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述评

沈华

2018年05月14日 12:00

张任之 戚聿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针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中首次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必然要求”[2]。笔者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背景、政策性内涵、必要性、任务以及与总需求管理的关系五个方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背景
   
       国内学者主要从西方供给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个层面展开研究。
   
       在对西方供给学派的研究层面上,大部分学者指出,作为20世纪80年代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经济政策重要理论依据的供给学派的主张虽然与中国当前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即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等,但是在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等方面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政策目标而言,卢峰(2016)通过对“里根经济学”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短期目标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美国实施供给学派经济政策的长期目标是化解政府过度干预管制所带来的种种经济弊端,短期目标则是解决高通货膨胀率,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目标是提升供给系统对需求的反应灵敏度与效率,短期目标则是应对经济周期下行与结构转变双重调整的挑战[3]。胡鞍钢(2016)指出“里根经济学”的政策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而中国目前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较小,而结构性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两大主要矛盾,因此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更多的是解决结构性问题[4]。政策目标的不同自然导致政策手段的不同。郭克莎(2016)以英美实施的四项供给管理政策为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西方供给学派实行的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和收紧货币政策手段并不适用于当前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陈小亮和陈彦斌(2016)认为如果按照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手段来实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虽然能够弥补产出缺口,但是却会加剧通缩压力,因此他们认为中国不能盲目照搬英美供给管理的政策手段[6]。林毅夫(2015)则以产业政策为例,指出发达国家在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时是反对产业政策的,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产业政策要准的内容[7]。
   
       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层面上,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逄锦聚(2016)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和社会总产品实现原理为理论基础[8]。金碚(2016)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供求理论为基础,指出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握好以货币侧为核心的货币经济需求侧和以产品侧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供给侧两者之间的关系[9]。洪银兴(2016)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和劳动价值等理论分析了中国当前供给侧所面临的问题[10]。丁任重和李标(2017)指出中国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马克思主义供给与需求理论为基础的,与西方供给学派存在显著不同,超越并且丰富了西方供给理论[11]。谢地和郁秋艳(2016)指出针对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广泛存在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要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去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12]。
   
       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性内涵
   
       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性内涵是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因此本节将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内容两个方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性内涵进行阐述。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大部分学者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有效供给、加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张卓元(2016)指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更好地满足广大消费者的精神和物质需要[13]。马建堂(2016)指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供求矛盾主要表现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部分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力于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使供给能力、供给质量和供给结构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与生态需要[14]。金碚(2016)[9]、厉以宁(2017)[15]、贾康和苏京春(2016)[16]、王一鸣(2015)[17]等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国内学者主要从结构层面和体制机制层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进行了阐述。从结构层面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对由于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而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进行结构调整。刘世锦(2015)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就是全面提升中国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体体现为推动要素市场流动、重新优化组合、矫正扭曲[18]。杨伟民(2016)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降低要素配置的错配程度,具体包括三个层面的要素:企业内部的要素配置及其组合、企业间的要素配置结构以及产业间要素配置结构[19]。杨晓维(2016)认为结构性问题的本质就是资源配置问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改革改变现有资源配置方式,让资源配置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高[20]。郭克莎(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取向是促进资本、劳动、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进而带动结构调整优化、经济转型升级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5]。李佐军(2015)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推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21]。从体制机制层面而言,吴敬琏(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消除政府在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的体制性障碍,建立起一套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22]。田国强(2016)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根本的是有效市场制度供给,应以深层次市场化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23]。洪银兴(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就是要建立起有效防止和解决无效和低端产能、缺乏市场需求的库存、高杠杆带来的高债务以及成本持续走高等问题的制度结构[10]。贾康和苏京春(2016)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通过改革化解制约中国长期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深层次制度因素[16]。黄群慧(2016)指出体制机制问题是产生结构性矛盾的根源所在,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化解结构性矛盾,实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24]。
   
    三、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正在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属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可能通过短期的需求刺激政策实现经济反弹,因此需要从供给侧发力来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本部分将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进行综述。
   
       (一)需求侧
   
       传统“三驾马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正在减弱已经在学术界形成共识,其自身面临着一系列硬性约束,而且需求管理政策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
   
       对于需求结构而言,刘伟(2016)指出导致中国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疲软的深层原因在于结构性矛盾,就消费需求而言,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是导致消费需求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大多数人的消费欲望无法形成有效的需求,对于投资需求而言,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动力以及资本金融市场结构性扭曲是导致投资需求疲软的根本原因[25]。张茉楠(2015)认为中间产品、重要原材料等有效供给能力的不足是导致投资需求疲弱的重要原因[26]。从影响净出口增长的因素来看,随着国内要素成本的上升,中国过去依靠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向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而且中国在许多中高端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国际市场变得相对萎缩,因此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27]。
   
       从需求管理的角度来看,吴敬琏(2016)指出长期使用需求管理政策会造成投资回报率逐渐递减、债务风险迅速提高以及金融风险急剧上升三个严重负面后果[22]。刘伟(2016)认为传统的刺激需求政策使得大量资金进入金融、房地产市场而没有流入实体经济,结果导致在加剧金融风险的同时,经济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28]。金碚(2016)从债务的角度对传统需求管理政策的不可行性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总需求管理政策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起到调控经济的作用,但是一旦其超过一定限度,必然会导致供给方债务攀升、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而且当前中国的债务总量已经接近可能危及安全的限度,继续通过需求管理政策来刺激经济会引起不良债务、产能过剩等问题的加剧[9]。李佐军(2016)指出中国经济当前存在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非周期性问题,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益正在递减,而且以往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造成企业利润率下降、金融风险加剧、债务压力加大、产能过剩等一系列不良政策效果[21]。陈小亮和陈彦斌(2016)指出长期以来实行的需求管理政策通过增加补贴、减轻税负等方式使得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得以继续生存,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种类和品质没有发生改变,中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6]。
   
       (二)供给侧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要素供给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严重制约了供给质量的提升。同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高端供给不足的现象反映出供给结构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从供给要素来看,传统的依靠生产要素高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式供给模式已难以为继。贾康和苏京春(2016)详细分析了当前中国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供给不足的问题,指出:随着2012年后社会劳动适龄人口规模的减少,以低廉劳动“无限供给”为特征的劳动力转移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逐渐消失;土地制度僵化落后,自然资源粗放、低效耗用,导致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下降,制约了供给能力的进一步提升;金融压抑明显,实体经济得到的融资支持较小,资本效率较低下[16]。滕泰和冯磊(2014)指出中国的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技术等供给要素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供给抑制状况,并且供给抑制越严重,供给质量越低下[29]。蔡昉(2016)则从劳动力的角度说明了要素供给端所面临的问题,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2010年以前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充分供给相关,并通过劳动力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而2010年以后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减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逐渐减弱[30]。面对传统生产要素供给不足的状况,不少学者认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提高与技术、制度等供给要素密切相关的全要素生产率,只有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吴敬琏(2016)指出,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从农村转向城市以及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两个主要原因,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缺乏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很难有进一步提升,因此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22]。蔡昉(2016)认为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缓、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受到破坏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的四个因素,他认为只有消除妨碍市场竞争机制的体制障碍才能更好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30]。
   
       供给结构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一方面钢铁、煤炭、水泥等传统行业存在着大量的无效供给;另一方面对于个性化、高端化的消费需求无法提供有效的供给。胡鞍钢等(2016)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尤其是传统工业品的生产能力明显过剩,35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18种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产能严重过剩的状况,带来了企业恶性竞争、失业率上升、金融风险加剧等一系列负面效应[31]。洪银兴(2016)认为当前供给侧的问题突出表现为结构性问题,可以归结为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并存,这种结构性矛盾属于长期问题,是由于供给不能适应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消费需求的新变化所导致的[10]。邵宇(2015)指出“供需错配”问题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具体体现在中低端产品供给过剩以及高端消费品供给不足两个方面[32]。刘元春(2016)指出结构性问题是供给侧最根本的问题,随着消费者更加关注消费品质,传统的供给能力与消费者的需求结构严重脱节,供需中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严重[33]。陈小亮和陈彦斌(2016)认为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由于体制性障碍等原因无法有效治理产能过剩和增加有效供给,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消除这些体制性障碍可以实现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6]。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放松规制,释放活力,从而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本部分将从企业、产业和制度三个层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进行分析。
   
       (一)企业层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企业层面的核心目标是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而作为供给侧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改革却进展缓慢,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流于形式,法人治理结构形似神不似,企业劳动、人事、分配等内部管理制度僵化,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制度性壁垒硬如坚冰。在此背景下,部分学者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推进企业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路径。刘伟和蔡志洲(2016)针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国有运行企业效率低下、产品和服务质量较差的问题,指出应该通过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多渠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增强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竞争性效率,实现国有企业效率的最大化[28]。厉以宁(2016)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同国有企业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效率、技术等方向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高效化[34]。盛洪(2016)指出当前国有企业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严重拖累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在垄断行业存在着严格的市场准入,使得民营企业即使存在投资意愿也很难进入到这些行业中,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35]。郭克莎(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有三项任务: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加非国有经济控股的比例;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多渠道引入竞争机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关闭一批国有僵尸型企业[5]。黄群慧(2016)提出从国有企业功能分类改革、坚持整体协同原则、加快产能过剩行业和自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24]。
   
       (二)产业层面
   
       产业层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是抑制部分行业的无效供给,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产业的供给能力、供给质量和供给结构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日益个性化和高端化的需求。化解产能过剩和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产业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
   
       1.化解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问题是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国内学者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更好地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展开了研究。卢锋(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等市场出清方式疏通“有序退出”的路径,真正实现市场化“去产能”的目标[36]。刘世锦(2016)指出在推进去产能的过程中,需要发挥优势企业的主导作用,通过市场化的兼并重组来实现去除无效产能的目标[37]。林毅夫(2016)则专门对出现产能过剩的原因以及如何化解过剩产能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非市场化的竞争主体和非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是导致出现产能过剩的结构性原因,而化解过剩产能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协同作用[38]。刘元春(2016)认为在去产能过程中需要依靠市场化的手段来加以解决,同时需要构筑市场与政府职能有机平衡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以及职工就业安置机制,降低去产能可能带来的风险[39]。潘文轩(2016)指出要积极寻求化解产能过剩的稳定方式,即通过精准识别去产能对象,妥善处理破产清算与兼并重组以及供给侧改革与需求管理之间的关系,制定相应地配套措施,从源头上减少去产能带来的负面冲击[40]。
   
       2.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是产业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内学者针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具体推进路径展开了相关研究。贾康和苏京春(2016)指出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制度与创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当前中国在制度和创新要素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因此应该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具体包括完善以改造应试教育和去行政化为重点的教育改革,深化以支持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为核心的科技体制改革,引导各类创新主体积极参与自主创新活动,培育创新文化等[16]。李佐军(2016)指出实现产业结构由低端制造业、传统服务业和传统农业向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的转变,必须要进行要素升级,即由主要依靠土地、资源、劳动力等普通要素转向依靠技术、知识、人才等要素,而实现这个过程的转变需要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改革,具体包括完善有利于要素升级的制度,制定促进要素升级的相关法律和法规,培育适应要素升级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市场主体,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21]。黄群慧(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从完善技术创新生态,构建科学的政策机制,加强制度创新和人力资本培育,积极构建以智能制造为先导的现代产业新体系四个方面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24]。刘伟和蔡志洲(2016)指出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应该强调按照市场客观经济规律来推进,即通过完善市场的法治建设和制度建设,来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28]。冯志峰(2016)则强调了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实施“双创”、“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行动计划,构筑以创新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实现供给总量和供给质量的双重提升[41]。
   
       (三)制度层面
   
       制度层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机制和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1.完善市场机制
   
       国内学者主要从要素配置和价格机制两个角度来阐述完善市场机制的具体路径。从要素配置而言,要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改变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配置由政府主导的局面,让市场在要素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刘世锦(2016)认为要素市场的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加快城乡之间的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合理流动,将会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7]。学者们针对不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存在的障碍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蔡昉(2016)[42]、于明远和范爱军(2016)以劳动力生产要素为例,指出应该打破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壁垒,消除劳动力在不同区域、行业以及部门之间的流动障碍,提高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效率[43]。郭克莎(2016)[5]、郭田勇(2016)[44]针对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所存在的所有制歧视问题,提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应该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以及金融企业的民营化、多元化,打破国有金融企业垄断经营的局面,实现资本要素的合理配置,从而全面提升经济效率。郭春丽和易信(2017)指出应该加快农村土地“还权赋能”和城镇土地“内涵挖潜”,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用途转换和出让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45]。从价格机制来看,市场价格作为供给和需求的最集中体现,是调节供求的决定性因素,应该加快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使价格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有效的价格机制决定着市场能否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郭克莎(2016)认为应当从深化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入手,把被企业掩盖的优惠贷款、财政补贴等利益关系显性化,使价格水平真正反映企业的利润水平,同时要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公共服务的价格改革[5]。马建堂(2016)认为中国当前仍然存在价格信号不明确的问题,应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清除市场壁垒,完善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14]。周小川(2016)[46]、高培勇(2016)[47]分别从金融、税收角度阐述了消除价格扭曲的具体措施。此外,黄勇(2016)认为应该从保障竞争执法常态化、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及大力规制行政垄断三个方面来推进竞争政策的实施,保障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48]。
   
    2.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是要通过政府简政放权,放松规制,尽可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使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市场本身所具有的活力释放出来。贾康(2016)指出:应该进一步加快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行政体制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包括大力削减行政审批事项;以“负面清单”原则为取向,创造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对政府收费项目实行目录清单管理,降低企业实际综合负担特别是税外负担[16]。迟福林(2016)从重在激活市场和放活企业、规范权力运行、确立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理念三个方面对简政放权改革的具体任务进行了分析[49]。刘志彪(2017)指出政府要以为企业提供服务为核心进行职能改革,简政放权,放松规制,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50]。
   
       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总需求管理之间的关系
   
       合理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总需求管理之间的关系,深刻理解供求关系的理论逻辑和实施条件,有助于平稳顺利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内学者主要从两者的区别以及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这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总需求管理的区别
   
       刘伟(2016)从政策着眼点、政策效果时间、政策对象、政策手段四个方面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总需求管理的区别,他指出相比于总需求管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政策着眼点上主要影响生产者,政策效果时间较长,政策对象主要针对矛盾较大的存量,政策手段中包含管制政策和产业结构政策[51]。丁任重(2016)指出了两者在实施过程中的三个不同之处,即需求调节注重政府的作用,供给调节着重发挥市场的作用;需求调节主要是短期调节,时滞过程短,在短期内能产生效果,而供给调节相对来说发挥作用的过程较长;三是需求调节注重经济增长的成效,供给调节注重经济增长的动力[52]。金碚(2016)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来理解两者在政策主张上的区别,从需求管理的角度来看,市场失灵体现为即使市场机制能够正常运行,仍然可能发生需求不足和非自愿性失业,因此需求管理政策的特征是货币性、短期性、总量性的,而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市场失灵是由于结构性障碍而导致的调节机制系统性失效,因此供给侧的措施是实体性、长期性和结构性的[9]。冯志峰(2016)从改革指向、改革效果以及改革政策三个方面对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他指出相比于需求管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指向生产者,改革实现效果所需时间较长,改革政策更加注重体制机制的创新[41]。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总需求管理的实践应用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总需求管理之间的关系,大部分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而应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搭配使用,根据具体的问题和环境选择不同的侧重点。金碚(2016)指出完善的市场体制机制是保障宏观需求管理政策有效的前提,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否定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必要性,而是使宏观需求管理政策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对总体经济的调控功能[9]。郭克莎(2016)认为在总量问题与结构问题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应该同时使用需求调控与供给管理政策,需求调控为供给管理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供给管理可以使需求刺激政策得到更好地实施[5]。王一鸣(2015)认为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着需求管理政策的退出,两者应相互配合互为促进,通过适度扩大总需求,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可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17]。此外,部分学者对于如何更好地发挥两者的政策效果提出了具体的措施。金碚(2016)认为保持一定的宏观经济景气度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实施条件,具体可以采取适度宽松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稳定经济增长速度,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从而稳定和增强企业信心[9]。李翀(2016)认为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应该寻求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为了保持经济的短期稳定,可以在坚持供给侧改革的同时,考虑实行三项短期需求管理政策:适度增加政府支出,适度降低政府税率以及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53]。贾康(2016)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在经济下行曲线陡峭时,合理范围内的需求管理政策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在采取需求刺激政策时,要综合考虑供给侧效果,采取选择性的有效投资,实现供需调控的有效结合和动态平衡[16]。易纲(2016)指出在实施需求管理政策时应该把握好三个原则:不能产生债务通货紧缩的风险,不能超越社会承受能力,流动性不会出现大面积的紧缩[54]。
   
       六、简单述评与研究展望
   
       学术界虽然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和目的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统一的认识,但是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推进路径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绝大部分学者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任务理解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项任务,认为只要完成上述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就能够实现,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导致这些问题发生的结构性矛盾,而只有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所面临的矛盾;第二,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任务的理解存在过于泛化的倾向,无论什么样的政策手段或者改革措施,都统统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分析框架中,甚至一些需求管理政策也被归结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这种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错误解读不仅会误导人们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而且会阻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对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有必要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探讨。具体而言,未来的研究应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方供给学派理论尽管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其政策主张非常明确,仅限于减税降费、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和放松规制这三大内容。而中国已有相关文献大都缺乏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似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所不包,面面俱到,这就使得一项严肃的改革举措易被理解为“大杂烩”,使得改革实践缺乏明确的针对性和指向性,造成改革目标不知所向,改革行动无所适从,改革进展无法掌控,改革结果无法衡量。现有研究成果大都把“三去一降一补”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而简政放权、放松规制、国有企业改革、自然垄断产业竞争化改造、生产要素价格理顺、产业政策转型等明显属于供给侧改革的内容,却鲜有人纳入供给侧改革的范围。因此,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首先需要明确其内涵外延,当务之急是明确改革的战略取向和目标。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象主要是指向微观企业,通过发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作用,让企业创造有效供给和开拓消费市场。当前作为供给侧主体的国有企业面临总体规模偏大、产业范围偏广、泛行政化、独资公司居多、治理结构不尽规范、高管腐败较为严重,行政垄断色彩明显等问题,而同样作为供给侧主体的民营企业面临着与国有企业之间地位不对等、实力不相称、竞争不公平、绩效不可比等问题。因此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应该从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竞争基础性作用出发,重点关注如何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如何进行自然垄断产业的竞争化改造,如何打破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壁垒以及与实现国有企业之间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这对于维持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稳定增长十分必要,有待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向为企业,但主动权在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在地呼唤政府改革。政府规模边界、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放松规制、政策转型皆属于政府自身改革范畴。对于这些内容,学界泛泛研究的较多,精细研究的较少。例如,国外供给侧改革中,放松规制是重点内容之一。但在中国,政府政策时时处处强调加强监管(规制的中国叫法),学术界也几乎是“一边倒”的加强规制的声音。市场决定性作用和竞争基础性作用到底是需要加强规制还是放松规制?产业政策亦是如此。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中国的产业政策多如牛毛,从产业结构政策到产业组织政策,从产业技术政策到产业创新政策,从产业区域政策到产业集群政策,可谓“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需要研究的是,从理论上看,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吗?产业政策与竞争性市场经济兼容吗?从实证检验看,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还是“拦路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到底需要“有为政府”还是“有限政府”?政府如何制定实施“精准的产业政策”?怎样处理好精准产业政策与公平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些直面现实的难点问题迫切需要学术界通过深入研究予以回答。
   
    作者简介:张任之(1989- ),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戚聿东(1966-),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70]]>

2018年05月14日 04:35
232
论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