工商业的发展起  到重要的作用。其中冶铁技术的传人，使蜀地成为整个西南地区的冶铁中心。卓文君的一家，就是这些移民中的一户，她的父亲卓王孙，就是在临邛靠冶铁致富的；而秦蜀守李冰在成都平原兴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在今双流一带开凿的盐井，则对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和四川井盐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是西晋末年，中原“八王之乱”，秦、陇六郡饥荒，十余万流民避乱入蜀就食。后因留恋蜀地富饶，不愿被遣返回乡，遂起兵反晋，并在蜀地建立“成汉”政权。由此造成巴蜀地区连年战乱，土著居民逃亡殆尽，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在流民建立的成汉政权后期，为补充农业人口，从今贵州境内招引大批僚人(少数民族)入蜀，迁居四川盆地东部及盆周山区，文献记载有“十余万家”之多，即达五、六十万人。由于六郡流民素质较低以及入人蜀僚人尚处原始渔猎经济阶段，这次移民浪潮虽给四川社会注入了新鲜的民族血液，但终归负面影响多于正面影响。
  第三次是中唐“安史之乱”及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这两段时期中，天下大乱，蜀中相对安定，成为皇室及衣冠之族避乱之境。安禄山叛乱时，攻逼长安，唐玄宗因“剑南虽狭，土富人繁，表里江山，内外险固”，而率官兵1300余人仓皇入人蜀，到达成都。同期闻讯赶来扶驾勤王及追随入蜀的中原人士更不在少数。黄巢大起义时，攻破长安，唐僖宗逃至成都，留驻四年以避中原之乱，情况也复如此。至前蜀王建称帝时，史称“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这两次皇室入蜀证明四川之富庶与重要，同时也对四川地位的提升有所作用。中唐安史之乱，在全国仅存的富庶地方中，四川仅次于江南，因而当时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到晚唐黄巢起义时，扬州也残破了，四川地区便成为全国唯一的富庶地方。正是这种富庶的基础，继后，维系了前、后蜀两朝繁盛。
    第四次是南宋初年的抗金战争。由于中原沦丧，宋室仓皇渡江，驻跸吴会，北方居民大规模南迁。四川也成为重要的避难地，有上百万人口移入，致使两宋之际短短几十年，四川户数与人口增净一倍多(包括自然增长在内)。大量陕甘移民的入川，必然带来中原先进的文化因素与生产手段，大大促进了巴蜀经济文化的发展。随着这一过程的推演，最终逐步完成了从东晋开始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即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超过黄河流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四川是其中重要的一隅。
    第五次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江淮大乱，徐寿辉部将明玉珍率领湖北部众入川，建立大夏政权，又征招湖北老乡以自固。一时间避乱入蜀的江淮人与投靠明玉珍大夏政权的湖北人不在少数，估计应有50万。此外，明初朱元璋部将傅友德、廖永忠、蓝玉等率江淮之卒平定巴蜀，战事结束后，很大一批留驻四川盆地西缘和川西南地区，从事戍守与屯垦。这些江淮、湖北移民，加深了四川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联系。
    第六次是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这是一次首先由官方组织和鼓励的西向移民运动，随后发展为民间自发的迁徙垦殖，其规模之宏大，持续时间之久长，影响之深远，都是亘古未有的。
    清初，四川遭受严重的战乱破坏，赤野千里，田庐抛荒，全川人口仅余几十万。为迅速建立四川政权，恢复正常生产，清政府在康熙时采取断然措施，强行由湖南、湖北(当时称湖广)移入人口，并辅之以强硬的行政手段，诸如裁撤湖广总督，设置川湖总督(驻荆州)和诱人的经济手段，诸如授与牛种，宽限起科等等，以鼓励垦荒生产。在这种长期的诱导、示范作用下，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约150年时间，以湖广人为主的十余个省有500万以上的人口移入四川定居，到嘉庆末年，四川已达2000多万人口，成为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
    这一次大移民运动对于四川的影响是巨大的。至今，80％以上的四川人自认是移民的后裔。高产旱地作物红薯、玉米、马铃薯等也是那时传入的，推动了盆周山区和丘陵地区的深入开发，进一步奠定了四川农业大省的地位。
    第七次是抗日战争前期，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内迁陪都重庆，江苏、浙江等省和京、津、沪、宁等地的学校、工厂、机关和居民大量疏散人川。据统计，战火中约有700多万人从北方和沿海人蜀。战争胜利后，虽有相当一部分机关、学校和工厂返回，但也有相当部分就此留下，从而改变了四川旧有的文教、工业格局，奠定了当代四川(尤其是重庆)的现代重工业基础。
    第八次是60年代开始的大三线建设。十多年间，围绕“两基一线”建设，从沿海一线地区迁来工厂、企事业单位117个，投入建设资金300多亿元，移入人口近百万。对于四川的基础建设、能源、交通建设、钢铁冶金、核工业、电子工业、航空航天业、国防军工等项建设，影响巨大。尤其是成昆线的建设，堪称人类征服自然的凯歌，英勇无畏的铁道兵指战员和四川民工并肩战斗，在横断山脉的地质禁区，架设了一条高品质的经济通道，为西南三省的经济建设和整个西部地区的开发，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四、文化DNA：“湖广填四川”与“西进运动”的比较

“来吧！所有希望改变命运的扬基农民，
那些有勇气背井离乡的人们，
撇下你双亲居住的故乡，
跟随我定居在密歇根，——
是呀！是呀！是呀！定居在密歇根。”
——《希望之歌》

美国人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西部文化和西部精神，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包括进取精神、民主观念和崇尚金钱的物质享乐主义等。“西进运动”在地理上和政治上最终使美国国家得以形成，使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开发西部中形成的西部文化更是对美国人的哲学、思想、性格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美国西部开发的特点是：1、以联邦公共土地政策为核心，2、以交通运输业为龙头，3、以私人企业、个人创业活动为动力，4、以法律制度为保障。 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仅仅是随时为拓荒事业开辟新的地区和制定政策。
但是，由于西部极其轻易的为许许多多的美国人提供了空前多的发财机会，通过不断地开发土地、牧场、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来创造财富的过程一再地实现，这就使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追求金钱成为许多美国人生活中的唯一目标。这种登峰造极的崇拜金钱的物质享乐主义态度，历来受到人们的批评。
美国西部文化还具有铺张浪费、急功近利的毛病。西部的自然资源如此富饶，似乎不可能有穷尽的时候，这使西部人养成了浪费资源、浪费物品的习惯。而各种各样机会的存在，使西部人很容易从土地、森林、矿山或商业投资中获取收益，捞上一把再去寻找新的更为有利可图的行当是许多人的心态，因此，他们是非常实用主义的。

将“湖广填四川”与美国“西进运动”这两次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加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若干相同之处。
从移民和经济开发活动的模式或者说特点来看，“湖广填四川”主要是政府通过实行优惠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来吸引和稳定移民。“西进运动”除了国家实行公共土地政策这一根本性的特点外，大规模地发展铁路交通运输、提供法律保障，尤其是私人创业愿望的推动也是其重要的特点。
从运动的影响来看，“湖广填四川”促进了四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中国东西部经济文化的交流，清政府也得以巩固了它在四川的统治。“西进运动”在地理上和政治上最终使美国国家得以形成，使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开发西部中形成的西部文化更是对美国人的哲学、思想、性格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从性质来看，它们都是大规模的移民运动，都是对各自国家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活动，持续时间都在一个世纪以上。不过，前者的西部主要是指四川一省，而后者的西部却涉及到除大西洋沿岸各州外的全部美国地域。“湖广填四川”中，经济开发首先是对土地的复耕，然后才是开垦新的荒地，其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农业领域，其性质是封建主义小农经济性质。“西进运动”的经济开发主要是拓荒性的，开初主要是开发土地，发展农业，后来则发展了工业（矿业、制造业、交通业等），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属于资本主义性质。“西进运动”除了是移民和经济开发运动外，它还是领土扩张运动，因为正是伴随着移民浪潮不断向北美西部广大地区的推进，美国的版图才得以划定，国家才最终得以形成。
从动因来看，“湖广填四川”开始是由政府推动的，除了恢复经济的需要即经济方面的原因外，清政府急需建立并巩固对四川地区的统治即政治上的需要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存在着政府强制移民和个人自愿移民两种情况。“西进运动”主要是私人创业活动推动的，政府顺应并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法规，对私人的移民活动予以了支持、规范和保障。
从移民成分来看，“湖广填四川”中移民以农民占绝对多数，涉及到国内十几个省区。“西进运动”中移民包括土地投机家、小农、奴隶主等，它们不仅来自美国国内，而且也有来自欧洲各国等外国的移民。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湖广填四川”和美国“西进运动”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它们都是人类的移民活动和经济开发活动，政府在整个活动中通过实行优惠的政策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鼓励或支持、规范了移民的行为，保证了移民运动的成功。但由于历史背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这两次移民运动的不同之处更多一些，它们对各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也是不同的。

“湖广填四川”和美国的“西进运动”比较，虽然在开发西部的经济层面上和移民运动的人文精神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深层结构上，却毕竟有更多的不同。

那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一个是封建主义时代，一个是资本主义时代；那是两个不同的法制环境：一个是皇权与官本位制度下的“臣”垦“王”土（“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个是充满自由精神、自由创造、自由竞争的“牛崽世界”；那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一个是表面上“仁、义、礼、智、信”，的“旧”儒家文化；一个是一心鼓吹“让世界充满爱”的“新”教伦理精神；那是两种不同的人才观：一个是“科举取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个是提倡“专利制度”，重奖发明创造的“实用主义”。
二者之间迥然不同，同处荒岛上，鲁宾逊与“星期五”的差距是巨大的。

美国人200年来在“西进运动”中走过的道路，中国人注定要分四次才能走完（“湖广填四川”、“国民政府内迁”、“三线建设”以及这一次的“西部大开发”）。历史似乎在开中国人的玩笑，就像郑和下西洋，去得比哥伦布早，却没有“发现”新大陆，更没有“开拓”殖民地。哥伦布航海回来，在回答欧洲先生们冷嘲热讽的挑战时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把鸡蛋“啪”的一下摔破，竖在餐桌上，“先生们，您们谁也没有把鸡蛋竖起来，因为您们不敢！”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哥伦布式的“敢字当头”的“创新精神”。

展望： “泛珠三角”，一个“９＋２”的“想象空间”
珠江三角洲，中国南端最发达的经济区。一个“９＋２”的计划正在破茧而出。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３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提出打造“泛珠三角”经济圈的计划。“泛珠三角”，简称“９＋２”，即：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９个省（区），再加上香港和澳门形成的超级经济圈。这个计划，将“珠三角”、“东盟贸易区”以及“内地与港、澳的经贸关系”三个概念合而为一，给“泛珠三角”越来越多的“想象空间”，它是“亚太21世纪”理念的实际拓展。
四川，不失时机地加入了进去。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将面临的，注定会“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因为有人说，在西部，一个“三强”竞争的架构正在形成：重庆将自己定位为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成都则定位为西部最强竞争力和吸引力的都市区；西安将自己描画为新欧亚大陆桥中国段西部及黄河中上游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及世界旅游之都。在区域发展蓝图中，成都要将自己发展成为特大中心城市，都市区3681平方公里，人口800万。区域发展构筑以成都为中心，形成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乐山城市带；西安则要建立“西咸一体化”都市圈，总人口1200万。带动包括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韩城、华阴、兴平等关中八个城市在内的“关中城市群”的发展；而重庆明确自身要建立“一心多极网络式”的城镇体系，都市区规划面积5473平方公里，其中主城面积2737平方公里。人口规划2020年达到930万。
可以预期，在新政策的倾斜下，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总规则已经决定了西部“三强”超前发展的命运。一个稳固的区域“金三角”，在提升城市品牌的同时，已经若隐若现地浮出了地平线，而在“金三角”的核心地段，那就是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