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中国经济模式的经验分析

沈华

2017年03月14日 12:00

易娅莉
《人文杂志》2016年第7期

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引领下,持续30多年高达10%的增长率让中国备受世界关注,而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目前现代化的中国与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一直在持续思索的问题是: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以及制度和理念是否存在呢?探索这个问题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关系着未来世界的面貌和历史的发展方向。值得关注的是,在十八大以来中央的顶层设计和科学发展理念指导下,中国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作体系、学术体系及制度构建体系,这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经济发展体系”的时代内涵,这既是过去中国在1978年以来推进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现代中国的具体实现。基于此,本文拟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探讨,在认真总结过去实践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并形成的经济模式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其中所蕴含的实践内涵和时代使命,从而进一步明晰中国经济的科学发展路径。
   
       一、文献回顾
   
       “中国模式”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60年代。1961年5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一篇文章中曾经谈到“中国模式”,①不过这里指的是志愿者利用闲暇时间修建公路和学校。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伟大实践,中国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发展思路,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成功经验。实践告诉我们,照搬照抄别国的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必须创造一种适合自己国情的经济模式。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模式”逐步形成的过程。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年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可以算是国内学术界较早的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系统分析的论著。其中指出,中国模式的改革道路在内在逻辑上,是不可逆的、有序的,这与帕累托改进相类似,有利于在改革的速度和局面的稳定两方面维持平衡。②自2004年“北京共识”概念提出起,“中国经济模式”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予以回应,成为近年来讨论中国经济模式的一个新起点。
   
       江金权认为,应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机制的角度来界定中国发展模式,即中国特色的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发展体制,也可以称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③韩保江将中国创造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的改革开放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自己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称作“中国发展模式”,并侧重于从体制或制度上分析中国发展模式的生成、动力、制度框架、支撑条件、实现途径和运行机理。④张宇等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模式的特征与意义,认为中国经济模式实际上是其基本经济制度在现实的改革、发展和开放过程中的展开或实现。进一步完善中国经济模式,必须自觉坚持和完善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⑤
   
       蔡昉将经济增长归类,同时把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嵌入相应的增长类型,对每个阶段相关的重大中国命题,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历过了四种经济增长类型中的前三个,终将进入新古典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利用可靠的理论武器和独特的发展历程,升华中国经验,增强对中国经济模式的自信。⑥许立成等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核心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它既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的特殊政治经济环境。由于面对许多问题和矛盾,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是要“改革政府”,并以政府改革来推动和深化经济改革,促进经济的持续合理增长。⑦夏宇翔对于中国经济模式,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经济模式“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结合前人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特殊的发展模式”。⑧
   
       二、中国经济模式的指导思想与战略思维
   
       根据现代国家发展战略理论,一个正常的国家发展,需要具备正确的制度保障、正确的发展路径、科学的理论思想、科学的发展战略。
   
       1.改革与开放并行
   
       经过多年的实践以及现代经济学理论证明,发展经济、改进民生的第一手段是市场经济。1978年,中国选择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因其利益最大化原则被定义为开放型经济。开放是改革的重要内容、必要条件和重要动力,制度红利源于制度改革。从新制度经济学中可以得出:制度变迁,是原有资源的重新配置,是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率,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生产力。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推动了整体性的、各个方面的国家体制变革,比如公司机制、财税机制、经济所有制、金融体制、雇佣体制等,这些变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中国得到了巨大的制度红利,这也是中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推动了“中国模式”的升级和影响力。在改革开放的模式下,中国获得了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在开放的基础上,很多世界先进理念及国际规则进入中国,加快了中国旧体制的变革和新体制的建立。
   
       2.渐进式推进改革
   
       中国经济转型切合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系统性的,可持续性的。此种形式推动改革的一般做法是:保留社会主义的基本体制,充分对历史进行传承和创新。中国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不具备预见性,缺乏计划性,多以“盲人摸象”的形式展开,在发展中总结,在总结中发展。在推行双轨转型后,中国将经济体制外部相关制度机制的区别最小化,从而尽可能均衡保障群众的权益。从乡村到城镇,从简单到复杂,从质量到数量,从局部到整体等,最后达到复合形式的全局转型。这就是中国在“华盛顿共识”引领下与俄罗斯“休克疗法”对比下的本质区别。⑩渐进形式改革的本质是在进步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以此来促进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的发展与进步。此类形式的改革,有利于提升改革的投入回报比,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大局,对改革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体来说,中国采用“渐进式”模式,规避了其他国家“激进式”模式的弊端,使得改革成果遍地开花,这和中国五千年历史的“中庸”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3.在改革、发展、稳定间找到切合点
   
       改革是一系列广泛而彻底的社会变革,需要利益调和、机制变换及思想转变。如果不具备根本性的、稳定的社会大环境,常规的经济行为就无法顺利展开;反之不改革,就没有发展;如果没有发展稳定,“中国梦”就如同天方夜谭。邓小平同志曾经论述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的相互关系,于1985年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二次革命”;于1989年1月,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于1992年,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等论断。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之际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国家及世界发展的高度,结合新中国35年的发展经验提出:“一定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以更大的政治信念和智慧,不断解放观念、以实践推动社会生产力、激发创新活力。”(11)
   
       4.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
   
       改革开放的任务是创建系统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在进行改革的同时,应持续缩小计划经济所占的比重,扩大市场经济份额。这种科学规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协同发展的特征,也在西方国家发展实践中有所体现。这种机制有利于规划出中国较长时期的发展任务,并确保法制的稳固,而不仅仅取决于立场、观念等的变化。虽然某些发达国家认为,计划和市场、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是相互对立的,但在中国却科学性地将两者进行了整合。由此,伴随市场经济机制的不断完善,计划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减小,但其依然在诸多方面对中国经济构成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在中国一些垄断行业,仍然保留着较大规模的国营经济,计划经济的观念模式、操作手段等,也都被采纳至中国宏观调控整个体系中,体现着不可取代的价值。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常规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在实现形式上和“政府调控”密不可分,这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科学性综合体的具体体现。
   
       5.企业竞争和区域政府竞争并存
   
       在常规性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企业是市场运行主体,经过企业间的良性竞争,达到资源的科学化整合,助推社会大局的稳定繁荣。所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中国政府先是对国有企业展开试点,使其作为单独的经济体,参与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进行优胜劣汰;然后进一步鼓励私营企业运转,以达到市场经济主体的全面化,强化市场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当前,除了企业竞争,中国各个区域政府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国家依靠财税改革、政绩考核等机制,鼓励区域政府整合全部资源,努力融入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去。比如,区域政府不能只依靠补贴机制扶植本地公司参与其中,可以进行招商引资来发展区域经济,对谈判项目、土地占用要给予大力倾斜,特殊情况下不经过中间环节直接调配资源。基于此,区域政府的资源集聚和有序竞争,将是中国特色市场机制的重要表现。
   
       6.西方经济理论中国化
   
       市场经济理论从发轫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已有五个世纪的历史,在阶段性上也突显出各种学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常规性的市场经济属性,所以也应该综合考虑典型性的西方经济理论观点。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可如拉美国家的硬性模仿,而是要结合中国国情,切实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第一,中国市场经济处于全球经济复杂的大格局之下,国内经济条件也复杂多变,因此在具体引进西方经济理论时,应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吸收和调整;第二,中国市场经济尽管发展较晚,但厚积薄发,以30余年的奋斗超越了西方国家几个世纪的发展成果,其中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实践值得继承和发扬。(12)总体来说,基于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进步,在充分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要结合中国国情,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发展西方经济理论,努力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道路。
   
       三、中国经济模式的探索实践与创新发展
   
       1.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设想,并在实践中得到了持续发展,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中国对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具备常规市场经济的一致性属性及社会体制的特色性,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含义。中国经济形式有一个最显著的优势,即综合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来讲,这是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化及改良。在资源配置上,市场经济是基础手段,并且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达到目的:独立的经济主体,市场竞争环境自由,市场体系完善,市场空间开放,法制体系健全。(13)多年来,中国对于这些市场经济的发展要素一直在改革,因为这些部分不到位,必将会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造成影响和危害。但与此同时,中国基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深厚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必须具备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殊色彩。
   
       目前在辩证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根本区分:一是在所有制上,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因此要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和支柱作用;二是在宏观调控上,中国要结合人民群众的长期和短期利益,部分和全局利益,注重利用市场和计划这两种手段的优点进行经济的总体把控;三是在分配制度上,中国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与此相伴随的是政府干预时大时小,若隐若现,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政府干预的日益增强,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阻力。突出体现在:
   
       (1)受到多方影响而导致的各种动力结构出现问题,例如消费、投资等。就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普遍相同,都需要依据投资来进行经济拉动,从而提升本国的经济实力,然而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中国经济投资得到了迅猛发展,相应规模与资源也都有所扩张,这种投资过度现象逐渐对中国环境、资源以及消费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该现象出现的最本质原因就来自于政府,是政府的过度干预所产生的。政府将国家经济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利用多种方式与措施激发地区经济,而各个地区政府将政绩作为唯一思想与宗旨,最终造成了投资饥渴症,时间一久,整个国家的消费承载力出现问题,此时政府又将目标转向了出口,为了较好地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将各种资源掌握于自己手中,并廉价提供给愿意出口的企业使用,最终致使腐败、过度建设等诸多现象频发,这必将会对社会公众的日常消费与正常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2)中国经济层面的三个产业结构不均衡,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诸多影响。对于中国产业结构来说,最为明显的现象就体现在服务产业方面,服务产业由于较多因素的左右,致使最终的发展出现问题,其中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政府干预。在第三行业之中,共存在两大类型,其一是生产性服务业,其二是生活性服务业。其中前者主要以房地产、金融以及信息等行业为主,属于配套型的服务行业,和制造业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所以通常来说,这类行业受到国家宏观调控及政府干预较多。而后者则与居民消费有着密切联系,称得上是劳动和创意密集型行业,与资本无关,因此国家也并不是十分关注,该类型行业主要都是一些中小型的企业,属于民营性质,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环境的恶劣以及集资难等条件限制,致使这些企业很难得到更高水平的发展。
   
       (3)企业所有制结构的不完善。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在不断变动,然而整体大方向并无太大改变。依据中国政府制定的“十三五”发展规划和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顶层设计,中国应当向国外经济发达国家学习,借鉴其良好的企业发展经验,并结合中国自身国情进行应用,不断减少国有企业的比例,为民营企业留出发展空间。然而自金融危机结束之后,中国出于对多方面冲击与压力的考量,制定政府干预政策,该政策实施手段较为强势,并且对象重点皆为国有企业,在这之后,大量资金开始流入这些国有企业,尽管该现象在最近几年稍有改善,但整体市场依旧存在较多弊端,急需政府层面的改进和提升。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渐过渡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干预,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更多地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尽管最终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所差异,但在经济发展的根本属性方面,必须展现出市场的应然特征。因此,中国要持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对政府干预进行有机把控,重在突出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和顶层设计的规划效能,让微观层面的企业经济放开搞活,以此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持续动力和发展活力。
   
       2.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管理
   
       1998年,钱颖一等学者较早提出了“中国式分权”概念,认为中国式分权主要是指中国分散化的财政体制。(14)当前理论和实践界对中国式分权内涵形成的一个共识是,中国分散的财政体制和集中的政治管理体制之间紧密联系,是中国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滞后渐进道路的一个表征。
   
       财政分权的意义在于向地方政府提供了发展经济的激励。在中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主要对上负责,在政治集权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每年不仅要保证GDP的高增长(否则在政绩考核中被一票否决),还要根据GDP等指标排名,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有竞争GDP增长率的激励,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在中央的宏观管理下,财政分权增加了地方经济独立性,调动了地方积极性,有利于发挥地方信息优势、硬化地方预算约束、鼓励地方政府竞争、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创新公共服务的科学化水平。但与此同时,财政分权也导致对资本的过度竞争等,影响地方福利计划的实施,难以实现公平收入分配,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需要中央从宏观设计上进行科学规制。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国家在生态区和扶贫重点县取消GDP考核,并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如果全国432个重点生态区和590多个重点贫困县相加,意味着未来全国一半以上的县和县级市不再有GDP考核。(15)
   
       要解决上述种种问题,唯有在诸多方面实现财税领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首先,分税制的收入划分应遵循效率、公平和适应等原则,可以增加资源税的比例并将其主要作为一种地方税,以增加资源丰富但偏远地区的地方收入。其次,税收征管体制必须尽快立法化和司法化,进一步明晰中央和地方的税收边界。(16)总体来说,虽然财政分权视域下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和收入责任未必对等,但分税制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而且在经过适当调整之后,是完全有潜力发展成为符合中国需要的、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可持续发展制度。
   
      3.东部沿海地区先行先试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一直实行的是平衡式的经济增长路线,也就是将众多的投资项目往相对贫困的中西部区域补给,而经济发达区域却缺少必要的资金投入,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均衡发展,但均衡发展层次是比较低的,最终造成了“大锅饭”,全国经济整体落后。
   
       基于此,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摒弃了区域均衡发展的传统观念,结合区域优劣势,实行了沿海地区先富先行的战略,即在政策上对沿海地区及部分城市特别地关照和扶持,使此类区域依靠外来资金及外部合作来助推经济进步。并先后建设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及海南五个经济特区,继而进一步开放了一些沿海城市作为经验试点。沿海区域无论在地理位置上还是经济资源上,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政府提供资金扶持、关税减免、放宽审批权等特色性的关照战略,进一步强化了开放性及资源的整合性,以便更好地促进沿海城市发展持续升级。目前中国沿海先行策略收获颇丰,从经济数据上来看,广东、福建、山东、上海、浙江等省市已发展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一梯队,达到了现代化的标准。以深圳市为例,在过去30余年中,其经济增长率年均超过20%,2014年人均GDP达14.95万元,居副省级城市首位。(17)如今,深圳已经由原来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其人均收入在世界范围内,也能够和发达国家的城市相媲美,这也标志着我国沿海先行模式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引领作用。
   
       而在中国沿海地区先行发展模式进程中,必须要结合中国实际,从四个规律上探索其发展方向: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这主要是基于中国的政治生态,而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必须要通过顶层设计到位,对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引领作用;二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努力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结合;三是要遵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用具有普适价值的市场经济来指引沿海经济的先期快速发展和后期的协同进步;四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与开放的转型和跨越规律,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制度尚未定型,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发展就要敢于先行先试,而这正是我国沿海地区先行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4.持续深化改革引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而这与我国改革开放所引领的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而应对并持续推进经济“新常态”,同样需要改革的引领。十八大以来,按照上层建筑的顶层设计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新常态”具有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甚至是中速增长”;二是“由粗放发展方式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发展方式”。这两个基本特征都用了“转向”的说法,但是“转”的进度有明显的差别,其中前一个GDP增速下降已经是既成事实,而后一个则是发展模式转变,如结构改善、效率提高,还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实现。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是制定“九五”(1996-2000年)计划时提出来的,经过20年的发展,到2016年还没有实现。由此可见,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究其原因,归结起来就是体制性障碍,如宏观管理体制、微观经济运行制度等,都需要统一到“中国梦”视域下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在低水平的通胀程度,体现的是“去通胀化”的宏观经济形势,CPI已经有效控制到经济危机之后的最小值,并且PPI数据在近3年中持续走低。目前中国经济“去杠杆”已经收尾,这为经济转型提供了优质条件。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十三五”规划已经出台,结合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中国为了保障将来时期的长远发展策略,保障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应该容许增长值趋于合理范围内。2015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为6.9%,与往年高速度预期有所差距,但中国主动把经济发展速率降下来,从而为经济结构改革和提质增效留下了空间。与此同时,预计我国2016年CPI增长1.7%左右,比2015年的1.4%略高,(18)但从整体层面上来看,中国经济通胀能力估计会维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局面。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分析,2015年,随着人民币加入SDR,中国经济的整体宽松和定向发力的观念目前已初步形成,未来在发展战略的实施方面还具有较大程度的不可预见性。综合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总体来说,中国货币策略可控制的自由度还比较小,国家在将来还会凭借多种形式和手段,最大限度地保障实体经济的稳步推进。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国改革的主旋律是经济体制改革,用经济体制改革来带动全面性的改革。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及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注重从社会供给方面来提升经济发展的需求潜力和质量。在经济改革进程中,中国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上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结合中国当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要通过经济领域深层次的体制改革,使生产力得到充分解放,使人民群众能够分享到改革的成果,维持经济发展动力,确保体制创新活力,从而为中国全面性的改革和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19)
   
       四、中国经济模式的发展前景与演进方向
   
       在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之际,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也得到了爆发,由此再次产生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大争论,即是依靠重启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还是强化政府作用,推行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征的所谓“中国模式”。(20)在这种情势下,党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十八大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同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攻方向,注重用市场的力量来更好地解决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层面的诸多问题或矛盾。而中国政府需要做的是加快改革和创新开放,在此基础之上实现经济模式的优化,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发展。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模式,将根植于两个重要基点:
   
       第一,重点推动政府转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开始进入了使用资源配置的时期,利用资源的充分应用来拉动国家经济发展,最终成效惊人。然而改革愈发深入,政府干预所产生的影响与问题也就开始不断被暴露出来,中国整个经济市场仿佛有着一张无形之手在推动与左右着,由于一直没有激发出最深层的经济潜力与活力,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一直不足,特别是当资源枯竭或者被环境保护所制约时,必然会造成发展乏力,导致经济下行。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深化阶段,必然需要对经济增长速度进行调整并优化经济运行体制,这时最为主要的内容就是政府转型,就目前实际情况来说,只有政府不断放权,并且简化当前繁杂的政策,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出市场资源的优势与功能,并最终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第二,自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以来,正好出现了经济全球化这一机遇,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了把握与执行,并最终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发展,但在此过程中,中国所付出的环境及资源浪费代价是极其沉重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中小企业及民营经济发展。因此,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来说,除了改革之外,还必须突破传统利益局限,降低利益集团力量,提升经济社会的包容力度,增强各种层次经济主体的协同发展效能。
   
       第三,中国政府还需要积极参加到国际经济的新体系之中,制定出科学且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发展方针,通过创新驱动与创造力的提升,牢牢把握住绿色发展的主旨,进而增强经济发展的水平与质量,最终确保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速度上,实现稳健发展,助推中国经济保障下的“中国梦”的完美实现。
   
       注释:
   
       ①转引自刘爱武:《国外中国模式研究评析》,博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2年,第16页。
   
       ②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江金权:《“中国模式”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解析》,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④韩保江:《中国奇迹与中国发展模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⑤张宇、张晨、蔡万焕:《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⑥蔡昉:《“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
   
       ⑦许立成、范从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诠释与反思》,《现代经济探讨》2014年第6期。
   
       ⑧夏宇翔:《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品牌》2015年第8期。
   
       ⑨李飘:《在批判中反思——由对谢韬〈民主社会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批判引起的思考》,《武昌理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⑩秦晓:《“中国模式”深思:经济转轨中的路径选择》,《祖国》2010年第11期。
   
       (11)杨玉凤:《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2)林森:《经济理念的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模式”实践过程》,《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3期。
   
       (13)丁霞、颜鹏飞:《中国模式研究——解读“中国模式”:基于经济发展的视角》,《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3期。
   
       (14)胡书东:《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77~180页。
   
       (15)杨伟民:《未来一半以上县市不再有GDP考核》,中国金融信息网,http://news.xinhua08.com/a/20131128/1278936.shtml.
   
       (16)靳东升:《依法治税——中央与地方税权关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91~93页。
   
       (17)万红金:《深圳人均GDP追赶亚洲四,2014年达14.95万元》,http://shenzhen.sina.com.cn/news/n/2015-10-22/detail-ifxizwsm2265063.shtml.
   
       (18)李洪鹏:《2015年CPI涨1.4%创6年新低2016物价涨幅或微回升》,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6-01/09/c_128611578.htm.
   
       (19)唐双宁:《三角形:中国经济模式的理想选择》,《中国产业》2010年第7期。
   
       (20)晓虹、吴敬琏:《正确审视“中国模式”对未来有重要意义》,《企业改革与管理》2012年第1期。
   
    作者简介:易娅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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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农业产业经济发展步伐之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