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1日,文学所退休研究员文天行给文学所的科研人员带来了他的新书——《中国近代文化史编年》,也和大家交流了他编写此书的心得体会。
2015年,文先生完成并出版了《20世纪中国抗战文化编年》。现在,2021年的夏天已经扑面而来。时光的流逝,不由得不让人想起孔子在川上的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也有“逝者”,不过不是流水而是时光。人生也的确易老,青春的记忆还在脑海中萦绕,就“从心所欲”了。王维有诗云:“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要做到实在有些难度。从事研究这么多年了,思维的惯性不是说停就可以停下来的。5年来,由于从上到下对于抗战研究的更加重视,涌现了大量的抗战时期的文化资料,东北的、西南的、西北的、华北的…真是不胜枚举。文老认为,有必要对《20世纪中国抗战文化编年》进行补充,以期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这一段难忘的历史。
在拓展抗战文化资料的同时,搜集到了不少抗战以前的文化资料。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的专制统治,开启了中国走向共和的大门。共是共了,和却没有和。虽说如此,也不能否认它提供了相对自由的思想解放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聚合,五四运动爆发了,各种文化思想也闪亮登场,不由得不让人想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正在进行这样的道路选择时,九一八事变的枪声响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男儿十万兵。14年的艰难付出,日本侵略者终于举起了罪恶的双手,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于是,就有了编写一个历史跨度更大、内容加更丰富的编年的想法。
《中国近代文化史编年》从1912年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起,止于1949年红旗插上天安门城楼,时间跨度是37年。这37年是汹涌澎湃的37年,是地覆天翻的37年,也是中国走向站起来的37年,也是中国走向站起来的37年。
为什么要始于1912年?因为这一年是专制与共和分界的一年。辛亥文化当然不是从这一年才开始的,但无可否认,胜利的旗帜是这一年才高高飘扬起来的。想了又想,编年就从这里着笔吧。任何真理都具有相对性,这也不例外。
最后科研人员还和文天行研究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并合影留念。
(文/文天行 雍蓉 图/雍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